清代词学

词于晚唐、五代至两宋达到辉煌的成绩，相对于金元明的衰颓，清代词学发展蓬勃，史称「中兴」。清代词论和文学理论繁兴，诗学理论或隐或显的影响词学观念，首先在量部份，据严迪昌先生《清词史》的估量：「一代清词总量将超出二十万首以上，词人有多至一万之数。」数量虽不足以说明一切，但可从清词人与词作的数量理解清朝词学之盛行和繁荣。李渔就曾言：「自有词之体制以来，未有胜于今日者。」清代流派的众多和词家风格多样亦能说明清词的兴盛，婉丽、清雅、豪放皆有，有崇北宋风致，有学南渡以后，亦有专主晚唐五代。清出有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各领风骚，三种风格鼎足而立，陈维崧的豪放，朱彝尊的清雅，纳兰性德的主情，多元的风格，揭示清代词学繁荣的里程碑。

清廷为拢络士人，文化政策上大兴科举，广招博学鸿儒、屡加恩科、特科，消弭文人敌对的情绪，博学鸿儒召取之人中不乏词论家与词家，如陈维崧、朱彝尊、尤侗等人。清廷大规模的编纂文化典籍，康熙《历代诗余序》中将词视为载道的诗和赋相等地位，有关于政教而裨益身心，统治阶层的提倡使词人创作热情高涨，他们抛弃「嬉弄乐府」的轻率与有伤风化的自悲，刺激词拓展和推动，对词史概念的生成亦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清代大兴文字狱，几次取缔屠杀都因诗文所引起，词并无一例，传统词的微婉和隐曲正适合文人表达心志，风险不似诗文大，过往「诗言志，词言情」的观念也在清代作了颠覆。而清代当时图书市场愈朝商业化的发展，读者群的扩大也有助于词学的传播，出版业的高度繁荣使得词集出版绵延不绝，清代词有广大的接受群体和丰富的创作队伍，词及出版不仅是清代词学中兴的例证，对于词学中兴也有直接堆对的重用。

文人结社唱和风气历来被是为雅事，筵席间吟诗填词，在欧阳炯的《花间词序》就曾提及：「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清代当时政治严加禁止诗文社盟，对于纯粹诗词唱和少加干涉，清初词话的内容许多皆是聚会唱合的见闻纪录，嘉庆、道光年间词社繁盛，如常州词派的周济、李兆洛等人聚会赋诗填词、纵论天下，道光年间有端木采等发起的「听松词社」，谭献在《复堂日记》中也说许多写作得力于词社的聚谈。

清代词学中兴，诗学理论渗入词学的范畴，而清廷的文化政策、文人结社盛行皆是刺激清代词学蓬勃发展的因素。以诗为词的观念产生，在清代产生许多诗、词兼擅的文学流派，以诗学原理说词、以诗学方法论词，而蓬勃大量的创作与多元风格亦带动了整个词学的发展，清人对词有一份「自觉」，有意识的撰写词话、编订词选，《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有「词曲」类目，词曲又分为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四子目，词摆脱诗的附庸，成为一种独立于传统文学批评的新理论。

二、清代词学的特征

在各个时代文学的流派与地域性对文学的演进都扮演了重用的影响角色，清代亦不例外，文学流派是指由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一群作家，创作风格审美倾向的相同或相似而产生，清代「词学史」可说即是一部「流派史」，从明末清初起，云间、阳羡、浙西、常州词派此起彼落，主导清代词学发展。清代以前，尚未有成熟的词学理论流派，宋人已注意到不同的风格特色，开始辨体式、析正变，词论中以有花间体、南唐体、稼轩体等体式名称；南宋汪莘将苏轼、朱希真、辛弃疾的不同词风概括为宋词风的三变，但这些尚不构成成熟的流派批评，从创作中发现相近的审美情趣与艺术倾向，具有鲜明一致的理论与主张，如云间词派的注重婉丽；西泠词派的西泠十子与云间词派拥有相似的风格与主张，时人云：「十子皆出于卧子之门，国初西泠派及云间派也」，『卧子』指的即是云间词派的陈子龙；浙西词派尚醇雅清韵，推崇南宋、提倡雅正，主张词典雅的风格；常州词派讲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强调词能反映现实外的功能；晚清四大家提倡重、拙、大。清代词学理论与创作密切的结和，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批判精神，从清代的词学流派中可窥当时词坛所针砭之时事与文学理论，清代词学对于过去南唐五代、两宋、金元明作出爬梳整理，各家争鸣，有不同的论点与支持倾向，对于词学的话语也有新的建设与创新。

而文学史上的流派往往会带有地域色彩，因文化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环境的相同，历史、地域让词人萌发相同的感触，地域空间的相近也使词人容易切磋词艺，相互讨论品评，清代的各流派多以地域构成，如云间词派的陈子龙、李雯、宋征璧皆为云间人；张惠言、周济均为常州人，阳羡、浙西构成也大致如此，清代词学家大都重视乡邑特色，不仅是对同乡词家的称赞，隐含了对词派源头的探索，在清代词选本中亦可看出地域性的色彩，云间词派有《幽兰草词》、阳羡(宜兴)词派有《荆溪词初集》、浙西词派有《浙西六家词》、常州词派有《国朝常州实录》，这些词选体现了地域乡邑风貌和表现了词派的共识，虽地域因素能次进词派的发展，也扩大了词派的影响，但文学流派产生最重要的依旧是其创作风格和主张，地域性只是次之，同调的观念更胜于同里关系。

不同文学流派的切磋易于文学理论的进步和成熟，但执着于流派中亦会导致偏执与画地自限的极端现象，各个流派中的成员应也有自身不同的特色，不该是千人一面的相似创作，那将失去文学多元和异质的本色，清代的文学流派难免犯了过于狭隘的毛病，但因能互相交容、渗透、借鉴，使得清代词学不断滋生出新的流派和又进一步的文学理论，析体、论派的盛行也证明了清人对词体特征和词史发展的深入开拓。

三、理论范畴和观念方法的拓展

清代处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末期，清代以前词学的发展和各种文学理论已臻成熟，清朝的词学可说是集前人之大成，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有清两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两千余年的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拨春笋，愈拨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奇异现象所指正是清代学术集大成的特性，清代词学对前人理论的承继、总结和发展，讨论范畴十分广，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的命题，如词的起源，词与诗、曲的异同，词的正变：婉约与豪放、雅与俗、清空与质实，词与音乐的关系，对晚唐、五代、两宋等各历史阶段词风的认识，产生种种新的词学规范，不再视为单纯的审美、娱乐样式，延伸出以儒家诗教论词，以庄论词，以佛禅论词，三教合一的思想杂处于词学理论中，词不在是「艺文之下者」、「郑声」之流，将词的地位举为与诗相等，如谢章铤：「词固有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而与雅宋同文者」即是典型将诗的功能罗列至词中，亦是清人对于词基本的态度，对于词史的概念产生有关键的作用。辨体，是要辨析词与其它文体（主要是诗与词）的不同，确认词本身故有而非其它文体所共有的根本特色，可溯源李清照提出的「别是一家」的观念，总结出诗庄词媚、诗直词区、诗雅词俗的特征，将词放在历史脉络中，一种上不同于诗下不同于曲，介于雅俗之间的审美特点；对于正变的观念上，不同于过去只重视婉约的正体，而是兼采婉约、豪放，认为正变两种各有所长，体现多元风格并存的思想。
清代大量的生产词话、词选、论词诗词、词谱、词韵，数量繁浩，形式也多样，理论表述方式和文献数据丰富，过去小道、卑体的词体观不再，也不再似过去严守诗、词之别，将词学各种风格并列，推翻过去崇婉约抑豪放的观念，除传统的婉约、豪放，更添加了如清、轻、新、雅、灵、脆、婉、转、留、托、澹、空、皱、韵、超、浑等多元概念，词体不同的风格范畴，让清代词体观念产生的新变，清词虽尚绮艳但反淫亵，同时追慕南唐、五代与北宋风致，对于词中凝炼的生动新奇意像不遗余力，「警策」之句成为词人追求的目标。

词派介绍
云间派词学
一、简介
云间词派是明末清初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云间，即今上海市松江县的古称，清代属江苏松江府。明末，云间的文人较为活跃，作诗、填词、结社、唱和，对当时的文坛颇有影响。侯方域〈大寂子诗序〉云：「彭孝廉与夏考功彝仲，陈黄门子龙、周太学立勋、徐孝廉孚远、李舍人雯互相唱和，声施满天下，当时谓之云间六子。」陈子龙、李雯和宋征舆又称「云间三子」。
他们的诗风和论诗主张较为接近，因而被称为「云间诗派」，「云间词派」之名也缘此而生。云间词派的成员，除「三子」外还有宋征璧、夏完淳、钱芳标、宋存标、蒋平阶等人。云间词派的词学主张以陈子龙为代表，宋征璧和蒋平阶后来又有程度不同的补充发展。

云间词派是以同邑为基础，以相同或相近的词学主张和词风词貌为纽带的文学流派。云间词学在当时影响甚大，几乎笼罩了整个词坛，清初人彭孙遹曾说：「近人诗余，云间独盛。」（《金粟词话》）不仅当时的西泠十子和广陵词坛诸人都主要尊承云间之说，就连后来主盟词坛的陈维崧、朱彝尊在早期也深受云间词学主张的影响，有清一代三百年，词风数变，而云间的影响却无时不有。近人龙榆生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序〉）可见云间派、陈子龙在词史上地位之重要。

二、总结明词衰因，强调风骚之旨
作为明末清初有成就的词学流派，云间派既为清初词坛开风气，又对有明一代的词的发展历史作了总结，其意在兴衰起弊。明代是词史上的中衰期，后人对此多有批评。其实明人对此已有认识。明词衰颓的原因有很多，而文人中以诗文为正统，词为「卑体」、「小道」的观念则是主要原因之一。囿于这种观念，文坛大家往往不屑为词。如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何景明不肯降格即是一例。
云间派陈子龙对明词的批评即主要针对刘、杨、王诸人而发。陈子龙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词人的创作态度
陈子龙〈幽兰草词序〉说：
明兴以来，才人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有渐宋辙，其最   著者，为青田、新都、娄江。然诚意音体俱合，实无惊魂动魄之处；用修以学问为巧便，如明眸玉屑，纤眉积黛，只为累耳；元美取境似酌苏、柳间，然如凤夙桥下语，未免时坠吴歌。此非才之不逮也。拒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且南北九宫既盛，而绮袖红牙，不复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鲜王也。

序中批评刘基词平庸无奇，杨慎词逞学为累，王世贞词萎靡不振，并指出造成此弊的原因是「拒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即缺乏端正积极的创作思想和态度，作品立意不高。

（二）词的立意谋篇。
陈子龙还从作品出发，具体分析了明不及宋的四个方面，其〈王介人诗余序〉云：
（宋人）所造独王，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嬛利之词，而制之实王练，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笃，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唯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稚，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本朝以词名者，如刘伯温、杨用修、王元美，各有短长，大都不能及宋人。

所云「四难」为宋人之长，亦为明人之短。而「四难」的关键又在「用意难」。陈子龙强调要用词这种浅近的艺术形式，表达作者「沉至之思」，即丰富深沉的思想感情，使读者得到深刻、持久的感发。明词的不足主要在这里。陈子龙继承发展了前人的观念，提出了词以寄托比兴表达情志的主张，此即「沉至之思」的说明。

三、崇南唐北宋，尚婉丽当行

欲意有所作为的文学流派，往往标举一种理想境界以相号召，这种境界体现了该流派的审美主张。云间派诸子从考察词发展史的盛衰变化入手，提出了崇尚南唐北宋，排斥南宋词风的主张，陈子龙〈幽兰草词序〉说：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浓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所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伦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
陈子龙极赏南唐、北宋词的情景交融、意辞并茂、自然流畅、高澹浑厚的特色，因而把李憬、李煌父子和周邦彦、李清照作为盛时的典范，并认为南宋以后的词甚不足取。倡南唐北宋而黜南宋，成为云间派的一个主要观点。

从陈子龙所标举的二主、周、李来看，他们都是传统词学观念中婉约派的代表人物。陈子龙所推举的南唐北宋词，正是从南唐二主到周邦彦、李清照所体现出的婉约风格，即陈子龙所概括的：「或浓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的特色，亦即论者常提及的「词之正宗」（王世贞《艺苑危言》语）。关于这一点，陈子龙说：「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澈逸，极于北宋。」（〈三子诗余序〉）陈子龙心仪所在，正是「婉畅秋逸」。陈子龙词风与他的词学主张是一致的，王士祯：「陈大樽诗首尾温丽，湘真词亦然。」《梅墩词话》：「明季词家竞起，妙丽惟《湘真》一集。」（以上均见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下卷引）云间词人的词风也酷似晚唐五代。徐珂《近词丛话》称宋征舆「其词不减冯、韦」。称李雯词「语多哀艳，逼近温、韦」。云间词人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们所推崇的南唐北宋词的艺术风格。

倡南唐、北宋的婉丽风格，是词「别是一家」的体现，旨在强调词与诗的区别。词不仅有音律、章法的要求，而且在情感内容、表达方式和神理韵味等方面也表现出独特性。对词的特性，陈子龙尤为注意：

（一）诗宜于言志，词长于言情
陈子龙曾以宋人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王，非后世可及。」（〈王介人诗余序〉），陈子龙指出，宋词之所以强于宋诗，是擅长言情的缘故。

（二）「诗庄词媚」
主要是指词的表现手法委曲婉转，陈子龙〈三子诗余序〉中细致分析了词委曲婉转的特点：「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纤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妾之趣合；志溺于燕媠，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含意未尽。」「纤刻之辞」、「婉妾之趣」、「妍绮之境」、「流畅之调」这些方面是词体所特具的风姿。正是由陈子龙对于词的特性的认识，使他选择了南唐二主和北宋周、李的风格。

四、戒浅率圣俗，倡含蓄蕴藉
明词常被人垢病的另一弊端是浅率尘俗，缺少蕴藉之致。从词的特点看，较诗文更具曲折、委婉、含蓄的特点。如何才能做到「含蓄」、「有余不尽」，除了思想感情内涵充实而外，表现技巧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概括起来有以下二个方面：

（一）情景相辅
宋征璧云：「情景者，文章之辅车也。故情以景幽，单情则露；景以情妍，独景则滞。今人景少情多，当是写及月露，虑鲜真意。然善述情者，多寓诸景，梨花榆火，金井玉钩，一经染翰，使人百思，哀乐移神，不在歌灿也。」情和景是文学作品内容的最基本的两个方面。刘鳃《文心雕龙‧物色》说：「情以物迁」指感情因景物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作品中，情景亦密不可分。

（二）离合有致
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引宋征璧语：「词家之旨，妙在离合，语不离则调不变宕，情不合则绪不联贯。每见柳永，句句联合，意过久许，笔犹未休，此是其病。」所谓离合，既指意境也指语言，「离」指语势的跌宕起伏，结构的舒张变化。「合」指前后一贯，上下联系。只离不合，则语气不流畅，意境不连贯；只合不离，则呆板滞塞，无动荡之趣，缺少含蕴。宋征璧对柳永的批评正是后者。「句句联合，意过久许，笔犹未休」，指出柳永词中铺叙过多，把话说尽，缺少蕴藉。柳永在词的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影响，他发展了慢词，并在词的风格上有所拓新，然而也常为人指出不足之处。柳永运用铺叙手法写慢词，利用较长的篇幅，充分渲染所表现的情感，自有其贡献。然而从含蓄蕴藉的角度讲，却并不是很好，这正是能合不能离之病。

云间诸子自觉以柳永为戒，而学欧阳修、秦观等人。如后人评云间派词人李雯云：「云间诸子填词，必不肯入姜之琢语，亦不屑为柳七徘调。舒章（李雯）舍人，是欧秦入手处。」（《古今词话‧词评》引曹顾庵语）在词的表情达意和结构语言安排上离合有致，适得其宜。

五、影响
云间词派产生并活跃于明末清初，在词史上，这个时期正处于词学衰微期的结束和词学中兴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云间派结束了一个旧的时代，并成为新时期的开创者。
处于这个特殊时期，加之陈子龙人品、文品的号召力，云间派和陈子龙自然就成为词坛的中心和领袖，成为习词者心折慕仪的榜样。清初词坛深受云间派的影响，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词论被普遍接受。可以说，清初词学复兴的局面，云间派有开拓之功。
将云间派的词学理论放置在词论史上来考察，有以下二点值得注意：

（一）首倡对明代词学衰微的的反思
云间派分析明词萎靡不振的原因，有的放矢，痛下针贬，以图振兴，成为清代词学的一个显著主题。

（二）开启清代词学的南北宋之争
云间派推崇南唐北宋、抑黜南宋，开启清代词学的南北宋之争，随着争论的深入，加深了对词的时代风格的认识。云间派之后，浙西派鼓吹南宋，标举姜夔、张炎，造成南宋词独行天下的浩大声势，影响所及竟达百余年。常州派兴起，复又倡导北宋，以周邦彦为「词家老杜」。无论浙西派或常州派都从正面或反面得益于云间派之论。

（三）首一有流派意识者
云间词派是词史上第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流派。宋人写词论词并无明确的流派意识。而云间诸子都具有较强的立派意识，如蒋平阶「吾党」云云，即是明证。云间词人具有较为一致的审美倾向和审美主张，有陈子龙这样卓具权威的领袖人物作为立派的旗帜，又编纂了《幽兰草》和《清平初选》等词派选本。经过云间诸子的努力，云间派的流派形象也得到了词坛的普遍认同，并对以后词派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影响。

清初词家论词常常以群体派别论，如「柳州诸子」、「广陵词人」、「毗陵词家」等。这些词派也与云间派一样，以同邑为号召，标榜声气，互相援引。后来笼罩词坛的阳羡、浙西、常州等派更是引人注目。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清代词学史，是一部流派史，这正是由云间词派肇其端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