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清初词坛虽然已阳羡、广陵诸家词派，但并未拘陈拥趸的词学审美。作者既多，或咸规南宋雅词，或蹈厉苏辛别调，或远眺五代遗风，别出心裁，诸体大备。但随着嘉兴朱彝尊以“宋以词名者，浙东西为多”而浙派标宗词学之后，清词风气便为之一巨变，既从诸家并起的“百花齐放”嬗衍之宗派的“一家之学”中，谭献故云：“锡鬯(朱彝尊)、其年（陈维崧字）出，而本朝词派始成”（《箧中词》）； 浙西词派的这种转变，虽然令词学风气逐日竟盛兴，但随即而来的便是词学陷入“一人之兴”、“一家之兴”，朱彝尊称：“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此。”（《静志居诗话》）。逮至清中季而后的常州词派，此风则愈演愈烈，按龙榆生所云既“自浙、常宗派之说起，而风气为之一变；虽词体益尊，气格益醇，而清初柔婉博大之风，不可复睹矣！” 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竞崇“比兴”的“托体日尊”
浙西词派的发展，对于词的地位而言，是并未足有特别大的重视的，仅止于“词本小道”向“亦可宣昭六义，鼓吹元音”的阐发（朱彝尊说）。这种“虽小而能大”的词学理念，与其同期阳羡派之“彼以填词为小技者，皆下士苍蝇声耳”（陈维崧说）是殊无二般的。浙西尊姜夔、张炎的“典雅”，最为紧要的一点是从辞词上矫正明代重《花间》、《草堂》的淫哇艳科，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云：
也正因此，诚如朱彝尊自说“盖时代所致”一般，彼时针对词风的转变。仅以姜夔张炎的字面醇雅为针，以期度“崇尔雅，斥淫哇”之学。虽然浙西词派取径姜、张并没有特别大的问题，毕竟这两家确实是雅词嫡传，但学姜、张不学其“艺”，而止求于“术”，同时又止境于姜夔（朱彝尊云：“填词最雅，无过石帚。”），便使得浙西词人大多失之滑易，又无面目。谭献尝言：“浙派为人诟病，由其以姜、张为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涩，玉田之润。”，故此，浙西词派发展至终末，便衍生了“三弊词”（俗词、游词、艳词），又重蹈前人覆辙而去。
浙西式微之际，常州张惠言始以“风”、“雅”相号，使“寄托”而入词。至此，词之一体方跻身于诗、赋同列。
浙西、阳羡等清初词派仅是将词的“抒情”功能较为全面的扩展，并没有注意对词体的社会功能性进行更深一步的攫取。陈维崧是因曹贞吉的一首咏史词《满江红》而有感“词非小道”；朱彝尊则是在词辞上规整“雅正”，都并没有从根本上确定词体的地位。至张惠言则别开涂术，以经学家的视野在词的内质上比附“诗家六义”，并新为词家选本，鼓昭审美，其《词选·序》云：
张惠言虽然以“比兴”而使词体趋尊，但仅录44首词的《词选》，实在是过于狭隘，与此同时，在其中例词的疏注下，又有为“比兴”而过于索隐的部分。如中选温庭筠《菩萨蛮》一词：
这这首词有个掌故，据孙光宪《北梦琐言》所言，玄宗酷爱《菩萨蛮》一词，便令令狐绹新作曲调，但实是温庭筠捉刀所作。野史且不论真假，全词以“春情”为意，上片分作环境、人物描写（言冷清之庭院、言婀娜之姿态），并以“影”、“隐”为线索铺张开去，末了又合以“独居”两层共以‘关情’，“故国吴宫远”仅是以西施典故为点“美人”来处，但张惠言仅以“故国吴宫”便指此词是“略露寓意”，甚至说“青琐”“金堂”也有寓意，实是穿凿过甚。
周济上接张惠言“比兴”之意，但他所作的宋词选本《宋四家词选》显然开阔的多了，其序云：
从“比兴”到“寄托”，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推拓。张惠言为了“比兴之说”，导致了“宏音雅调，多被排摈”，而周济则以王沂孙、吴文英、辛弃疾、周邦彦为线索，在“比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论述了“寄托”与“如何寄托”为词。
周济虽然将浙西所遵从的姜夔、张炎弃之门外，但所圈的四家，却涵盖了从词辞、章法、音律乃至思想性等近乎全面的方向。这种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的完备，遂使得此说风靡一时，影响特大。 词派家学之病：“捻僻谨声”虽然词体地位经常州张惠言、周济处达到了“上付风雅”的，但一家之学的流弊却依然无法避免。自周济尊宋四家之后，道咸词坛更是捻出吴文英作为词家之正典。
这时候的常州词派，从四家说又转入了一家之说，甚至在朱祖谋等词坛领袖的刻意倡导下，变成了“天下学梦窗者大半”（吴梅《乐府指迷释序》）、“由是梦窗一集，几为词家之玉律金科，一若非浸润其中，不足与于倚声之列”（龙榆生说）等近乎于疯狂的面目，比及浙西词派的“浙西填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又是一次重蹈覆辙。浙西词派以姜夔为止境，清季词坛又以吴文英为止境。前者因重字面而蔓生劣作，晚近词坛则因学不到吴文英的精髓，而演成了墨守四声的积病出来。吴梅所以才会说:“近二十年来，如沤尹、夔笙辈，辙取宋人旧作，校订四声、通体不改易一音”。除此之外，在内容和技巧上不能追继先学的情况下，很大一部分词人便以“生僻字”、“生僻调”为“词学捷径”，所填之词止为合辙四声，不见丝毫内容，甚至连句读都不能通顺。
总而言之，清代词学自循雅词而成一家之学后，虽然地位擢升，但于词的内容、思想却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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