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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矛盾的时代：一方面，人们纵情享受着科技高速发展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又暗自抱怨科学的“无意义”，对逐渐逝去的“思与诗”偶有乡愁。实际上100年前的德国社会也面对着同样的问题。 韦伯 韦伯1919年的慕尼黑演讲 1919年年初，韦伯在慕尼黑发表了著名的《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演讲。在演讲中，韦伯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一番深刻的诊断。 科学可以根据预期的目标对自身的手段进行检验、调整，可以自己为自己做出规定，但无法告诉人应该如何去生活。但在理想状况中，既然科学无力回答，人就无需追问科学，自由而独立地决定自己该如何成就自身。 但韦伯尖锐地指出，科学与价值互不干扰、各自独立的理想状况根本就不存在！人们早已陷入科学的理性之中无法自拔，以至于放弃了自由决断的信念，在生活中也作茧自缚地追求客观的确定性，期待着安全、可信赖的生活世界。在科技化的世界里，乘客无需知道电车如何运行，无需知道电影放映机如何旋转，因为一切都已经被严格、精确的“计算”所保证；面对独属于自己的生活，人们也诉诸严格的谋划才能求得心安。因此韦伯说道：“科学通过它在技术上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日常生活。”面对科学与价值的分离，韦伯认为，我们本就应该承认“科学无意义”，理论上坚持中立、客观化的科学态度；另一方面，虽然我们无法拒绝科学理性对生活的透视、干涉和整治，但也要敬重私人个性的奥秘。当然韦伯也难以超越时代的限制，终其一生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次年因病与世长辞。 将信仰理性化的书斋先知们 面对信仰、自由与理性的张力，一些知识分子败下阵来，寻求一个可信赖的理性世界，将本属于意义与价值领域的宗教进行理性化，这些知识分子被韦伯称为“书斋先知”。在演讲中，韦伯警告他们，宗教信仰只有和科学严格区分开来，才能在“神秘生活的阴间王国或者在个人之间直接的关系的友爱中具有尊严和真理”，否则就是危险的欺诈。 然而韦伯的警告激怒了这群书斋先知们。恩斯特·克里克作为书斋先知的代表，将韦伯批判为无根基、无灵魂的堕落知识分子。并主张在“普遍的民族宗教”中进行科学化革命，幻想着这家宗教机能让民众“成为一个道德的统一体”，将国家提高到新的高度。 卡尔·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发表演讲 我们发现，主张将一切理性化的书斋先知结果陷入到政治的狂热之中。这是由当时动荡的政治环境所造成的。1918年德国工人阶级发动了十一月革命，在德意志帝国政权的破灭中建立了魏玛共和国，但政权最后落入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手中。1919年2月，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库尔特·艾斯纳被暗杀后，各大城市正处于革命暴动之中。慕尼黑甚至爆发了公开的内战，4月7日主张苏维埃政权的极左派获得胜利，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动荡的政治更迭自然激起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捣鼓出各种解放德国的救世方案，当然这些方案都拙劣不堪，并无任何实施的可能性。 1919年德国革命 形而上学的狂热 在自由和理性的张力中，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逃避理性，向看似崇高深邃、思辨的形而上学求助，制造出各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世界观”。这些世界观的发明者遍布在德国每一个大城市，并自诩为救世主。卡尔斯鲁厄城的救世主把自己称为“原始漩涡”，向信徒们宣称自己能释放某种宇宙能量。斯图加特的救世主自称为“人类之子”，坚信只有素食才能解放世界。杜塞尔多夫城的一位“新基督”宣布世界将再次遭遇灾难性的大洪水，唯有艾弗尔的田野才能提供安全的避难所。柏林的“精神君主”自封为无政府主义和原始共产主义的领袖，声称这是“民众、帝国和人类发展的唯一可能性”。事实上这些荒谬的“世界观”，不过是根据自身的经历体验，用花里胡哨的词语罗织而成的、粗制滥造的妄言。 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历史？ 在今日，科学理性与意义价值仍然保留着一定的张力，在二者的互搏中，总有些知识分子招架不住，或投靠在理性的庇护所之下，主张人文社科的方方面面都必须“科学客观地量化”，将一切“虚无缥缈”的内在性换成符号和数字才心满意足；要么直接陷入形而上学的惶惑和迷狂中无法自拔，拒斥理性和科学，结果创造了一个极端私人、毫无结果的世界。因此，我们要回顾并反思这段乌烟瘴气的思想史，在理性与自由的永恒张力中为自身指迷启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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