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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浮士德》 《浮士德》是一部诗剧，取材于德国中世纪一个炼金术士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换取知识和青春的民间故事。诗剧以天帝和魔鬼靡非斯特关于人的争论、赌赛为开端，引出作为赌赛对象的浮士德博士，并进而引发了浮士德与魔鬼的赌赛。 年过半百的学者浮士德沉湎于中世纪的书斋，脱离了现实生活，为烦琐、僵死的知识所困，苦闷到企图自杀，直到复活节的钟声响起，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在与学生瓦格纳的郊游中，他看到了充满活力的生活，同时也遇到了靡非斯特变的黑狗。回到书斋后，浮士德与靡非斯特订立了赌约：魔鬼甘愿做浮士德的仆人，带他到天地间寻求各种满足，解除他的苦闷，而浮士德一旦发出流连忘返的赞叹，他的灵魂就将归魔鬼所有。 于是，浮士德离开了书斋。他喝下了魔汤，恢复了青春，爱上了少女葛丽卿。深陷爱中的葛丽卿却因此家破人亡，虔诚于宗教的她在狱中等待上帝的裁判。浮士德经历了瓦卜吉斯之夜群魔会，赶来解救葛丽卿，却遭其拒绝，内心感到了极大的痛苦。 此后，浮士德继续得到靡非斯特的帮助，从个人的小世界投身社会的大世界：开始他接触政治生活，希求功名，向皇帝倡议大量发行钞票，解救了财政危机，却被昏庸的皇帝视作浅陋的魔法师。于是，他又在瓦格纳的“人造人”帮助下，穿越时空，追求古希腊的美女海伦，并与海伦结婚生子，儿子欧福良无限制的追求高飞，却坠地身亡，海伦也悲痛离去。 回到现实后，浮士德帮助国王平息了叛乱，得到一块赏地，他决定筑堤拦海，改造自然，却间接害死了无辜百姓。在这过程中，他双目失明了，听到为他掘墓的声音，却以为是大堤将成的信号，激动的他由衷盼望时间为之停留，随即颓然倒地。按照赌约，他的灵魂将归魔鬼所有，但天使及时到来拯救了他，他进入天国见到了圣母与葛丽卿。 中国“五四”之前已开始对《浮士德》进行介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写道：“欧洲近世之文学中，所以推格代（歌德）之《法斯德》（《浮士德》）为第一者，以其描写博士法斯德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最为精切故也。若《红楼梦》之写宝玉，又岂有以异于彼乎？” 1922年8--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分三期连载了张闻天的《哥德的浮士德》，这被认为是国内第一篇关于《浮士德》的长篇专题论文。文章分五部分，不仅详细介绍了诗剧的内容，还得出以下的结论：浮士德就是歌德自己；真正的人性就是不断的努力；执著人生，充分发展人生是诗剧的根本思想。 “五四”之后，开始了对诗剧的翻译，并出版了中国最早的歌德研究专著：冯至的《歌德论述》。其中的《〈浮士德〉里的魔》等两篇论文直接对《浮士德》进行了解读，文中将其看作一部肯定精神与否定精神斗争的历史。 建国后，整个译介和研究工作进展不大。1978年以后，出现了董问樵、钱春绮、樊修章、绿原、杨武能等译本。研究的文章也开始丰富起来，研究歌德的著作里大多涉及《浮士德》，而专门的著作有董问樵的《〈浮士德〉研究》。此外，《名作欣赏》在1990、1991年间连载《浮士德面面观》，角度较为广泛。这里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国内近年来的评论做一个简要的综述：
关于诗剧的性质。绿原在其译本前言中称之为“富有鲜明的乐观主义的性质”的悲剧。余匡复在1991年编写的《德国文学史》中提出：《浮士德》同时包含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是严肃的正剧，因为诗剧的结局是光明的，作者对人生意义和人类前途的回答是乐观的、肯定的。 关于诗剧的主题。残雪在《是什么促使作者写下了〈浮士德〉》一文中写道：艺术家要表现的就是：人身上与生俱来的二重性矛盾如何推动着人性的发展，《浮士德》是人类永不停息的探索自身奥秘的证明。杨武能的《试析〈浮士德〉的哲学内涵》认为，诗剧宣示了一种源于对人类存在的肯定，一种积极乐观的、本体论的有为哲学。也有人指出应该看到剧中具有一个“人性”的主题，它是作品的内在结构，将看似无序、散乱的材料贯穿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隐在的整体。 这部作品还被放入各种不同的语境中解读。蒋世杰《〈浮士德〉潜藏的原型象征体系》一文认为诗剧以希腊和《圣经》神话为原型，潜藏着一个原型象征体系。如涵盖全剧的原型性主题：生命的金树才是长青；原型性叙述：浮士德的螺旋式上升的人生圆圈，使悲剧呈现为一条浮士德曲线等。而且，歌德不仅是激话和利用了原型，更是重塑了原型。陈晓兰的文章《〈浮士德〉与神秘主义》在神秘主义的语境下提出，歌德用神秘主义和基督教正统的对立来决定人物形象和主题，他“讴歌”死亡，以唤起新生事物，用巫术的颠覆性意义为他的个性主义思想及批判服务。刘建军在《两面神思维与〈浮士德〉辩证法思想的深化》中借用两面神思维，指出诗剧在异质对立中更包含了同质对立，即善恶对立中还包含着善善对立，与同时代相比，这是思维方式的进步。
郭沫若、宗白华视浮士德为歌德的替身。余匡复《〈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一文将《浮士德》视为诗化的歌德思想的百科全书。进一步的，韩瑞祥、仝保民在《〈浮士德〉悲剧第一部的浪漫主义色彩》中认为：浮士德是一个在幻想和戏弄人生中追求着的浪漫主义形象， 他不是作者本人生存观念的释解，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分裂的悲剧。歌德自己说过：他说不出来作品里的具体观念，作为诗人他只是将自己的印象从艺术的角度生动表现出来，并使读者能获得同样的印象。董问樵在解读这段表白时认为：在思想上，诗剧是接近人道主义的过程；在艺术形象方面，浮士德是哈姆雷特的发展，前者在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发展了后者的形象。王力在他的《文学的归真——对〈西游记〉、〈浮士德〉的随想》中将浮士德定位为一个“当代英雄”：真正的当代英雄体现着人类最深刻的智慧和最崇高的人格，是人类文学中的最高典型，浮士德正是凭着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和为人类造福的思想，完成了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关于“浮士德之死”，喻天舒对比了16世纪人文主义者马洛的诗剧《浮士德》与歌德作品的结尾后，接着分析：从小受到基督教全面洗礼的歌德，之所以苦心孤诣地拯救浮士德，是将他当作勇于反抗束缚人性的现世权威、努力发挥人类潜能的理想人类的代表给予肯定的，也体现了歌德对自己身后的期许。同时这个“死”又被祝彦在《圆球的坠落和浮士德之死：感悟在魏玛》中解释为对工具性思维的批判，在利润追求和技术进步融为一体后，“无不可为”的口号掩盖着每一种暴力行为，浮士德为了追求事业，忘记了如何真正的造福于民。 说到浮士德精神，董问樵直接引用了悲剧人物的表白来分析其主要方面：永不满足现状，不断追求真理，重视实践和现实。杨武能的《试析〈浮士德〉的哲学内涵》提出：浮士德精神非纯粹的德意志精神，而是整个欧洲文化和哲学传统的延续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欧洲精神的凝聚和结晶。张辉在他的论文《浮士德精神与中国化审美诠释》里比较了宗白华、张月超等人的观点后发现了审美现代性本身的一个悖论：审美的来理解浮士德精神，并以之进行审美启蒙是对人全面发展的吁求，同时由于对审美作用的片面强调，可能伴随着审美本质的变异乃至异化，使人变成审美乌托邦里的“单向度的人”。
对靡非斯特这个人物的理解在当下比较全面了：有人将其视作一个浮士德需要不断克服、战胜之才能飞升上天的象征。也有人认为：在浮士德身上不可避免的有着靡非斯特的影子，靡非斯特是浮士德思想意识的一个侧面，表面上的主仆关系掩盖不了二人的相互交融，他既是向善的阻力，又是一种原动力，他促进了浮士德向善的追求。残雪的《靡非斯特为什么要打那两个赌？》指出：作者写靡非斯特，是要向人类展示自己毕生的追求，是要将生命中的狂喜和悲哀、壮美和凄惨、挣扎和解脱、毁灭和新生，以赞美与嘲讽互相交织的奇妙形式展现在人间。诗人的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沉痛：人要绝对遵循理性来成就事业极其困难。在沉痛与颓废的对面，便是那魔鬼附体的逆反精神，是一种动力。丁谦的《西方文学中的伴生对偶原型》一文从“伴生对偶”出发，将主人公视作对偶中的两极，是资产阶级人性中两种力量的冲突与合一。 关于葛丽卿这个人物，刘敏在她的《甘泪卿悲剧的意义》中认为，她并没有过人的聪颖和才智，却富有无私的奉献精神，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但歌德笔下的女性形象多数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只是记载他精神发展的轨迹。张继云文章《从浮士德与格蕾欣不同的世界观看浮士德体现的时代精神》认为作为和浮士德同时代的人物，她固守封建传统道德规范，其世界观的差异正是突出浮士德身上的时代精神。 瓦格纳这个人物，有人认为他就是一个学究气极浓的沉迷于书斋的知识分子，残雪却在《靡非斯特为什么要打那两个赌？》一文中顺带提到：他以否定个人生活和欲望的方式，唱出了对生命与欲望的赞歌。如果他敌视生命的话，结晶人就完全是多余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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