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词学的盛衰，实则是历代对词体“抒情性”认知的此起彼伏。两宋之后，元明二代歌法不存，词更为小道。然随着云间词派取径周李、二主的词学主张，与其标举的“境有情生”与时代乱绪象结合，便催生了中国词史上最后且最辉煌的殿末之卷-------清代词学。而清代词学，又以清初词坛最为柔婉博大。 王士祯、彭孙遹接继云间的五代余韵清初词坛，是继北宋之后，词学流派最为密杂的时段。顺治、康熙年间，清廷对江南文士尤其苛酷，前有顺治三年之“嘉定三屠”，十四年又“科场案”、十八年又“逋粮案”，时至康熙十八年之前，都是扬波竟起，动荡不安。而彼时自明遗下的故国文人，一面哀绝于国祚的崩毁，一面又临壁刃近身的绝境，数哀感愁思，便全托之以“词”而抒其情。但清初又文狱艰难，有感之士不能酣畅淋漓的直抒胸臆，便上承云间余韵，阳奉“花间之艳体”，阴实“家国哀思”之旨，其中嬗变，又以陈子龙为关键。 明代未亡之际，以云中三子（陈子龙、宋征舆、李雯）的云间词派便始有词学挽颓之意。概如前言所论，虽然云中派以“抒情”为词学之发倡，但对于词学的主张依然延续着明七子高标复古的理念。陈子龙《幽兰草·词序》中故言：
尊南唐二主、北宋周邦彦、李清照便是云间派的词学审美理念，然则云间虽然标举的是“境由情生，辞随意启”，但其对南宋词的捐弃（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又使得其主张存在极大的偏私性，严迪昌《清词史》论及此点，直接援引了李清照南渡前后词风的转变来举证其“随意”的规定性和选择性。而明亡之后，云间诸子词风随着心态为之一变，自“凄楚迤逦”之后，更其沉郁顿挫之气。我们以陈子龙明亡前后期词作便可悉见。 明亡前《清平乐·春绣》词：
明亡后《点绛唇》词：
《清平乐》词出自明亡前词集《幽蓝草》中；《点绛唇》则出自明亡后词集《湘真阁》中。《清平乐》不出“春”、“花”、“眉”等闺阁情致，只“难与东风算”等句处偶见新思；而《点绛唇》一词，则忧郁的多，面上虽然写春暮，尤其下片“梦里相思”之后，思国之情浑然欲出。从二词可以看出来，在云间词派草创阶段时，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是存在脱节的，虽然标举南唐二主、北宋周秦，但仍是以五代《花间集》为旨意，尤其以小令居多，惜少长调。王士祯等人合编的《倚声初集》便评曰：“所微者长篇不足尔”。 然云间词派虽起于明末，但却未曾大盛于清代，不过经陈子龙自浙中涵养，云间余韵却经苏州、无锡汇集于扬州，并以王士祯、邹祗谟、彭孙遹等人为首，形成了第一个声势好大的词派，广陵词派。但王士祯等人于云间词风的继承，却半舍了《湘真阁》的沉郁而以《幽兰草》而直追花间。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有评三家词云：
据此，广陵词派的词学理念便是以明代云间词派的遗风，工力推敲，而上追五代花间。值得注意的是，广陵词派虽然以“词派”论居，但并未如浙西、常州等以一家之词推论词坛，而是呈现兼容并收，审美肆流的宽容气象，也真是因为广陵词派的开明风气，为清代词学的嬗变打下了基石。 陈维崧、曹贞吉等宗法苏、辛弃的发扬蹈厉清初词坛除去王士祯等人上接五代遗风之外，另有阳羡诸家师法苏辛，为清初词坛注入一股矫健硬浑之风。阳羡派因陈维崧而始生，陈维崧系宜兴人，宜兴古称阳羡，故而此派称为“阳羡派”。 陈维崧自幼便才名远眺，又因其父交游，早年便为词坛宿老陈子龙、吴伟业等人激赏，吴伟业更是盛赞陈维崧是“江左三凤凰”之首。但明亡以后，陈维崧遂家道中落，少年时的“亦思有所建立”（《蝶庵词序》）与离散游落的中年生活形成剧烈的反差。这种境遇带来的抑愤，兼与其凌然才学，直接稼轩后身，词量巨富，古今一时无两。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故云：
又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
陈维崧词评详见前文：（词艺录丨明末至清代之词体递变） 而别阳羡之外，又有曹贞吉最为特出。《折梅斋词话》曾援引陈维崧词评云“跳荡恢奇，激扬顿挫”，又龙榆生谓：“《珂雪词》雄浑苍茫,，是其本色。而语多奇气，有不可一世之意”，曹贞吉有《念奴娇》一阕云：
此词开合之间，足见奇气。上片三韵用苏轼《大江东去》笔法，以眼前景引入追昔之处，下片则于气势之中又更上一层，指点人物，笔法又近稼轩。苏、辛二家词描摹字面决然得神，非得以性情驭笔，才能接续真髓。曹贞吉此词得之，陈维崧便评云：“置此等词于龙门列传、杜陵歌行，问谁不如，彼以填词为小技者，皆下士苍蝇声耳。”（《咏史词后评语》）。 曹贞吉虽与王士祯同为山东人，但王士祯为词软俪，曹贞吉则全具北人人性倩直的性子。故曹贞吉虽以南宋为宗，但性情尤近苏、辛，因此，虽然曹贞吉在清初独树一帜，但依旧循蹈苏、辛而来。 结言总而言之，清初词坛总体面貌全出此二流。一派以云间追五代，另一派则以性情追苏、辛。但随着朱彝尊浙西词派的兴起，清初这种百舸争流的词坛风气便转入到词派家学之中，而不复再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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