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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研究生的时候，就被老师们狠狠批评，说我不会读书，说我理解的韦伯是肤浅和流于表面的。我当时体会到了当头棒喝，于是就跟着老师学着精读韦伯，一字一句地读韦伯，反复研读，逐渐进入到韦伯的思想世界。这时候我才能够比较真切体悟何为新教徒的焦虑，何为以行动化解紧张。新教徒的焦虑和从焦虑中迸发出的力量，离我们其实很近。越是在现代都市里生活，就越是能体会韦伯笔下新教徒的处境，那种焦虑、无所归依、必须依靠个体的力量来对抗世界的勇气。这种状态其实越来越普遍，我们反观自己和周围时，会发现韦伯描述的就是现代人的普遍处境。这时候我返过去再读韦伯，就有了更真切的感受。因此硕士论文又写了韦伯。 但我到了博士的时候，跟着新的老师学习，又遇到了新的批评。老师说过太执着于观念世界，陷在自我之中，新阶段的学习需要重新回到生活，要学着从生活的永恒之流中去体会思想，扩展生命的维度。因此，阅读韦伯不能再停留在观念和概念世界中，不能忘记生活！ 我这么讲述自己阅读韦伯的经历，并不是要像韦伯所批评的，不加节制地抒发自己微不足道的个人感受，而是想在这个成长过程中，领会韦伯思想的某些东西。我下面来尝试说明。我把自己阅读韦伯的经历分成几个阶段： 1、 最直接的触动，一种思想上的撞击，一种shock，由此引发了学术的激情。； 2、 “道听途说”，在大的学术潮流和氛围中增加理解； 3、学会静下心来读书，进入到文本中去，真正“进得去”； 4、“出得来”，从思想回到生活。 这四个阶段不是线性的，而是相互映射，就像四个角落的蜡烛，相互照亮。也许只有很好地结合这四个维度，在一个共同的照亮中，有生命力的思想和学术才会生成吧。这自然很难做到。对于我们这些还在学习时代的人来说，还需要继续摸索。 不过，对于我来说，通过这样一个反思，我觉得自己可以用一条线索来阅读韦伯，尤其是详细解读《学术与政治》这本书。这条线索是什么呢？就是伦理人格的养成。关于伦理人格这一点，许多研究韦伯的前辈和老师都提过，比如说李猛老师、田耕老师和王楠老师等等。我只是通过自己阅读经历更加明确了这一点。所以我阅读和写作韦伯，试着琢磨韦伯本人对待学术与政治时的生命体验，这不仅是他文本中要特别讨论的东西，更是他生活的有趣构成部分。《学术与政治》的高潮部分，涉及的就是这个东西，无论是批评还是赞扬。我们最为韦伯所打动的，也是这个东西。所以，我认为只有把握了韦伯对于生命、对于生活的理解，才能真正进入到他的思想世界中。其实，我们记住韦伯许多概念是很容易的事情，什么官僚制、支配类型、理性化，看几遍了都会记住，但是要学习到韦伯的做人、做学问的精神气质，就非常困难。 《学术与政治》｜图源网络 二、 对于韦伯学说的一些困惑 结合我个人的学习成长经历，以及我看到的周围老师、同学和朋友们的求学状态，我其实有一个疑问：韦伯希望他的学生们，或者是那些倾听他演讲的年轻人，以及后来阅读他作品的人，达到怎样一种生命境界？或者说得直接点，韦伯对于年轻人的教育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韦伯许多非常有意思的文本，都是把年轻人视为潜在的读者。因此，他究竟希望这些吸收他思想的年轻人养成怎样的人格形态呢？这对我们这些生长在东方文明中的人来说，又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针对这个问题，我最近在思考一个可能的线索。就是联结起歌德与韦伯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来从韦伯的文本中来寻找关联。读过韦伯的人肯定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韦伯在表述自己思想的时候，喜欢引用一些文学作品来形象地说明。歌德就是最常引用的。比如说，在阐释新教伦理的时候，他引用了《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里的一句话：“什么是你的义务？日常的要求。”在讲述科学和政治的理性化和诸神之争的现实时，他引用《浮士德》里的一句话：“当心，魔鬼是一个老人，要想了解他，你得先变老。” 在《新教伦理》的最后，他将新教徒塑造的现代文化，与歌德的浮士德精神作对比，并认为现代人的人格已经“与追求完美人性的时代分道扬镳”。而且，熟悉《学术与政治》的朋友肯定记得，韦伯在两篇演讲的最后，特别说每个人要找到“守护自己生命的魔神”，在现实的生活中，要“与魔鬼签订契约”。甚至韦伯的妻子给韦伯的墓志铭：“尘世一切皆幻影，从此吾辈再无君”，也是引自歌德的《浮士德》。由此可见，韦伯与歌德之间其实有很多渊源。他文章中对于歌德的大量引用，绝非是为了追求文学修辞，而是为了更形象地表达他的思想内核。 不过，要讨论韦伯与歌德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我这里仅展开说一个点，在座的朋友可能比较有体会。如果聚焦到《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篇演讲中，大家其实会发现，韦伯对于学术人格或者说学术伦理的论述，内含着极大的张力。一方面，学术系统在不断地体系化、理性化和官僚化；一方面，韦伯又在不断否定“个人体验”、政治激情、宗教信仰等等传统的价值预设。但我们也知道，韦伯本人不赞同完全顺服于理性化的普遍趋势，他希望从属科学研究的人，能够始终保持生命内在的激情，坚守终极的价值意义。因为唯有具有内在性的动力，科学本身才不仅仅是职业，而是具有伦理性的志业。然而，非常悖谬的地方在于，韦伯在最后给出这个答案之前，他几乎否定了所有可能的道路。学术作为通向真实存在之路、真实艺术之路、真实自然之路、真实上帝之路、真实幸福之路，通通被否定，更别说是那些诉诸个人情感和宗教非理性的学术形态了。韦伯的这种处理方式导致了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在不断走向理性化经营的学术系统中，一个学者的伦理动力究竟从何而来？我们今天对谈的朋友都是初步进入到学术系统里的人了，相信会对这一点有些体会。即便不是从学术的人，只要是在现代社会系统中生活的人，都会多多少少有这个疑惑。韦伯如此倡导伦理理性化，要我们塑造现代版本的英雄人格，但是这个价值动力到底来自哪里呢？外在的系统性力量似乎要吞噬完内在价值的东西了。 对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我只是想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切入点。歌德的《浮士德》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浮士德》这部戏剧其实非常有意思，故事主人公就是一个学者，与今天对谈的大多数人一样，都是博士身份。但是这个博士一出场就想自杀，觉得天天待在书斋里越来越百无聊赖，找不到继续干下去的意义了。但他没有自杀成，后来便和一个魔鬼梅菲斯特签订了生死契约。梅菲斯特带领浮士德走出了书斋，进入到了尘世生活中。借助梅菲斯特的力量，浮士德经历了各种人生百态，最后在“生命的最高瞬间”死去。《浮士德》的故事给我很大震撼，其中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作为学者的浮士德为何要与魔鬼梅菲斯特签订契约？梅菲斯特说过一句名言：“理论何其昏暗，生活之树常青”，事实上，他就是以“生活”的名义诱惑了浮士德。在书斋里丧失学术动力的浮士德，选择了“动用魔鬼的力量”，投身于“生活”之流。但是浮士德面对的生活，绝非一片安好，而是充满了魔鬼的力量。浮士德人格的养成，精神的不断超越，就是在生活的洪流中不断与魔鬼周旋，不断锻造自我的过程形成的。在我们之前提及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里，歌德就提出了“别忘记生活”——真正的历练和教育、真正的人格养成发生在生活这个最直接的舞台上，可以点出了要害。 浮士德的故事或许能够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韦伯的伦理人格问题。韦伯说：“唯有那纯粹向具体事务（sache）献身的人，才有人格。”这种献身，既不是躲在书斋里能完成的，也不是随波逐流，只依靠个人的意见和感受，更不是被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所框定，而是投入真实的生活本身。永恒流动的生活是悲剧性的，因为其中同时蕴含了肯定性的终极价值，和否定性的魔鬼力量。而一个生活着的人，既要在生活中弄明白自己要坚守的价值，也要同时看清魔鬼的力量。同时协调好这两股力量，一个年轻人才能走向成熟。我想，这种人格形态，应该便是韦伯在政治演讲里说的，同时结合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人，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真正的英雄吧。 如果上述推论有些道理的话，那么韦伯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教育，其实是想从最根本处逼问我们，当我们想要选择从事学术、从事政治或者从事任何一种事业时，我们究竟是直面了生活，还是逃避了生活？我们是否还处在自我的幻觉或别人施加的幻觉之中？我们是屈服于魔鬼还是驾驭了魔鬼？我们是否真实地忠于自己，能够在认识到生活中充满了魔鬼力量的同时，也又屹立不倒，在日常的生活之流中拥有坚持的勇气呢？在学术上，韦伯最后给出的答案或许比较难理解，充满争论，但如果我们关注韦伯这个具体的人，或许答案就比较明晰了。韦伯自己说道：“拿我个人来说，我已经用我的工作，做了肯定的回答。”我觉得这个答案已经非常明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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