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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过《红楼梦》的，都会感受到贾母的首席丫鬟鸳鸯，是一个很由“忠义”观念的丫鬟。在贾府中，鸳鸯虽然位高权重，经常代表贾母的意思去执行命令，却是心地善良、为人公道、办事公正，深受贾府上下人等的敬爱。贾府的大老爷贾赦看上了她，要娶她为妾，邢夫人也在一边做说客。在一般人来看，这是改变卑微的处境，力争上游爬上贾府主子的好机会。可是，这个鸳鸯却是坚决拒绝，因为她厌恶贾赦的人品，好色不务正业卑污，不同流而污。好在贾母也看清了贾赦逼迫鸳鸯从嫁的意图，也不答应这婚事。在贾母死之后，鸳鸯看着自己伺候的主子离去了，自己也主从赴死，自杀跟随主人离去。  红楼梦的鸳鸯 丫鬟，在古代也是婢女。在明清时候，很多文人的著作也描述了类似于《红楼梦》鸳鸯一样有“忠义”观念的婢女，这一种婢女在当时社会看来，就是“义婢”。现在，我们就了解一下明清的“义婢”现象。 何为“义婢”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写着：“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1]在这里，指出的“义婢”就是指一些能够实践与履行儒家“义”观念的婢女。在明清文人看来，“义”观念，就是忠君、忠主，对于有着主仆关系婢女的身份来说，这个“义”就是婢女对主人的忠诚。在明清统治者看来，婢女是依附于主人家存在生活的，主家与婢女也就形成一种恩养育和被恩养的关系。作为被恩养的婢女，在主婢的尊卑关系中有履行对恩养主子忠诚的义务。能够履行忠诚义务的婢女，就是“义婢”。  明清“义婢”的“义薄云天”现象明清文献中记载“义婢”对恩养自己主人的忠义事例有很多，归纳起来，这些“义婢”活动主要集中体现在四种形式，分别是主赴死、存养幼孤、共渡难关、舍己救主这四种形式，每一种形式都有自己的行为表现。
“义婢”第一种忠义的行为，就是为主赴死的类型。婢女为主赴死式的忠义行为，多半发生在兵荒马乱的战乱年代。如在《明史》中记载，当时保安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张孟品官僚家的义婢，叫做秒聪。永乐年间，北方蒙古人在保安抢劫，当时张孟品的妻子李氏和妹妹都怕受蒙古人的侮辱，投井自尽保名节，婢女秒聪也跟随着主人一起跳入井中。刚跳入井中时候，由于井水的浮力，三个人都没死。当时，婢女秒聪看到自己伺候的主子李氏怀有身孕，怕冷水伤害她的身体对胎儿有影响，就用背部驮着自己的主子，让自己受着井水的浸寒，主子漂浮于水上。后来，张孟品的兄弟仲品就用绳索把三人从井里救出来，嫂子和妹妹都没事，可是这个婢女秒聪也死去了。在这里，这个婢女秒聪就是“义婢”，是为了救主子而死去的“为主赴死”典型例子。  又如崇祯十五年间，农民军攻打河南商丘的时候，当时商丘的知县梁以樟的妻子张氏走投无路在家里悬梁自尽，家中所有婢女也跟着主子自尽于家里的阁楼中。又如在清初吴三桂叛乱的时候，汉军镶红旗人马雄镇寡不胜众，与妻女在家自杀殉国，之后家中全部婢女也为主子而死。在康熙十三年时候，耿精忠发动叛乱，福建漳州的守将陈启泰由于失守，被叛军攻陷城门。看到失败的局面，陈启泰就率领妻子和妾，再加上三十个婢女也跟着自尽而亡。在战乱的年代，这些“义婢”看到忠诚服务的主子死去，觉得也没活下去必要，也跟着自杀。  付主而死婢女鸳鸯 当然，在和平年代也有着一些“义婢”为主赴死的事迹。在明朝李开先的文集中，就记载家乡山东章乡一个叫盛儿的婢女，当看到女主人决定为丈夫殉葬时候，自己也跟随着女主人而死。这样，女主人和婢女就一同葬在男主人的棺材。《红楼梦》的鸳鸯，大概也就是这一种义婢。
“义婢”第二种忠义的行为，就是存养幼孤的类型。明太祖时候，广泛流传着一个叫孙氏勇的婢女勇敢保护主子留下的孤儿。故事开头，就是朱元璋的政敌陈友谅在攻陷太平的时候，守住城门的大将花云战死，妻子部氏也跟着赴水而死。之后，婢女孙氏就抱着主子三岁的遗孤转而逃命。在九江一带，孙氏为了躲避陈友谅的军队，带着孤儿调进河里逃生。正好孙氏“浮断木入苇洲，采莲实哺儿，七日不死”[2]。最后，当地的渔夫雷老发现了这两人，就帮助婢女孙氏脱险，然后让孙氏安全把主子的孤儿托付给朱元璋寄养。在这个故事中，这个奋不顾身去救活主子遗留下的孤儿的婢女孙氏，就是“义婢”。  此外，还有一个姓董的女子，由于家境贫寒到韩家为婢女。在顺治二年的时候，韩家夫妇和长子都已经死于战乱。当韩家主妻在临死之前，就把自己年仅三岁的小儿子托付给董婢女，董婢女为了躲避乱军，就抱着主子的幼子躲在江边的草从中拾麦穗而生。可以看到，这一种奋不顾身拯救主子遗留的幼子行为，符合儒家思想的“忠义”，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义婢”。
“义婢”第三种忠义的行为，就是为了保护主家幼孤，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和子女的生命。如史料记载，在顺治三年的时候，明朝将领李长祥抗清失利且阵亡的消息传来，他的夫人就想与儿子一起殉葬，为夫而死。这时候，婢女文莺就对主子献计策说：“我愿意代替夫人死，我的女儿就代替夫人的公子，这样能为李家宗祠留下后裔。”就这样，这个对主子婢女文莺代替主子死去，保全了主家的子嗣，乃是有英雄行为的“义婢”。又如在《大清一统志威》中记载，有一个叫程氏的妇人，有一个叫重贞的婢女。当主仆两人在路上遇到盗贼，程氏反抗盗贼而死。婢女重贞却在逃亡中丢弃了自己的孩子，救了程氏的儿子且养育长大。这一种舍已救人的行为，是一种的“忠义”，故事的重贞婢女就是“义婢”。  有一些“义婢”为了救保全主子的孩子，不仅冒着生命危险，在养育主子的孩子时候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如一些婢女为了养主子的孤儿，一生劳作，甚至无怨无悔舍弃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史书是这么记载，当时有一个叫春梅的婢女，当看见主子死后留下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婢女春梅就毫无怨言养育了主子留下的两个孩子。在二十年期间，都不嫁人，抚养主子的孩子长大。可以看到，婢女春梅义务抚养主子孩子成人，为主子留下后嗣，也是当时社会上歌颂的“义婢”。  与主人共渡难关、不离不弃式 第四种是与主人共渡难关、不离不弃式的类型。明朝人谈迁说道崇德人蔡新为父报仇，被关进监狱十三年，家里的仆婢大多数也逃跑了，却只有一个婢女愿意留下来伺候主子蔡新。当时，这个婢女“日刈草二百斤,半供纺,半曝之待风雨,即孝女不啻也”[3]有一些婢女与主子共渡难关，历经磨难也毫无怨言。如当时《如皋县志》也记载，当时有一个义婢孙月梅，在主子病重的时候，全身发肿，吃药都没效。婢女孙月梅对病重的主子都是不离不弃，“口啮左臂肉,未能离,旋取剪断之,投药中,烹以进”[4]就是为主子剐肉疗伤，熬中药，不辞辛劳照顾主子。孙月梅舍己为他人的“义薄云天”行为，也是“义婢”。  “义婢”对主子忠义的原因分析明清“义婢”的出现，婢女愿意为主子履行“忠”和“义”，大约有这些：
从明清“义婢”的行为来看，这些婢女有着儒家提倡的孝女、节烈等典范特征。这也与明清时候，儒家理学占据社会思想主导地位有关系。明清时候，社会都是崇尚妇女的节烈，如明朝崇尚妇女的“烈”，清朝时候崇尚妇女的“孝”和“节”。受着社会贞洁观念和“孝”观念的影响，如女子对丈夫从一而终和三从四德一样，婢女也要对主子从一而终，不离不弃地“守节”与“孝”。所以，这些“义婢”的忠义行为与当时社会主张女子孝节风气也是密不可分。后人在整理女子孝行节义事例的时候，也把“义婢”和“孝女”都归为一类。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性别体系，坚持“男外女内”的原则，也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的活动空间都是在家庭范围之内，社会经济领域中几乎没有为女性自谋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古代社会里，婢女都是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把自己卖给主家，如同奴隶一样照顾着主家。与青楼院等色情行业女性相比，婢女是走投无路的女子最佳的生存之路。  所以，从事奴婢行业的婢女，对这一职业都还是存在着某一种感恩心理。在她们看来，虽然社会地位低贱，但不会沦为“娼”。在主子家干活，虽然辛苦却衣食无忧，解决了过去生活的贫困。如《红楼梦》的丫鬟鸳鸯一样，运气好的时候，主子也把自己嫁给好人家为妾，这也是婢女改变贫贱低微的地位，翻身的好机会。 婢女对从事职业的感激涕零，出于报恩，对主子也是有着“忠义”之心。当主子遇到危难或者死去时候，也会陪着主子殉葬；或者为着主子存活牺牲自己；或者全心全意抚养主子遗留的孤儿，为主子保留子嗣后代，甚至终身不嫁。  婢女对主子依靠的心理 明清时候对“义婢”现象的记载，有一个非常令人注意的现象，就是这些“义婢”，大多数是主人的贴身婢女，也是主人生活中不可缺的帮手，这就决定了她们在主家地位的重要。如《红楼梦》的婢女鸳鸯，由于是贾母的首席丫鬟，代表贾母的命令去执行家庭事务，在贾府这个大家族中地位极高。鸳鸯去王熙凤屋里去的时候，凤姐与贾琏都要赶紧站起来让座，凤姐还连忙尊称“鸳鸯姐姐”。此外，鸳鸯也支配整个贾府的婢女做事，负担主子整个饮食和起居事项，大有着半个主子的架势。  《红楼梦》的鸳鸯与贾母 虽然贴身婢女在家族里有傲视一切的资本，她们心理也清楚这一切都是主人赐予的。所以，在主子家族里高人一等的地位，使婢女深深迷恋上主子的权势，心理也逐渐愿意成为主子的附庸。所以，地位权高的贴身婢女身上也不会感受主人和奴婢的互相对立。当近婢依靠的主子遇到危难或者即将离去，这些近婢就觉得失去了靠山，于是就选择了为主子而死，与主子一起离开人世，成了“义婢”。如在明朝末期云南昆明的薛大观在反抗清军失败，打算全家殉国以明志的时候，家中婢女很无助问：“主人死了，那我怎么办呀？”薛大观就回答：“你们能跟从我们一起殉国，是最好的选择。”由此看来，当主子离去的时候，婢女也往往无从选择。如同靠山没有，自己也用陪死的方式表达“忠义”，这也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这些都是“义婢”现象产生的深刻原因。
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讲究人格。简单来说，人不希望自己毫无社会价值，不希望是对社会毫无作用的成员，都希望自己受人尊重，有着自己的价值。这一种希望达成自己社会价值的心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特征。 婢女生活在中国古代讲究人格尊重的文化氛围中，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个人行为获得自身的价值。所以，“义婢”的出现也与婢女追求获得社会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感是密切相关的。当“义婢”履行儒家文人提倡的“忠”与“义”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追求自己“被尊重”的愿望。如义务赡养幼主的“义婢”，当幼主成家立业之后也回以母亲的待遇对婢女颐养天年，社会大众也会表扬赡养“幼主”的“义婢”，这也使“义婢”有了心里满足感和成就感。又如一些婢女帮助主家渡过难关，使主婢之间增加了一些患难与共的亲情，左右邻居也会夸奖“义婢”的忠义，这也使“义婢”获得受尊重的快乐与幸福感。这一些，都是“义婢”乐于对主家“忠”与“义”的深层次原因。 总之，明清对“义婢”现象出现，与当时社会文化氛围、“婢女”对主子依靠和感恩的心理都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 褚赣生:中国古代奴裨文学述略[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4） [2] 张廷玉.明史[Z].北京:中华书局,1974：289 [3] 谈迁.枣林杂俎[M].上海:新文化书社,1923：145 [4] 如皋县志[Z].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1997.卷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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