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上篇介绍了九大流派的前5个:云间词派(代表人物陈子龙)、西陵词派(代表人物徐士俊)、柳洲词派(代表人物曹尔堪)、梅里词派(代表人物曹溶)、阳羡词派(代表人物陈维崧)。 其中梅里词派的后起之秀为朱彝尊,他开创了影响巨大的浙西词派。 六、浙西词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晚期梅里词派的朱彝尊、 李良年、李符,他们和沈皞日、沈岸登、龚翔麟并称"浙西六家"。 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是浙江秀水人,沈皞日、沈岸登、龚翔麟是浙江平湖人,都属于嘉兴人。 浙西词派兴盛于康、雍、乾三朝,这个时期清朝逐步统一全国,走向鼎盛,因此明末清初的那种悲慨凄怨之声,已经不符合时代的特点。 朱彝尊《静惕堂词序》中提到:
在《解佩令·自题词集》中,朱彝尊写道:
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不学北宋的秦观、黄庭坚,学习南宋的姜夔(白石)、张炎(玉田),以婉约为正宗,贬低豪放词派。他们标榜醇雅、清空,认为词"宜用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作品多为咏物或恋情词。 朱彝尊也有抚今追昔的名作,但是要"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例如 《卖花声·雨花台》 :
中期浙派的领袖是厉鹗 ,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主要生活于康乾盛世,更推崇北宋后期的周邦彦。南宋时期的姜夔、周密、张炎等人,其实也是继承了周邦彦的词风,厉鹗提到:
厉鹗《谒金门·七月既望湖上雨后作》:
后来的常州词派谭献批评说:
七、吴中词派到了乾隆朝以后的嘉庆年间 ,先后出现两个词人群体对浙西末流进行了批驳与纠正 。一个是常州词派,另一个是聚集在戈载等吴中七子周围,以苏州为中心活动的词人,被称为吴中词派。 这个词派的特点就是主张严守声律,效仿周邦彦、姜夔的格律派,讲究词的音乐性。亦可叫做吴中声律派。 陈梦渠《折梅斋词话》中介绍说:
戈载(1786-1856),字顺卿,号宝士,又号润卿,双红词客、山塘词隐。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给后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应该是他总结前任填词押韵规律而编撰的《词林正韵》。 戈载在《翠微雅词 自序》中说到:
在《词林正韵 · 凡例》中,戈载又提到:
戈载《台城路 ·金陵怀古》:
八、常州词派吴中词派强调词的音乐性,而常州词派从内容上注重比兴寄托,强调词体的严肃性 、 崇高性 , 常州词派以张惠言兄弟编选的《词选》为标志,后继者由周济、谭献、陈廷焯等人,倡导比兴寄托,复归诗骚传统的理念。 张惠言提到,词应该"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周济指出“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 张惠言(1761~1802)原名一鸣,字皋文,一作皋闻,号茗柯,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周济(1781年-1839年)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庵。江苏荆溪(今江苏宜兴)人, 张惠言《木兰花慢·杨花》:
九、临桂词派在光绪时期崛起的临桂词派,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古典词派。这些词人都是 科举出身,且同朝为官,经历了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晚清时代,他们既有经世致用的传统,也受到西风东渐的巨大影响。 晚清民国词人蔡嵩云《柯亭词论》中,论临桂派词人时提到:
“重、 拙、 大 ” 是其核心词论。 代表人物王鹏运、况周颐都是广西临桂人,因此被称为临桂词派、粤西词派,简称桂派。另外,一些非桂籍词人也被认为是这一派别,例如晚清四大词人的另外两位郑叔问、朱祖谋等。 王鹏运( 1849—1904) ,晚清四大词人之一,同治九年( 1870 年) 22岁中举人,十一年( 1872 年) ,24岁补授内阁中书。光绪间官至礼科给事中,曾经多次替康有为向光绪皇帝递交奏折,并因谏阻慈禧太后险遭杀身之祸。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在苏州病逝去,享年56岁。 王鹏运《探春慢》::
况周颐(1859年-1926年),晚清四大词人之一,别号玉梅词人、玉梅词隐,晚号蕙风词隐。其《蕙风词话》是学词者必读书之一。 况周颐《浣溪纱》 :
结束语除了这九大门派(云间词派、西陵词派、柳州词派、梅里词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吴中词派、常州词派、临桂词派)以外,还有不少人并不能归类为某一派之中。 例如男容若、女太真、吴伟业、柳如是、龚自珍、王国维等等。 @老街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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