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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经元明两朝萎靡后，至清朝复振，流派纷出，百家争鸣，蔚然壮观。清词无论作者或作品，均数量浩繁，远超两宋。清代词坛产生了众多流派和具有地域或家庭特色的词人群体，纷繁复杂，这些流派和词人群体反映了词风流变和盛衰起伏的历程，是研究清词的基础。本文基本以时间线索为主，对这些流派对词人群体作一简略梳理，以帮助了解清词流变的大体脉搏。 一．云间词派云间是上海松江的古称，云间词派是指生活在云间及附近，以陈子龙、宋征舆和李雯为首的文学群体，以词的成就最为突出。其活动时间约在崇祯初至顺治间，约40年。
云间词派领袖陈子龙是明末著名作家，也是一位义士，明亡后起兵抗清被执，投水而死，气节为后世景仰。陈子龙诗词骈文成就均高，其词学思想标举南唐北宋，主张“境由情生，辞随天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追求纯情自然的“高浑”之格，推尊南唐二主及周邦彦、李清照，词风妍丽婉委，多咏春色及杨花、游丝、美人之类，但有也部分作品蕴含哀怨惆怅的家国寄托。 李雯与陈子龙同龄，明亡后逼于压力曾出仕新朝，因此部分词作表达了愧疚的心态。 其词深具清凄婉丽之致，晚作尤多凄苦。《浪淘沙.杨花》一阕甚为世人赞赏。 宋征舆年龄比陈李二人幼十岁，明诸生，与陈李二人倡几社，明亡后中顺治进士，在清朝为官，著有《海闾香词》。
明词之衰弊，在于未脱曲法，格调陋俗，陈子龙推举南唐及北宋词之高浑，创作上追求纯情自然，试图通过回归词的正统，把词的发展重纳正道。这种“重纳正道”，实际上是复古。在当时词坛萎靡风气之下倡导复古，有其积极的意义，明末衰颓的词风到此一变，但这种复古本身对清词的复兴并无多大意义，其意义主要在于：陈子龙以其精深的文学造诣和高尚的人格气节，受众多文士敬仰附和，影响巨大，追随者众，后来的瓣香者在清初之际，在创作的道路上各有发展，部分已脱离了云间初始词风，影响了清初词风的演变。 朱东润著《陈子龙及其时代》
西冷十子是指陆圻、柴绍炳、张丹、孙冶、陈廷会、毛先舒、丁澎、吴百朋、沈谦、虞昊10人，均出陈子龙门下。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张丹、毛先舒、沈谦和丁澎。 毛先舒和沈谦词皆香软绵丽，是典型的云间余风，而张丹和丁澎则悲慨之调渐多，离云间词风渐远。
《支机集》是蒋平阶父子、沈亿年、周积贤等人词作合集。这部集子以小令为主，“冀复古音”，词风出自云间，但比云间更为保守。
《清平初选》是张渊懿与田茂遇选辑的云间词派的汇结性的大型选本，分前后两集，所收以云间一郡为多，是研究云间词派的重要选集。 二.吴伟业、王翃、余怀、尤侗、毛奇龄清初至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诏试约30年间，汉人知识分子多有对新朝不满和对故国怀念的言论，清政府对此强力镇压，震惊全国的“科场案”、“奏销案”和“通海案”也在此时发生，文人们的言论受到镇压，开始转而将心中不平之言以词这种较有隐蔽性的文学体裁进行表达，并在一些有影响力的文人大力倡导之下，词得以蓬勃发展，名家辈出。
吴伟业是此时期声望最高的作家，明亡后曾被迫出新朝为官，四年后辞官。晚年作品多慨然深沉而怨愤之情，其作品集《梅村词》最能代表这一时期文人进退失据的心态。 王翃词奇丽精工而又意蕴深沉，中锋峭拔，婉委而不柔弱。余怀早期词旖旎艳丽，明亡后则时有激昂悲慨之音。尤侗词风格自然，清新流转，秾丽处时有感慨，哀怨中不失流宕。毛奇龄少年受知于陈子龙，源自云间一派，词好古习气较重，部分小词得乐府之清新。 上述五家涵盖清词初盛的三数十年时间，风格各异，存在的时期在前后各派之间，有着各种渊源和联系，反映了清词初期百舸争流的态势。 三．柳洲词派柳洲词派是明末清初出现在浙江嘉善一带的词人群体，词人数量多达二百余，盛极一时。柳洲词派本属云间词派羽翼，词风接近五代北宋，但明亡后，风气渐变悲凉。柳洲词派其代表人物曹尔堪是清初词坛的重要人物，多次倡导唱和活动，对清词的繁荣有推动之功。
康熙四年，曹尔堪、宋琬、王士䘵三人在杭州以词酬和，此三人为当时诗坛大家，故南北词人纷纷应和，蔚为盛事，对当时词风影响甚大。 曹、宋、王三人均仕途多艰，曾遭牢狱，遭遇相近，故多感慨，此次唱和，实为相互感叹。徐士俊写过一段文字谈及此次唱和：“盖三先生胸中各抱怀思，互相感叹，不托诸诗，而一一寓之于词，岂非以诗之谨严，反多豪放，词之妍秀，足耐幽寻者乎？”可见清初之时，由于词相比于诗更为含蓄婉曲，具有隐蔽性，在满清政府对汉文人言论的镇压之下，文人们更倾向于以词来表达思想。 四．广陵词坛广陵词坛是清初一个规模浩大的词的活动中心， 承“云间”词风余波，转向“花间”情趣，专攻绮靡艳丽之调。王士祯则是广陵词坛的核心人物，他27岁到任扬州，任期五年，在此期间，广交诗人文士、词苑名家，朝夕唱和，实际上是广陵词坛的组织者。王士祯词以陈子龙为尊，未见更辙，并于离开扬州后，即停止了词创作活动。他于词成就不高，但有组织推动之功。 彭孙遹与王士禛并称“彭王”，词风相近，后期亦弃词不作。其词毁誉皆有，推重者言其“得温李神髓，由其骨妍故词媚，而非俗艳”，批评者言其“好逞聪明，不能沉着”。彭之艳词大多作于扬州唱和期间，但也有感慨悲怨之作，门径并不如王士祯一般狭窄。 孙默是广陵词坛的重要人物，他选辑了清代第一部规模宏大的词总集：《国朝名家诗余》，保存了清初名家完整的词集，反映这些词人前后词风的演变，是有研究价值的词学文献。 广陵词人中名声最著的还有吴绮、汪懋麟、宗元鼎等。吴绮词小令学《花间》，长调学苏、辛，两者皆工。汪懋麟词温润缠绵与豪迈慷慨之作皆有。宗元鼎词以咏史见长，“精于取景”，曾选编《诗余花钿》，是清初重要词选。 广陵词人群另还有郑侠如、黄云、邓汉仪、徐石麒、冒辟疆、张圯授等。
邹祗谟是清初词人中较早专力于词的词人，早年风格未脱“云间”之风，以艳词小令闻名。他以古文辞与陈维菘、董以宁、黄永并称“毗陵四子”，是毗陵与广陵两地词人联系的纽带，与王填士祯有词学上的交流。他在扬州期间和诸家酬唱，写了大量感忆情事之作，“其词修洁，有《花间》遗意”，是其词集的主要面貌，但也有少量怨气郁勃的作品。邹祗谟于清词的贡献在于与王士祯合编词《倚声初集》，收集明万历至清顺治朝词人及作品，包括词话杂论等，是具有文献价值的词学资料。 毗陵词人九主要成员还有董以宁、黄永、孙自式、毛重倬、龚百药、钱珵、陈玉璂等。 严迪昌著《清词史》 五．遗民大家：今释澹归、王夫之、屈大均、方以智上述四词人风格倾向基本上为悲慨苍凉的稼轩、竹山基调。 今释澹归原名金堡，是明崇祯十三年进士，清兵南下，他起兵抗清，后以直言遭祸被谪，境遇凄凉，削发为僧，名今释澹归。词除少量应酬之作外，大多苍劲悲凉、痛切凄厉，是其悲苦身世的反映。有词集《偏行堂词》。 王夫之是崇祯十五年举人，清兵陷中原后曾依永历朝图谋恢复，又因为营救金堡险遭祸，后退归衡阳石船山，以著书终老。词集有《船山鼓棹》、《潇洒怨词》两卷。王词表达的是“欲抱孤忠而无从致”的遗民的悲愤抑郁之情，多怆怀故国之思，有楚骚之意。 屈大均为广东人，清兵陷广州后，他参与抗清斗争，时年仅18岁。后削发为僧，至康熙元年又返服归儒，意再恢复，曾参与吴三桂军事活动，后失望辞归。屈大均是“岭南三大家”之首，他常年远游边关穷塞，词风豪迈，有郁勃怒张之势，意境空阔，悲壮情意弥漫于一种寥廓感中。 “岭南三大家”的另二人梁佩兰、陈恭尹亦工词，岭南词风盛于乾、嘉朝，人数多达四、五十人，“三大家”实具开创风气之功。 方以智是崇祯十三年进士，为“明末四公子”之一，身世历经沉浮劫难，后变服为僧。著作散帙甚多，词作今存其手书横卷词五首，笔力雄健，意境苍凉，一片慷慨呜咽之情。 《全清词》 六．京师词坛龚鼎孳诗列“江左三大家”名，其词更卓称名家，为清初词的繁荣多有推波助澜之贡献。陈维崧落泊时曾大力支助。存《香严词》、《三十六芙蓉斋词》，初多绮丽悱恻之调，晚年词风转苍润清腴，为京师词坛之领袖。“秋水轩唱和”一叠数十韵是他词风转变的巅峰之作。 “秋水轩唱和”发生在康熙十年秋，是“辇毂诸公”发挥影响力的一场社集性质的群体酬唱活动，也是“稼轩风”从京师推向南北词坛的一次大波澜。此次唱和活动由曹尔堪首唱开题发起，龚鼎孳响应并大力推波助澜，经周在浚主持，并辑录成编。唱和的作者，收录进《秋水轩倡和词》的有曹尔堪、龚鼎孳、纪映钟、梁清标、宋琬、曹贞吉等26家。
“秋水轩唱和”是稼轩风在康熙之初勃兴的表现，其成因与满清统治者发起的几场在案有关，如“科场案”、“奏销案”。这些大案意在震服汉族知识分子，因此严重威胁了知识分子千百年来赖以进身的仕途生涯，令这些知识分子深感失望甚至绝望，从而再勾起亡国哀痛，乃至产生逆反心态。顺治十四年的“科场案”，清廷以打击作弊为名，对汉族知识分子发动了全国性的打击，一时间，文坛哀鸿遍野。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吴兆骞被发配宁古塔一事。接下来的“奏销案”更是涉及大批清初词人，清政府以欠粮为名，将列名于欠册的秀才、举人、进士全数革去功名，有职的则直降二级，无数汉族文人受累。同年，清廷又对与郑成功、张煌言有连系的沿江各地士绅大肆杀伐，斩六十四人，是为“通海案”。 如此大案频出，神州大地一片悲凉肃杀气氛，文人们心中由此充满了郁愤的逆反心态，慷慨激昂的稼轩风因而渐渐在词人们心中发生，词人们开始以悲慨雄放的词来抒发心中郁愤之情。这种风气，直接为其后清词三大派之一“阳羡词派”的诞生提供了条件。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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