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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官”原意是指占着国家行政位置而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官员。这种官员遇事推诿，无所担当，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对国家政权及行政机构运作危害极大，从古至今都受到当朝廉吏能臣甚至是皇帝本人的痛斥和鞭挞，受到基层老百姓的不满和愤恨，已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大毒瘤，必须根除。那么，在我国历史上金元时代是否也有这种“庸官”存在？当时的文宗元好问先生又是怎样看待？怎样给这些“庸官”画像的呢？近读《元好问全集》，我们从元好问先生留给我们的《南阳县令题名记》、《代冠氏学生修庙学记》、《邓州新仓记》、《寿阳县学记》等几篇记文及附录中能够看得出来。 金朝在我国历史上是由女真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前后历经10帝120年。金朝建立初期和中期是快速崛起、奋发进取的时代。那时他们先后灭掉辽国和北宋，在河南开封（汴京）建立自己的首都；金朝更有后期逐步崩溃和灭亡的时代，那时贪官遍地，大量庸官居于朝堂，无所事事，眼看金朝灭亡，束手无策。可以说，庸官的大量存在，庸官的怠政、懒政，是金朝灭亡的直接导火索。 金元中后期的庸官奇多，廉吏能臣奇缺。官居不大的元好问（左司都事，正六品）已经冷静观察并切身感受到这一点。1235年7月，金朝已经灭亡，元好问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解除羁押，从山东聊城来到山东冠县。期间，他应约为冠县所修学生庙学写就一篇记文《代冠氏学生修庙学壁记》。在该文中他这样写道：“学校，大事也。前后历数十政非无贤令在，而乃因卑习陋，漫不加省，百年以来，能崇起者，唯吾侯与鲁、折三人而已，可胜叹哉！”金朝历经一百余年，能够修建冠氏庙学只有三人，廉吏能臣奇缺，庸官居多，由此看出。在元好问于1231年任职南阳县令时所写的《南阳县令题名记》一文中，元好问更认为“由汉以来，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几何人，独召、杜有父母之称。”（召，即西汉的召信臣；杜，即东汉的杜诗，都是廉明善政，南阳任职时，在百姓中口碑很好）。也就是说除去西汉能臣召信臣和东汉能臣杜诗外，对于其他县令，千百年来因其作为很少，南阳县百姓们都说不上来。可见，庸官居多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特点，更是金元之际这一特定历史上的一大特点。 那么在金元之际，在元好问眼中，这些庸官们的表现又是什么呢？ 表现之一：面对困难和问题，束手无策。庸官们由于平时工作得过且过，不在工作中锻炼提升自己，相对工作能力较弱，一旦在当政时面临困难和危险，自然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1234年正月，元军即将攻入汴京，金朝十分危险。《金史·卷一百七十五《完颜纳新传》载：天兴二年正月丙寅，省令史许安国诣讲议所言，古者有大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今事势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问保社稷活生灵之计。左司都事元好问以安国之言白纳新（又名完颜奴申）。纳新曰：此论甚佳，可与副枢议之。副枢亦以为然。好问曰：自车驾出京，今二十日许，又遣使迎两宫，民间汹汹，皆谓国家欲弃京城，相公何以处之。萨尼雅布（又叫习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问曰：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可也；若不然，徒欲一身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也……且问副枢，此事谋议几日矣。萨尼雅布屈指曰：七日矣。（以上录自《元好问全集·下》第670页。）从上文中可以看出，面对攻势汹汹、欲进城屠城的蒙古军，金国手握重权的大臣参知政事完颜奴申和习捏阿布，胸无韬略，心无胆略，任凭金国灭亡，无有对策，只有“一死而已”。可以说面对危难，束手无策，是金代末年庸官的第一大表现。 表现之二：平时工作碌碌自保，寂寂无闻。1231年元好问担任南阳县令，积极进取，争做能臣。他有感南阳县历史上廉吏能臣奇缺、庸官居多的实际情况，作《南阳县令题名记》一文。在文中他首先感叹做一个廉明的县令之难，认为从汉代到金代一千余年，南阳只有“召、杜有父母之称”，其余县令寂寂无名。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南阳县庸官居多。在文中末尾他这样写道：“若夫碌碌自保，寂寥而无所闻，去之日，使人问姓名而不能知，虽居是邦，谓之未尝居是邦，可也！”从文中得知，庸官在一个地方当政的表现就是“碌碌自保，寂寥而无所闻”。用我们现代话说就是啥也不做，能把官帽保住就可以了。当他离开这里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在这里做官不做官对老百姓来说是一回事。可以说“碌碌自保，寂寥而无所闻”是庸官的又一大表现。 表现之三：对所担负的工作放任自流，疏于管控。作为一名庸官，其思维定势必然是不做工作，不担责任，碌碌自保，那么，庸官在当政期间，在具体工作中面临实际问题的时候，又是怎么处置的呢？1231年当元好问还在南阳做县令的时候，就应约为河南邓州令做文《邓州新仓记》。在该文中他对这些庸官们在具体工作中的表现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他这样写道：“廪人之制非不具备，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不齐，陈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薄领之不一，收贮之不谨，启闭之不时，诃禁之不严，检察之不恒，冒滥之不究，请托之不绝。”文中说道，国家虽有粮仓储存制度，但当政者庸官却不按照制度办事，收下的粗精粮食不一致，粮食腐坏了也不知道，收粮时采用不同的度量方式，百姓领粮（赈灾）时也各家不一，收取粮食一点也不慎重， 关闭粮仓也不及时，对违法者斥骂和禁止处理不严格，监察粮食收储弊端不持久，对冒交者不去追究，对请托办事者不去拒绝，凡此种种，都是庸官对国家对工作不负责任的表现，都是庸官不做具体工作的表现。可以说不做具体工作、对所承担的工作放任自流，不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是庸官的又一大表现。 如此多的庸官领着国家俸禄充斥朝堂，必然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危害。身经亡国之痛的元好问对此深有感触，他在《邓州新仓记》中这样谈到庸官的危害：“一隙所开，百奸乘之。百家之所敛，不足以给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足以补风雨之所败。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时然且不可，况道殣相望之后乎？”庸官的不作为，可导致百奸涌入，毁坏已有的规章制度。收取百家的租子，不够高居朝堂的庸官们挥霍。一县的收入，不能补足歉收之年的不足。这样的工作作为，在国家丰收安定的时候也不行，如果遇上国家危险（道殣相望），没有粮食的时候，就更不行了。由此看来，金国的败亡是必然的，符合情理的。 既然如此，那么说庸官当政和存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元好问在《南阳县令题名记》中最后写道：“呜呼，道丧久矣！召、杜之政，岂人人能之？唯稍自振厉，不入于堕窳，斯可矣。”在1225年，他担任金翰林院编修时所写的《吏部掾属题名记》中这样写道：“自风俗之坏，上之人以徒隶遇佐使，甚者先以机诈待之。廉耻之节废，苟且之心生，顽钝之习成，实坐于此。夫以天下铨综之系，与夫公卿达官之所自出，乃今以徒隶自居，甚辱而不辞，名败而不悔，甚矣，人不自重也。”从上述文中不难看出，元好问认为庸官当政和存在的原因主要是道义的丧失和风俗的破坏，造成廉耻的节操被毁坏，得过且过的心里滋生，顽钝的恶习业已形成，如此下去，必然是庸官当政，懒政、怠政形成，长久导致国家灭亡。 需要说明的是，从古至今一般人都很痛恨贪官，有时对引发民众愤怒的贪官还要绳之以法，处以极刑，而对庸官处理却寥寥无几，元好问早看到这一点，并且指出了贪官与庸官的区别。在1244年5月，当他从河北归来路过山西寿阳的时候，应朋友之约写《寿阳县学记》一文。在该文中，元好问对什么是贪官给予了形象的描绘：“予行天下多矣，吏奸而渔，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权，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简单的说，就是利用职权吃拿卡要，搜刮民财，这为贪官，实在可恨，而元好问在他有关的记文中，同样把庸官也放到与贪官同等的位置去做评述，可见元好问对庸官的憎恨与感慨是多么强烈。 还需要说明的是，元好问从小就羡慕廉洁勤政的好官，直至自己终老。在他老来，已成为一介遗民，这时他以编撰金史为重，给一百余位已故的金代廉吏能臣撰写墓碑，不仅保留了金史，更让我们看到他讴歌金代廉吏能臣的初心。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元好问不仅在自己所写的记文中痛斥庸官和贪官，而且更为主要的是歌颂廉官，歌颂能臣；不仅如此，他在镇平县、内乡县、南阳县三做县令期间，还带头争做廉吏能臣。由此看来，他不仅是一位诗人和文学家、历史学家，还是一位值得我们后人歌颂和效仿的廉吏能臣！（张斯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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