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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中叶，权臣桓温在破除中枢司马昱等势力对自身的限制后，终于得以出兵北伐建功，让自身在东晋朝中的权势进一步加强。而桓温除了靠军事上建功巩固声望之外，在两次北伐之后还主持了著名的“庚戌土断”，更加促进了自己在东晋门阀政治格局稳定发展时期的地位巩固。那么，桓温是如何通过“土断”改革，来实现自己巩固权势的目的呢？  何为“土断”，从东晋的“侨置郡县”说起东晋时期的“土断”改革是为解决自“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南迁后“侨人”和“侨置郡县”等带来的各种弊端，那么先来看东晋“侨置郡县”所带来的影响。
西晋末期，五胡之乱导致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南迁人口到达南方后成为“侨人”。东晋朝廷为了安置这些人口，按照北方旧地名称重建州郡县，这便是所谓的侨置州郡县。一州所涉角度较大，我们只探讨东晋乃至南朝颇具影响的侨置郡县部分。因为是在南方“侨置”旧郡县，这部分侨置人口并无真实土地，东晋给予免除“赋役”的优抚。而这部分侨人随着在江东定居多年，部分已经拥有土地，却依旧享受免除赋役的优抚。并且，侨置郡县侨人当然并不能与原本北方郡县人口相当，会存在“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的现象，不利于辖区郡县管理。侨人、侨置郡县所产生的弊端逐渐开始显现。 不光如此，最初南迁人口因无土地，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依附豪强士族。并且南来人口本来就是军事、生产等方面的重要优势，因此南方豪强士族也会利用权势逼迫流民依附。《隋书·食货志》有记“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皆无课役。客皆注家籍”，可见当时豪强士族对于南来人口的强占现象较多。南方士族豪强借侨置之机强迫侨人依附，还有强占流民不予登记户籍的现象。东晋给予侨人定为白籍户口，南方原来人口为黄籍。可以南方士族豪强利用权势，逼迫、强占侨人为“家籍”，或者故意隐瞒人口不予上报户籍，也就既拥有了大量人口，又不用替所占人口承担赋役。而且值得思考的是，东晋侨姓士族为巩固自身在江左的物质基础，当然也会存在圈占土地现象，江东本土士族更不必说，世代经营早就拥有大量土地。而经营土地农庄，需要大量人口，面对南来侨人，强占人口、隐瞒户籍现象自然更多。
白籍侨人依靠东晋免其赋役的优抚，逐渐在江东稳定下来，并且北方失地难收复，南来人口也早就没了北返之心，因此侨人也逐渐开垦土地定居下来，这样就出现白籍之人拥有土地却不承担赋役的问题。也就是这种情况，范宁才有“无本邦之名，有安土之实”的说法。既然有了安土之实际情况，那么东晋朝廷自然不会放弃这部分有地人口的赋役，因此才推出“土断”改革，改原有白籍为黄籍，也就是取消了定居侨人的免除赋役的优抚。这种多出的赋役当然对朝廷有利，以此统治者也乐见“土断”实施。也因此晋成帝咸康年间推行土断之策，实为推出增长国力考量。  永嘉之后，北人南渡 土断归根结底是解决南来侨人户籍问题，让原本逃脱东晋赋役的人口承担赋役。但是“土断”之策固然能够解决庶人白籍侨人的问题，但却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便是东晋士族豪强所占“家籍”或无籍人口难以按照庶人白籍土断之法解决。山遐曾经担任余姚令，为解决士族侵占人口问题，“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因此山遐遭到了当地士族豪强的反抗，甚至诬陷山遐，最终山遐被免官。由此可见当时东晋士族“挟藏户口”问题的棘手性，结合东晋当时门阀政治看，侨姓士族和江东本土士族都是强占人口的参与者，而在东晋朝堂占据主要地位的门阀士族，自然不愿意“土断”改革夺走门下所占人口。如山遐虽为高门之后，但山氏并未在江左显赫，因此也难以撼动东晋门阀政治下各门阀士族的利益所在。 而士族门阀所强占人口、隐瞒户籍情况太过严重，已经严重影响到东晋国力。从山遐施行土断“八旬”几个月时间便“出口万余”，足以看出当时东晋门阀士族侵占人口的严重程度。可是这种由侨人和侨置郡县导致的东晋内部弊端，并非那么容易解决，所涉及到各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下的门阀士族，山遐解决不了，需要一个具备强势手段的人物才行。东晋中叶，这个人出现了，便是桓温。桓温破除司马昱对自己的限制，得以执掌东晋朝政。并且桓温依靠荆州之兵两度北伐，在东晋朝中威望日盛，而且时机正好处于桓温压制东晋内部其他反抗力量的关键节点，因此桓温在这个时机也就是兴宁二年三月初一推出“庚戌土断”。庚戌土断得以推出，虽然结果并非多么成功，但却在门阀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下，帮助桓温更加巩固其自身地位。这个过程中桓温自身的实力是基础，利用土断打击抵抗自己的东晋内部门阀士族力量，也依旧是桓温推行土断的重要目的。 “庚戌土断”所处的东晋门阀政治斗争背景
庚戌土断是在东晋哀帝兴宁二年三月初一，因是庚戌日才有庚戌土断之称。这段时间内桓温把持东晋朝政，处于桓温前两次北伐与第三次北伐之间。桓温通过讨伐前秦和大破姚襄两次北伐，权势进一步得到确立。在时间节点上，第二次北伐在永和十二年即公元352年，第三次北伐在晋废帝太和四年即公元369年。桓温主持庚戌土断是在兴宁二年即364年，处于桓温正依仗其北伐之功运营在朝中势力，夺取其他各门阀所占据中枢、方镇权力的关键时期。  当时虽然桓温正处得势之时，但却并非如之后彻底掌控东晋内部势力。在桓温第三次北伐之前桓温通过帐下郗超的郗氏关系得以控制京口势力，在第三次北伐失败后，桓温逼迫豫州袁真叛变得以控制豫州势力。由此可知，庚戌土断推出之时，东晋方镇势力中有着非常重要影响的豫州和京口，尚未被桓温控制。再结合后期第三次北伐失败，桓温觉得声望受损，使用郗超之谋行皇权废立之事，以图来弥补自身声望，可以推知在庚戌土断推行时，桓温所面对的东晋内部反抗势力依旧存在。在夺权关键时期，推行土断政策，应当并不仅仅是为了提升东晋国力的考虑。 桓温主政、北伐期间，正是东晋门阀政治经过王导、庾亮等人发展，步入稳定发展之时，东晋内部经过永和政局门阀势力能够得以稳定发展。桓温通过两次北伐建功，已经占据东晋中枢和除豫州、京口之外的荆州、江州等方镇力量。未能占据的豫州和京口，虽然明面上遵从当时执掌朝政的桓温，但却是东晋内部其他门阀士族的势力所在。 豫州经过陈郡谢氏谢奕、谢万、谢尚等人的多年经营，让陈郡谢氏得以位列门阀士族之列，可见陈郡谢氏在豫州影响颇深。之后庾亮、庾翼等人占据豫州，也让豫州颇具庾氏影响。而当时豫州刺史袁真虽然表面上以桓温为尊参与北伐，但豫州真正势力却并未完全由桓温掌握。也正因如此，在第三次北伐失败后，桓温将北伐失败归于袁真，逼迫袁真叛乱，最终才得以让谯国桓氏子弟桓伊任豫州刺史，豫州方镇才真正落入桓温之手。京口之地，经由东晋初期郗鉴及后世郗氏子弟经营多年，郗氏在京口影响依旧很深。而京口作为东晋内部能够威胁上游荆州的下游军事力量，当时高平郗氏郗愔为徐、兖二州刺史掌控京口势力。郗愔当时听从了在桓温帐中任事的儿子郗超建议，不予反抗当时已经成势的桓温，自请出任闲职。桓温迁郗愔为会稽内史，自己领徐、兖二州刺史，掌控了京口之兵。  从桓温在后期费尽心机谋取方镇势力的情况看，在兴宁二年期间主持的“庚戌土断”就并非那么简单了。当时依旧存在桓温并未掌控的方镇势力的东晋内部局势下，可想而知对抗其掌权的门阀力量也依旧存在。桓温执政末期王、谢等门阀力量的抵制，更能佐证这种判断。所以在此种时机之下，桓温不求军事建功，反而推行政事，主持庚戌土断之策，除增加朝廷赋役之外，应当还包含压制抵抗门阀力量、巩固自身地位之目的。 桓温推行“庚戌土断”的谋算：震慑门阀力量桓温推行庚戌土断，其内容当然也主要集中在对士族豪强所强占的侨人户口问题上。土断政策的实施，在桓温当时有两次北伐之功，并且掌控中枢和东晋大半方镇权柄的基础上，当然不会遇到跟山遐所面临的问题。桓温推行土断之策，极大地增加了东晋财力，为桓温第三次北伐提供了有力的国力保障。后世刘裕在推行“义熙土断”时，评价桓温“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可见当时桓温土断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结合东晋末期以及南四朝时侨人、侨置郡县问题依旧严重的情况看，桓温乃至刘裕的土断改革，应当并未彻底断绝因侨人侨置问题导致的东晋内部弊端。 桓温的“庚戌土断”虽取得一定成绩，却并未彻底解决弊端，但从当时东晋门阀政治稳定期的背景看，“庚戌土断”应当是桓温篡权之路中的其中一环，也可以说是众多谋算中的一项。结合桓温在司马昱之后得以掌权后的崛起之路，以及其三次北伐其间种种谋算看，桓温推行“庚戌土断”的作用，应当与兴皇权废立之事作用相似。只是，皇权废立之事发生在第三次北伐失败后，枋头之败打破了桓温先北伐建功，提升朝中声望，再图谋权篡位的谋算，因此皇权废立之事当是不再隐忍的震慑之举。而相应的“庚戌土断”发生在桓温第三次北伐之前，桓温借前两次北伐功绩，还当是志得意满之际，施行土断之策，当是提升声望之举。而从土断所打击的门阀士族利益角度看，庚戌土断应当也同样是对东晋内部主要势力——门阀士族的震慑。 其实桓温的谋算并不仅限于此，也并非始于“庚戌”。仅从桓温谋算豫州、京口方镇的角度去看，桓温第二次北伐，曾经上疏请求徐、豫二州兵力出兵，“请徐豫兵乘淮泗入河”，应当是想要借北伐统帅之便，谋算豫州、京口掌控权。桓温还两次建议迁都洛阳，应当是有打压东晋朝中反抗势力之意。而且哀帝隆和元年，桓温第二次建议迁都时，有想要迁永嘉之后南来侨人全部到中原的谏言，“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这种建议当然不会被允许，但所提之事比后面所推“庚戌土断”更为极致，应当依旧是桓温与东晋朝堂中反抗势力的角力。  兴宁二年五月，桓温原本打算从合肥出兵北伐，但却遭到朝中召其入朝参政的诏令，“加扬州牧、录尚书事，使侍中颜旄宣旨，召温入参朝政”。此事虽未成行，但值得桓温警惕，在自己已经有两次北伐之功的情况下，仍然有想要阻止桓温继续北伐建功，让其入朝参政以削弱其兵权的情况出现。桓温应当很清楚的知道，此时距离自己谋权篡位的最终目的，还有许多阻碍。这些阻碍包括豫州、京口等方镇威胁，侨姓士族、江东士族等门阀士族力量。这些阻碍，也正好印证了当时东晋局势中，门阀政治依然是决定王朝走向的关键因素。而召自己入朝一事发生之前，兴宁二年三月，桓温没有推动军事行为，而是自己主持“庚戌土断”。庚戌土断仅仅两个月之后，桓温便被诏令入朝参政，可见桓温所面临的的阻碍依旧存在。“庚戌土断”所增加的东晋赋役，并非桓温第三次北伐必要条件，从桓温兴宁二年准备从合肥出发北伐一事便知。既然如此，便可推断桓温选择在兴宁二年着眼政事推行土断，应当是对朝中反抗势力的震慑，结合土断所针对的门阀士族，当知道反抗势力正是门阀政治当中的门阀士族力量。 桓温崛起之路，除了在北伐之前遭遇司马昱、殷浩等人的限制之外，在桓温掌控朝政后，依然面对不少力量的压制。召其入朝参政削弱其军权一事，正是压制桓温之表现；面对东晋朝中的压制，桓温两次建议迁都洛阳、北迁全部侨人以及推行“庚戌土断”应当都是对朝中对抗势力的反击。结合“庚戌土断”所主要涉及的士族豪强，应当知道桓温利用土断所反制的力量正是这些土断之策能够影响到的士族门阀。综上所述，桓温所推行“庚戌土断”的目的就显而易见了，在自己通过北伐建功逐渐崛起的过程中，遭到了门阀政治格局内其他门阀士族力量的反抗，因此桓温推行“庚戌土断”正是跟建议迁都、北迁侨人以及后期的废立皇权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震慑和对抗士族门阀力量，以图奠定自己在东晋朝中的地位。 总结东晋中叶，门阀政治正处于稳定发展时期，而愈发稳固的门阀政治局势，并不乐见某一门阀力量迅速强势。桓温崛起于此时，并且有覆灭成汉和两次北伐之显赫功勋，谯国桓氏鼎盛、掌控东晋权柄的征兆显而易见。这对门阀政治格局中，无法与桓温功绩相比的其他门阀士族来说，极力限制桓温的崛起，通过征兆桓温入朝、削弱其兵权、否决其谋算豫、徐的打算，都是符合当时门阀政治稳定格局的需要，门阀政治中门阀之间的争斗也体现于此。  还值得一提的是，结合“庚戌土断”虽然有效但并未根除弊症的情况，以及土断推行中仅见桓温因土断受到士族豪强阻碍惩戒彭城王司马玄一例，便能窥见在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之中，即便桓温有心想要用土断之法对抗压制自己崛起的门阀士族力量，也还是将门阀之间的斗争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也正是因此，桓温虽主持土断，但政治目的更大，实际效用并无深远影响，等到桓温死后，土断之策断绝。 简而言之，桓温推行“庚戌土断”的目的，在于震慑压制自己崛起的门阀士族。桓温掌权后依旧面对门阀政治内部的不少抵抗，否决其用徐、豫之兵协助北伐、征召其入朝参政以虚弱兵权，正是其他门阀士族力量限制桓温崛起之力证。而桓温建议迁都洛阳、迁侨人回中原以及后期兴皇权废立，都是桓温对朝中压制自己崛起的力量的反制。同样的，庚戌土断主要针对士族门阀所强占人口，但却其结果却并未根除侨人、侨置郡县之弊端，便可知土断之法是桓温想要震慑士族门阀以巩固自身在朝中地位的谋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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