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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词学复兴的大背景下，众多地域性词学流派与词人群体竞相涌现。这些词派和词人群体均以自己鲜明的词学主张与理论特色共同促进了清词创作的繁荣和清代词学理论的兴盛。其中，浙西词派是清代词史上延续时间最长、人数最多、最有创作实绩、理论上最有建树的词派之一。从被公认的词派初祖曹溶发其端，经过词派的创始人朱彝尊，到中期宗匠厉鹗，再到后期代表吴锡麒、郭麐等人，一直延续了一百多年，实为清代前中期词坛之主盟①。这一词派成员众多，在清初就有著名的“浙西六家”，中后期成员更多，至于受浙西词风影响的词人更是不计其数。浙西词派之所以在当时和后世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个词派对词学理论和词派自身建设均极为自觉。浙西词派的词学理论不但极具系统性，而且富有层次性，同时在词学主张的各要素之间又具有有机的联系。这些有主有次的词学要素共同组成一个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再加上浙西词人富有成就的词创作实践，浙西词派在清词史上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当不足为怪。在浙西词派发展史上，厉鹗是一位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在他手中，浙西词派的词学理论体系更趋严密，词派建设意识更为自觉，创作内容更加丰富，词艺也更为精湛。厉鹗对浙西词派词学理论的建构功不可没，诚如前人所评，浙西词派由“竹垞（朱彝尊）开其端，樊榭（厉鹗）振其绪，频伽（郭麐）畅其风”②。本文拟从浙西词派发展史上初、中、晚三个阶段词学理论所呈现的不同要素与特征的比较分析中，凸现厉鹗词学主张的基本特点，并肯定其在浙西词派词学理论建构中的功绩。 一 与清代词学昌盛的局面相较而言，明代词风不振。不仅专心于词的作者不多，创作数量偏少，而且创作质量不高，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浅俗、浮艳、不合词律，题材内容也过于狭窄。在清词中兴的大潮中，不少作家开始反思明代词学。浙西词人也正是在对明代词学的反思中走上词坛的。被认为是浙西词派初祖的曹溶在《碧巢词》所附评语中说：“诗余起于唐人而盛于北宋，诸名家皆以舂容大雅出之，故方幅不入于诗，轻俗不流于曲，此填词之祖也。……元明以来，竞工鄙俚，故虽以高、杨诸名手为之，而亦间坠时趋。”③ 崇雅反俗，矛头直指元明词风，甚至认为高启、杨慎诸人亦难免流俗。在《古今词话序》中他还倡导“当行种草，本色真乘”④，追求当行本色的审美理想。曹溶于词学，论述不多，自非独树一帜的词论家，但其对雅正的倡导和婉约词风的提倡，开浙西词人崇雅之先声，已奠定了浙西词派词学理论的主调。论词倡雅正，本是南宋以来的一个词学传统，张炎在《词源》中就说： “词欲雅而正”。但曹溶崇雅正，却有转移词坛风气的作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以朱彝尊在谈到曹溶对浙西词派形成的历史贡献时即言：“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⑤。对雅正的推崇，到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更将其倡导为整个词派最为核心的词学论点，而且理论针对性更强。首先，朱彝尊与曹溶一样，对明词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夫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⑥ 其次，他在谈到词时曾反复强调“雅”、“醇雅”，认为“昔贤论词必出于雅正”⑦， “词以雅为尚”⑧，“填词最雅无过石帚”⑨；在评沈尔璟《月团词》时又说：“绮而不伤雕绘，艳而不伤醇雅……”⑩ 朱彝尊把作词“雅”的要求提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就是为了达到反拨明词“陈言秽语，俗气熏入骨髓”、“间有硬语”、“与乐章未谐”(11) 等俗陋词风和重振“醇雅”词统的目的，可谓一石二鸟。与朱彝尊合编《词综》的汪森也说：“鄱阳姜夔出，字酌句练，归于醇雅。”(12) 尽管着眼点在炼字炼句、协音合律等语言形式方面，其目的仍是为倡导醇雅词风。另外，浙西词派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在词学建构上极其自觉，词派目的也甚为明确，具体表现为“明体致用”和“一体两用”。要明之“体”则为“醇雅”或“雅”，这是浙西词派的词学建设的基础。而其要“致”的“两用”，一是按照醇雅的要求树立词的创作榜样，一是根据醇雅的标准精选词集，以标示创作典范。“两用”与“一体”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层次感强、表里清晰的理论结构。关于“两用”，为清眉目，分述如下。 1.创作榜样：姜夔、张炎 清人论诗严唐宋之辨，论词则明北宋、南宋之分。朱彝尊为倡“醇雅”理论，明确提出“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13) 的主张。他说：“窃谓南唐北宋，惟小令为工，若慢词至南宋始极其变。”(14) 又称：“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15) 朱彝尊不仅提倡小令、慢词分而学之，而且从词史发展演变的角度充分肯定南宋词。他还明确指出学南宋词应效仿的榜样是姜夔、张炎。他说：“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16) 这就为浙西词派开出了一张代表醇雅词风的名单。朱彝尊还认为他自己的词风与张炎接近：“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17)。从此以后，姜、张成了浙西词派词人效仿的典范。不难看出，在朱彝尊所列醇雅词人的“名单”里，包括张炎在内有不少人是浙人。尽管如此，从朱彝尊的词学言论可知，他从史的联系和词学宗尚的相近两方面明确和完善了浙西词派的概念。他只有自觉的词派意识，而无宗派思想。但龚翔麟选《浙西六家词》，正式打出浙西词派的旗号，使得浙西词派作为一个地域性词派的特征和宗派特点得以显现和强化，也使浙西词派具有流派的明确性和凝聚力。 2.编选《词综》，严斥《草堂诗余》 在朱彝尊看来，明词之所以衰落，是受了南宋书坊编辑的词选《草堂诗余》的影响。所以，他与汪森编选《词综》，目的正是为了消除《草堂诗余》对清初词坛的不良影响，为词学“醇雅”进一步铺平道路。朱彝尊云： 古词选本，若《家宴集》、《谪仙集》、《兰畹集》、《复雅歌辞》、《类分乐章》、《群公诗余后编》、《五十大曲》、《万曲类编》及草窗周氏选，皆轶不传，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18)又批评道：“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草堂诗余》不登其只字，……可谓无目者也。”(19) 他还认为：“词人之作，自《草堂诗余》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20) 对《草堂诗余》，汪森《词综序》也表达了与朱彝尊相同的看法。可见，在朱彝尊等浙西词派前期代表人物心目中，明词之不振就是“醇雅”词风之不振，对《草堂诗余》的批评就是对清初词风的扭转。而正是在朱彝尊等人的大力批评下，随着《词综》的刊刻与流布，清初词风为之一变。王昶说：“国朝词人辈出，其始犹沿明之旧，及竹垞太史甄选《词综》，斥淫哇，删浮伪，取宋季姜夔、张炎诸词以为规范，由是江浙词人继之，扶轮承盖，蔚然跻于南宋之盛。”(21) 郭麐也说：“《草堂诗余》，玉石杂糅，芜陋特甚，近皆知厌弃之矣。然竹垞之论未出之前，诸家皆沿其习，故《词综》刻成，喜而成词曰：‘从今不按，旧日《草堂》句’。”(22) 《词综》出现的价值也正在此。 除了崇“醇雅”和宗姜、张之外，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前期词人论词还有两大要素值得关注。一是“尊词体”。清词“尊体”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但“尊体”观念的确立也有赖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明确提倡，康熙皇帝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为《历代诗余》作御序，将词看作是与诗文同样的正统文体，这一信号对清人普遍推尊词体产生了直接影响。对于“尊体”观念，朱彝尊虽有流露但不明确，他的合作者汪森有着明确的表述。汪森道：“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骋，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矣。”(23) 汪氏认为词作为长短句，上接古诗、乐府。把诗词视为平等的体裁，也就是尊词体。实际上，“尊体”与“醇雅”直接相关，体既尊，则格就高，自然也就雅了。二是倡言寄托，对此，朱彝尊说： 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愈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24)尽管他还认为词为“小技”，但明确表示词可以和诗骚一样，以“微言”表“大意”。与此观点相联系，朱彝尊很看重咏物词。他于康熙十八年（1679）将南宋末年王沂孙、周密等词人咏物词集《乐府补题》携带至京即是一证。其《乐府补题序》云：“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25) 仍然强调的是词作的寄托之义。当然，随着个人身份地位的变化和时势的变迁，朱彝尊的词学思想前后期有不一致之处。他对寄托的认识范围和强调程度也不一样。 浙西词派的词学理论尽管在前期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框架，但由于作为宗主的朱彝尊生活经历和思想的复杂性，因而在词学主张上常表现出一种游移不定。这种游移不定到中期宗匠厉鹗时方被彻底消除，表现出纯粹化和稳定性的特点，但毋庸讳言，这种理论的纯粹性和稳定性也是浙西词派词学理论被推向极端化的一种表现。 二 厉鹗生前曾自言“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26)，但从论词文字看，他不仅在理论上较为自觉，而且有很强的词派意识。他不仅于雍正十年（1732）写出了系统性极强的《论词绝句十二首》，而且在《群雅词集序》、《红兰阁词序》、《张今涪红螺词序》、《吴尺凫玲珑帘词序》和《陆南香白蕉词序》等词序中集中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厉鹗继承了浙西词派前辈的主要词学观点，并对朱彝尊等人的词学体系进一步丰富、明确和深化，体现出明显的发展轨迹，在浙西词派的词学系统构建上建树颇丰。 1.探词源，论词史，尊词体 对于词产生渊源的追溯、词发展历程的探讨和词体的推尊，在清代一些词论家的词学理论中多有涉及。厉鹗作为浙西词派巨子，首先高度重视词在文体中的地位，探讨词源，推尊词体。其《论词绝句十二首》（以下简称《绝句》）第一首即开宗明义： 美人香草本《离骚》，俎豆青莲尚未遥。 颇爱《花间》肠断句，夜船吹笛雨潇潇。(27) 厉鹗不仅把词源溯至盛唐李白，而且认为词的创作精神应上推至《离骚》。不管李白是否创作了尚存争议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等词作，也不管作为后起的词，与《离骚》是否有直接的关系，作者的着眼点和旨归是词完全可以和《离骚》一样，言“香草美人”之志，也可以出自像李白这样的大诗人之手，这就使词和向来被认为是“小道”、“末技”的观念划清了界限。厉鹗除了把词与“骚”相提之外，还把词与《诗经》、乐府相联系： 词源于乐府，乐府源于《诗》。四《诗》大小《雅》之材，合百有五。材之雅者，《风》之所由美，《颂》之所由成。由诗而乐府而词，必企夫雅之一言，而可以卓然自命为作者，故曾端伯选词，名《乐府雅词》，周公谨善为词，题其堂曰志雅。(28)众所周知，《诗经》是儒家经典之一，厉鹗却从词的风格入手，上溯《诗经》、乐府，认为词与《诗经》、乐府是同源的文体，也就充分肯定了词的文体地位。《绝句》其三云：“鬼语分明爱赏多，小山小令擅清歌。世间不少分襟处，月细风尖唤奈何。”据《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载：“伊川闻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长短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厉鹗特意举出道学家邵雍欣赏晏几道词的例子，显然是在推尊词体。“唤奈何”，《世说新语·任诞》云：“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诗中又引晏几道《蝶恋花》中语“月细风尖垂柳渡，梦魂常在分襟处”，体现出他对晏几道的称赏。朱彝尊虽也尊词体，但还显得不够明确，而且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对词的认识又犹疑不定，比如他曾说： 昌黎子曰：“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29)所谓“宴嬉逸乐”、“歌咏太平”，与传统和世俗把词视作“小道”毫无不同。厉鹗在朱彝尊、汪森之后重申和强调“尊词体”这一命题，显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浙派词学而言也是一种发展。这一观点到常州词家那里，更被明确而有力地加以肯定，周济就曾言：“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30) 可见，提高乃至确定词体地位是清代有真知灼见的词家的共识。 在充分尊重词这一文学创作体式的基础上，厉鹗还对词史发展以及词派流变作了独到的论述： 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31)南宗词派，推吾乡周清真，婉约隐秀，律吕谐协，为倚声家所宗。自是里中之贤，若俞青松、翁五峰、张寄闲、胡苇航、范药庄、曹梅南、张玉田、仇山村诸人，皆分镳竞爽，为时所称。元时嗣响，则张贞居、凌柘轩。明瞿存斋稍为近雅，马鹤窗阑入俗调，一如市侩语，而清真之派微矣。本朝沈处士去矜号能词，未洗鹤窗余习，出其门者，波靡不返，赖龚侍御蘅圃起而矫之。尺凫《玲珑帘词》，盖继侍御而畅其旨者也。(32)由此可见，厉鹗有着清晰而系统的词派及词史演变观念。论画分南北宗始自明末董其昌，且认为“南宗胜北宗”。这里，厉鹗以画论词，认为词正如画一样，有南北宗之分，“北宗”即所谓豪放词，以辛弃疾等人为代表，“南宗”即所谓婉约派，以姜夔等人为代表。而论及浙省一地词人，由宋至清，俨然是一部系统的地域词派发展史。事实上，浙西词派的词学取径基本上是前代浙地词人（只有姜夔是江西人），如朱彝尊之尊姜、张。厉鹗则取径稍宽，除尊姜、张外，还尊周邦彦。因此，可以说浙西词派的产生应当是这一地域性词派发展史在清代的合乎逻辑的推延。 2.宗法周、姜、张，崇尚醇雅，辅之以清，补之以正 如前所述，朱彝尊论词虽宗姜、张，但其《词综》对周邦彦、柳永、秦观、晏几道等人的作品都广泛收录。厉鹗也尊姜、张，但更强调周邦彦的示范作用，如前引《吴尺凫玲珑帘词序》所谓“南宗词派，推吾乡周清真，婉约隐秀，律吕谐协，为倚声家所宗”，正是给周邦彦以特殊地位。他推出周邦彦，并不是要尊崇北宋词，其用心仍在南宋姜、张诸人。周邦彦的浙人身份和词史地位，使厉鹗推尊周邦彦既显示出其词派建设的自觉精神和苦心孤诣，又充分考虑到词史上雅词的发展理路。显然，厉鹗首先着眼于周邦彦在词史上独特而重要的地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称周邦彦“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33)，可谓一语中的。周邦彦既开“姜、史之始”，那么倡言尊周邦彦或周、姜同尊应该比独尊姜夔更策略，换句话说，尊周邦彦已包含了尊姜夔。这就把浙西词派的尊崇对象上溯到源头，也使人不得不承认姜、张等词人不管是浙人还是非浙人，都只是流，真正的源是浙人周邦彦。因此，厉鹗通过尊崇周邦彦，指出了浙西词派的词学走向，并将浙西词派的地域意识空前强化。这当然可视为他对浙西词派建设的有力推进，在强调词派地域性的同时，词派的宗派意识也被强化。其次，他还着眼于周邦彦在词律上的精深造诣。厉鹗除肯定清真词“律吕谐协，为倚声家所宗”外，在《绝句》之十二中也表达了他对词律的重视： 去上双声仔细论，荆溪万树得专门。 欲呼南渡诸公起，韵本重雕菉斐轩。此诗原注云：“近时宜兴万红友《词律》严去、上二声之辨，本宋沈伯时《乐府指迷》。余曾见绍兴二年刊菉斐轩《词林要韵》一册，分东、红、帮、阳等十九韵，亦有上、去、入三声作平声者。”赞扬万树《词律》，就是对词学韵律的重视。由此可见，厉鹗推崇周邦彦，深层用意在于以周为榜样，强调词律，追求雅正。他曾于词友中精于词律、风格雅正者极力称赏，说吴尺凫“掐谱寻声，不失刌制”(34)；张渔川“删削靡曼，归于骚雅”(35)。足见厉鹗对音律的重视。同时，强调审音谨严、宫调协谐与推崇雅正、排俗拒腐在精神实质上又相当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遵守词律是词的“雅正”的首要要求和重要标志。这说明，以朱彝尊为领袖的浙西词派，发展到中期代表厉鹗，把更加偏重格律作为其词论主张的重要方面。厉鹗在其词论中拈出周邦彦，对浙西词派词学体系建设是一个明显的深化和推进。 在尊周邦彦的前提下，厉鹗在一些序跋和《绝句》里又一再推尊姜夔，如《绝句》之五云： 旧时月色最清妍，香影都从授简传。 赠与小红应不惜，赏音只有石湖仙。所谓“旧时月色”，是姜夔词《暗香》的起句。《暗香》词序曰：“辛亥之冬，余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肄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又据《研北杂志》卷下载：“小红，顺阳公青衣也，有色艺。顺阳公之请老，姜尧章诣之。一日，授简征新声，尧章制《暗香》、《疏影》两曲，公使二妓肄习之，音节清婉。尧章归吴兴，公寻以小红赠之。”“石湖仙”即范成大。此词通过叙说姜、范二人的文学交往，既体现了姜夔在当时的影响，又表明了他对姜夔的爱慕。另外，厉鹗对张炎也非常推崇，如《绝句》之七云： 玉田秀笔溯清空，净洗花香意匠中。 羡杀时人唤春水，源流故自寄闲翁。张炎，字玉田，父张枢，字寄闲，善音律。玉田论词有家学渊源，重音律，主清空，其《南浦·春水》词中有句云：“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所以人称“张春水”。可见，厉鹗尊崇姜夔是因为他的词“最清妍”，推崇张炎是因为其词能“溯清空”，都着眼于一个“清”字，这与他词论的核心精神相通。其《红兰阁词序》云“清婉深秀”，《吴尺凫玲珑帘词序》云“婉约深秀”，《陆南香白蕉词序》云“清丽闲婉”，《群雅词集序》云“清修嗜古”，都说的是一种境淡意远、格高韵清的审美标准。他标举清空，实际上也就是追求词的“雅正”。而在《群雅词集序》中，他还集中论述了自己对“雅正”的看法： 词之为体，委曲啴缓，非纬之以雅，鲜有不与波俱靡而失其正者矣。……今诸君词之工，不减小山，而所拓兴，乃在感时赋物、登高送远之间。远而文，淡而秀，缠绵而不失其正，骋雅人之能事，方将凌铄周、秦，颉颃姜、史，日进焉而未有所止。……研农编次都为一集，将镂版以问世，冷红词客标以“群雅”，岂非倚声家砭俗之鍼石哉！(36)厉氏宗尚周邦彦、姜夔，根本着眼点还是在于把他们看作“雅”、“正”的典型。厉鹗尊尚姜、张，这一点和朱彝尊完全相同，所以他说：“寂寞湖山尔许时，近来传唱六家词。偶然燕语人无语，心折小长芦钓师”（《绝句》之十）。“六家词”，指《浙西六家词》。一生清高的厉鹗是向不轻许人的，所谓“心折”，足见他对朱彝尊的嘉许。对厉鹗来说，朱氏乃浙西词派宗主，对自己来讲属前辈人物；更重要是在词学领域，二人词学主张接近或者说主脉相同。如他们都提倡“雅”，“雅”是其词学核心，只不过厉氏对“雅正”的追求更见强烈。事实上，厉鹗在“雅”这一浙西词派词学理论体系基核上与朱彝尊的所指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朱彝尊侧重于“句琢字炼”、“咀宫含商”等语言形式方面，而厉鹗则强调“写心”，表达真情，并把人品与词品相联系，有内容因素，如他在《双清阁诗序》中对其友人闵廉风人品的称赞，即为一例。而且正如他的前辈一样，厉鹗也使用“一体二用”的“手法”，对浙西词派词学体系进行了大胆而又审慎的丰富、补充和完善。首先在“体”上辅之以“清”：“清雅”、“清空”；补之以“正”：“词……非纬之以雅，鲜有不与波俱靡，而失其正者矣”，“缠缠而不失其正”。其次是在“用”上进一步扩展：一是抬出周邦彦，扩清源头；二是推崇《绝妙好词》，并与查为仁为之作笺，这对清雅词风的推行产生了很大作用。正是通过这些举措，浙西词派词学体系的典型面貌到厉鹗才开始充分显现。前文说过，朱彝尊、厉鹗等人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家，二人词学主张的差异在其创作上也得到鲜明的体现。如爱情题材的词作，朱彝尊前期的《眉匠词》、《茶烟阁体物集》颇多“绮语”，咏“美人”体态，这些表现恐怕在厉鹗看来有失其“正”，而厉鹗的个人感情生活也不是空白，但其词集中只有一首《清平乐·元夕悼亡姬》： 春衫泪浣。谁问春寒浅？依旧去年正月半。锦瑟华年未满。重来经曲苔荒。一屏梅影凄凉。疑在小楼前后，不知何处迷藏。(37)从这首词的格调看，主要表现一种哀思，态度庄重而严肃，不像朱彝尊词甚至写女人的肩、臂、乳、背等，表现出风流名士的气息。可见，厉鹗以“正”补“雅”，具有规范词的内容的作用。另外，朱彝尊一生的词学思想凡经几变，而厉鹗则极为稳定。 与推尊周邦彦、姜夔，崇尚雅正相联系，厉氏以南词为词学正宗，严抑苏轼等豪放词人，这一点也与朱彝尊不同，呈现出极端化倾向。在《绝句》之八中，厉鹗明确指出： 《中州乐府》鉴裁别，略仿苏黄硬语为。 若向词家论风雅，锦袍翻是让吴儿。《中州乐府》是元好问所辑金人词集，收在《中州集》中，所选词大抵为苏、黄一路，其所体现之“硬语”与“风雅”相对。“锦袍”，用唐武则天衡诗赐锦袍典。武则天幸龙门，从臣赋诗。东方虬先成，赐锦袍。后宋之问诗成，武则天认为优于东方虬，更夺袍以赐。“吴儿”当指江南。这里是说以风雅词风为代表的南宋词胜于苏、黄词风影响下的金元词。在对待以苏、辛等人为代表的豪放词人的立场上，朱彝尊与厉鹗不同。朱氏对以豪放著称的陈维崧词风非常钦佩，说他是辛弃疾的后身，这也说明他对辛弃疾是肯定的。同时，《词综》中也选了辛弃疾的三十多首作品。这些都体现出朱、厉二人词学主张的“同中有异”和厉鹗词学观的纯粹化倾向。对豪放与婉约的不同认识，实际上涉及区别南、北宋词的问题。如前所述，在对待词的南、北宋问题上，朱彝尊虽主张词宗南宋，但对南唐、北宋也不完全排斥。事实上，他学词就是从北宋入手的。而厉鹗在这点上更见“纯粹”，他虽推尊周邦彦，但学词却专南宋，丁绍仪就曾说：“我朝竹垞之说，小令当法五代，故所作尚不拘一格。逮樊榭老人专以南宋为宗，一时靡然从之，奉为正鹄。”(38) 厉鹗写词专学南宋，往往落下一些口实，其实厉鹗的出发点主要是推扬南宋清雅词风。当然，厉鹗精研宋代文史，熟知宋代掌故，作为宋代文化精神的最佳传人，其治学、作诗的主要关注点在南宋，也是不争的事实。 3.进一步强调“寄托” 朱彝尊肯定词的寄兴托意功能。厉鹗论寄托，对他的这位浙西前辈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厉氏的“寄托”观念集中体现在其《论词绝句十二首》中。除第一首：“美人香草本《离骚》，俎豆青莲尚未遥”，显为其“寄托”说张目外，《绝句》其二云：“张柳词名枉并驱，格高韵胜属西吴。可人风絮堕无影，低唱浅斟能道无？”其四又云：“贺梅子昔吴中住，一曲横塘自往还。难会寂音尊者意，也将绮障学东山。”这两首诗分别写张先、贺铸。在作者心目中，“低唱浅斟”的浪子柳永是无法与“格高韵胜”的“西吴”张先“并驱”的。一抑一扬中已鲜明地反映出其“进雅黜俗”的观点。贺铸居住在苏州，又在城外横塘筑有别墅，常往返于苏州城和横塘之间。他善写相思之词，又因《青玉案》词中的“梅子黄时雨”被时人称为“贺梅子”。“寂音尊者”洪觉范也学贺铸《青玉案》词，但所作极浅陋。扬贺贬洪，仍体现出厉鹗词学观中的“雅俗之辨”。对于能接武贺铸小令的严绳孙《秋水词》也极力称赏（见《绝句》十一）。张、贺二人的词作均能寄托自己的人生感受，这种感受，厉鹗也亲同身受，所以在《张今涪红螺词序》中他又说：“仆少时索居湖山，抱侘傺之悲，每当初莺新雁，望远怀人，罗绮如云，芳菲似雪，辄不能自已，佇兴为之，有三数阕。”(39) 这说明在厉鹗看来，词中应寄托个人的悲愤不平之志和“侘傺之悲”，显然比朱彝尊说得更为具体。 除了抒发自己的人生哀愁之外，厉鹗认为，词还应具有更大的功用： 头白遗民涕不禁，补题风物在山阴。 残蝉身世香莼兴，一片冬青冢畔心。 （《绝句》其六） 送春苦调刘须溪，吟到壶秋句绝奇。 不读凤林书院体，岂知词派有江西。 （《绝句》其九）“补题”，指《乐府补题》，是南宋遗民词集，收了王沂孙、周密等14人的37首咏物词，以《天香》、《水龙吟》、《摸鱼儿》、《齐天乐》、《桂枝香》五调分咏龙涎香、白莲、蝉、蟹等物。暗喻元僧杨琏真伽发会稽宋陵，唐钰、林景熙潜收帝后遗骨以葬并树冬青以志之事。《乐府补题》在浙西词派形成过程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诚如严迪昌先生所说：“《乐府补题》的重出之与浙西词风的炽盛有着命脉相通的重大关系，是探讨浙西词派盛衰史不应忽略的一个至关要紧的环节。《乐府补题》作为浙西派词旨弘扬的载体，它在被凭借以倡导醇雅、清空的同时，一股咏物的词风也就与浙派的存亡相始终。”(40) 客观地讲，康熙十八年身为应召“布衣”的朱彝尊携带一册《乐府补题》入京，不能说出于无意识，也不能说无风险。但此举在距离明朝亡国未远，大量遗民尚存、故国之思仍烈之时，《乐府补题》的被重新发现就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意义。它仿佛一面旗帜，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浙西词派及其宗主朱彝尊。而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厉鹗作为公认的浙派中期巨匠，仍以《乐府补题》作为“浙西词派词旨”，很难说有什么现实作用，但在词学取向上确有积极意义，即认为词可以抒发家国之恨、兴亡之感，体现出一定的民族感情和历史眼光。再看“凤林书院体”，它指江西庐陵凤林书院刊刻之《名儒草堂诗余》，收南宋遗民词203首，作者多为江西籍，故云“词派有江西”。刘辰翁，号须溪，其词多送春、伤春题材，饱含亡国之痛。作者在这里之所以表现出对遗民词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他在词学上尊崇张炎等遗民词人，同时又由于他看到遗民词在内容上有抒发身世之感、亡国之恨，寄托民族感情这一特点。 厉鹗除在《论词绝句》中较为集中地论述词应寄托个人感愤和亡国之恨之外，还在一些序跋中也表达了这方面的见解。除前引《群雅词集序》评友人词用“托兴”、“感时赋物”诸词外，还说吴尺凫词“中年以后，故寄托既深，揽撷亦富，纡徐幽邃，惝恍绵丽，使人有清真再生之想”(41)。应当指出，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厉氏强调词应抒发主体的哀怨悲愤和兴亡之感，虽然“陈义”甚高，但在“兴亡之感”上往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严迪昌先生在论及厉氏词论与创作时曾精辟地指出，厉鹗“将朱彝尊的词学观发展推向到极点，于是偏执之论的流弊益重：雅洁无疑是雅洁之至，但性情与‘真气’却匮乏少存；‘辅以积卷之富’这一点也空前未有，而‘独造意匠’则未见用力。……这足见艺术个性和审美习惯的顽强的执拗性，往往不是理性所能约制的。”(42) 厉鹗认为词应抒社会“兴亡之感”与其创作实践严重脱节，确为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厉鹗词学观对以朱彝尊为首的前期浙西词派词学理论体系的总结、发展与创新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对浙西词派后期词学理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 浙西词派发展到中后期，常州词派开始崛起，浙西词派出现衰落迹象，一些浙西词派成员开始对前期词学理论进行反思和调整，但处在浙派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的一位重要人物王昶，却对业已形成的浙西词派词学理论体系持全盘肯定的态度。他效朱彝尊、汪森编《词综》，编有《明词综》和《国朝词综》等，继续推尊词体，鼓吹清雅词风。他在《明词综序》中说：“选择大旨，亦悉以南宋名家为宗，庶成太史（朱彝尊）之志云耳。”(43) 《国朝词综序》又道：“至选词大旨，一如竹垞太史所云，故续刊于《词综》之后，而推广汪氏之说，以告世之工于此者。”(44) 王昶还在《姚苣汀词雅序》、《琴画楼词抄序》、《国朝词综序》、《江宾谷梅鹤词序》等文中进一步推演朱彝尊、汪森的“尊体”之说，一方面把词的起源一直追溯到《诗经》，为词争得“诗之正”的地位；另一方面指出人品之于词品的重要，重视词学中的知人论世。正由于王昶在词学理论上对朱彝尊亦步亦趋，所以谢章铤说他“一生专师竹垞，其所著之书皆若曹参之于萧何”(45)。 对浙西词派词学发展付出变革努力的是后期代表人物吴锡麒和郭麐。 吴锡麒“慕竹垞之标韵，缅樊榭之音尘”(46)，对朱彝尊和厉鹗均极为倾慕，其《詹石琴词序》说： 吾杭言词者，莫不以樊榭为大宗。盖其以幽深窈渺之思，洁静精微之旨，远绪相引，虚籁自生，秀水以来，厥风斯畅。(47)吴氏不仅承认厉鹗是浙西词风的倡导者，充分肯定其词史地位，而且对受厉鹗影响的浙西词派诸人也大加称赞：“吾杭自樊榭老人藻厉词坛，掞张琴趣，一时如尺凫、对鸥诸先辈，合尊促席，领异标新，各自名家，徽徽称盛。”(48) 吴锡麒还主动归宗认派，指出厉鹗等人对自己的影响：“余获承末绪，有企前修，穷窈渺之音，博幽微之趣，往往草深双屩，独走空山，花泛一瓢，自导流水。”(49) 在以朱、厉理论为基点，承续浙西词派传统词学观的同时，吴锡麒又对浙西词论有局部调整。一是推尊姜、张，但不偏废苏、辛。他说： 词之派有二：一则幽微要眇之音，宛转缠绵之致，戛虚响于弦外，标隽旨于味先，姜、史其渊源也。本朝竹垞继之，至吾杭樊榭而其道盛。一则慷慨激昂之气，纵横跌宕之才，抗秋风以奏怀，代古人而贡愤，苏、辛其圭臬也。本朝迦陵振之，至吾友瘦桐而其格尊。然而过涉冥搜，则缥缈而无附；全矜豪上，则流荡而忘归。性情不拘，翩其反矣。是惟约精心而密运，耸健骨以高骞。而又谐以中声，调之穆羽，乃能穷笛家之胜，发琴旨之微。飘飘乎如遗世独立之仙，浩浩乎有御风而行之乐。一陶并铸，双峡分流，情貌无遗，正变斯备。(50)作者将姜、史醇雅词派和苏、辛豪放词派放在一起加以讨论，给两派以同样的词史地位，同时又指出两派各自的优点和不足，符合词学发展实际。另外，吴氏还在《银藤词序》、《倪米楼剪云楼词序》、《与董琴南论词书》、《史伯劭词集序》、《唐陶山刺史露禅吟词序》等文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尽管以雅正为宗，推崇姜、张，但又对苏、辛豪放词有较为独到的认识，对其他词派也能作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就突破了朱、厉等人一味推尊姜、张的狭窄门户，使浙西词论在词学门径上呈开放态势。二是重申词应“穷而后工”，否定以词“宴嬉逸乐”。朱彝尊在其康熙二十五年（1686）作的《紫云词序》中说“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曾引起后世不少词人的强烈不满，吴锡麒就说：“昔欧阳公序圣俞诗谓：穷而后工。而吾谓惟词尤甚。盖其萧廖孤寄之旨，幽独造之音，必与尘事罕交，冷趣相洽，而后托幺弦而徐引，激寒吹以自鸣，天籁一通，奇弄乃发。若夫大酒肥鱼之社，眼花耳熟之娱，又岂能习其铿锵，谐诸节奏。”(51) 他所说的“穷”，就是指孤寒之士的幽塞愁苦之感。强调“穷而后工”，高扬词人的主体情感，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实际。批评“眼花耳熟之娱”，就是对朱彝尊观点的反拨。 作为吴锡麒晚辈的郭麐也有较为宏通的词体词派观念，它不仅在《灵芬馆词话》卷一中将唐宋词分为四派，对四派之发展轨迹均予以分析，而且在《无声诗馆词序》中写道：“苏、辛以高世之才，横绝一时。”(52) 对苏、辛豪放词大加赞赏。郭麐服膺朱彝尊、厉鹗，但也是对厉鹗提出较多批评的一位浙西词派中人，尤其对浙西后学批评更严厉。他说：“本朝词人，以竹垞为至。”(53) 又说：“自竹垞诸人标举清华，别裁浮艳，于是学者莫不知祧《草堂》而宗雅词矣。樊榭从而述之，以清空微婉之旨，为幼眇绵邈之音，其体厘然一归于正。”(54) 坚决维护了朱、厉二人的宗主地位。但他又明确指出：“倚声之学今莫盛于浙西，亦始衰于浙西。”(55) 浙西词派一味追求典雅，刻意遣词造句，致使词之主旨隐约模糊，极难寻绎，所以郭麐以为词衰于浙西，即指此而言。当时凌廷堪等人认为厉鹗继朱彝尊之后推尊南宋词，创作更为精工，可谓后来居上。对此，郭麐大不以为然：“谓樊榭胜竹垞，鄙意大不谓然。樊榭《论词绝句》云：‘偶然燕语人无语，心折小长芦钓师。’愚谓竹垞小令固佳，即长调纡余宕往，中有藻华艳耀之奇，斯为极至。即小令中佳者，亦未必惟此语为可心折也。大抵樊榭之词，专学姜、张，竹姹则兼收众体也。”(56) 当然，专学姜、张，严格地讲并不必然导致浙西词派末流弊病，这主要看由什么才力和经历的词家来学来写，也受时事人心变化的影响。而在《绿梦庵词序》中，郭氏说得更偏颇： 国初之最工者，莫如朱竹垞，沿而工者，莫如厉樊榭。樊榭之词，其往复自道，不及竹垞。清微幽渺，间或过之。白石、玉田之旨，竹垞开之，樊榭浚而深之。故浙之为词者，有薄而无浮，有浅而无亵，有意不逮而无涂泽嚣嚣之习，亦樊榭之教然也。(57)应该说，郭氏对厉鹗在浙西词派发展史上的功绩以及其词风特点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但认为其末流“有薄而无浮，有浅而无亵，有意不逮而无涂泽嚣嚣”的弊病，是“樊榭之教然也”，显然有失偏颇。郭麐还在《灵芬馆词话》卷二、《桐花阁词序》和《梅边笛谱序》中对浙西词派末流追随规摹姜、张，而毫无自己创作特色的缺点一再予以批评。公平地说，浙派末流所出现的创作弊病，责任并不全在厉鹗。把厉鹗的词学贡献当成他的词史责任，纵厉鹗再生，谅也不肯接受。文学史从来都没有事先预设的不偏不倚的道路，厉鹗对浙西词派前期词学理论系统的丰富、补充和完善，在词派理论建构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但随着时代、文风的发展变化，这种词学观在新的条件下不一定完全适应，因此，文学思想不断地被修正、补充乃是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无须惊怪的。辩证地看，郭麐等浙派后劲对厉鹗的批评，既体现了浙西词派后期诸人在新的条件下一种可贵的探索，尽管这种探索有时突破了浙西词派的核心词学观念，但又说明厉鹗词学主张及创作实践对后期浙派词论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至于这种批评本身，则再次证明任何理论（包括词论）都是具有时效性的。有时，后人对于前人功绩的思考和评判会又一次为后来人做出贡献，这看似背谬，又实是文学史上的客观事实。 ［收稿日期］2007—02—06 ［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三期项目（NWNU—KJCXGC—03—6）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参先师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之相关论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② 蒋复敦《芬陀利室词话》卷二，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 ③ 《碧巢词》附曹溶评语，载于聂先、曾王孙辑《百名家词钞》，清康熙绿荫堂刊本。 ④ 沈雄《古今词话》，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 ⑤ 朱彝尊《静惕堂词序》，曹溶《静惕堂词》，上海书店《清名家词》本。 ⑥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水村琴趣序》，四部丛刊本。 ⑦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群雅集序》，四部丛刊本。 ⑧⑨(11)(15)(18)(19) 朱彝尊《词综发凡》，见朱彝尊、汪森编选《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⑩ 沈雄《古今词话·词评》卷下，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 (12)(23) 汪森《词综序》，见朱彝尊、汪森编选《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3)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鱼计庄词序》，四部丛刊本。 (14)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三：《书东田词卷后》，四部丛刊本。 (16)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黑蝶斋词序》，四部丛刊本。 (17) 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见《曝书亭词》，上海书店《清名家词》本。 (20)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三：《书绝妙好词后》，四部丛刊本。 (21) 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一：《姚汀词雅序》，清嘉庆十二年塾南书屋合刊本。 (22)(53)(55)(56) 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一，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 (24)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陈纬云红盐词序》，四部丛刊本。 (25)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六：《乐府补题序》，四部丛刊本。 (26) 厉鹗《樊榭山房文集》卷三：《查莲坡蔗塘未定稿序》，见厉鹗《樊榭山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下引厉鹗论词文字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标注。 (27) 厉鹗《樊榭山房诗词集》卷七：《论词绝句十二首》其一。 (28)(36) 厉鹗《樊榭山房文集》卷四：《群雅词集序》。 (29)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紫云词序》，四部丛刊本。 (30)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条八，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 (31)(39) 厉鹗《樊榭山房文集》卷四：《张今涪红螺词序》。 (32)(34)(41) 厉鹗《樊榭山房文集》卷四：《吴尺凫玲珑帘词序》。 (33)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词至美成乃有大宗”。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 (35) 冯金伯辑《词苑萃编》卷八，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 (37) 厉鹗《樊榭山房集·续集》卷九：《词甲》。 (38) 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六，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 (40)(42) 严迪昌《清词史》第247、35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43)(44) 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 (45)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一，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 (46) 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卷八：《伫月楼分类词选自序》，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47) 吴锡麒《有正昧斋骈体文》卷八。 (48)(49) 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卷八：《陈雪庐词序》。 (50) 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卷八：《董琴南楚香山馆词抄序》。 (51) 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卷八：《张渌卿露华词序》。 (52)(54) 郭麐《灵芬馆杂著》卷二，清嘉庆丁卯刻本。 (57) 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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