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家在春秋之际，与儒家并称显学，秦汉后儒家如日中天，墨家沉沦。殊不知战国之辉煌是由墨家子弟所开创，天下之士不归儒即归墨，墨子思想”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君子四义”“兼与爱”“非与攻”；战国时传禽滑釐后，始分齐国之相夫氏，专辩于时政；楚国之邓陵子，口信之，身必行之之隐士，游侠；秦国之相里氏，好勇而类聚，而三派对于墨子思想理解不同，遂由不同行径，非墨子之言论，不必万事归于墨子。其后，秦统一六国，辨士不合于宦而不兴，隐士，游侠则偏于一隅，而别墨相里氏于社会基层民间，不入于士，反倒自成一方天地，成帮派会众之先河。太史公治史，公正严谨，而别墨一家，不以倡导文化为本，不在士之列，故除却墨子，禽滑釐外，一盖不论。虽史学已佚，然而墨家思想之“法仪"”君子四义“”兼与爱“”非与攻“，已经渗入中国文化的土壤，是以论读书人，不归儒即归墨，可为定论。 北宋开始的中国文化第二次高潮，易家有周子，道家有邵子，儒家有张子，医家落后，墨家唯有沈括之能，独领风骚。沈括自有饱读藏书，沉浸中国文化不拔，通晓阴阳五行之理，儒家经世致用之道，墨家法仪天下，兼爱非攻之路，于文化这是必然的承继关系，也是继承和发展文化的纽带关系。文化之路，治学为体，兼用为本，外化则以爱，所以成年后，沈括搜集医方开始钻研医学，对一些药物进行制备，成就《博济方》；巡水利则行汴河疏浚至能事，尽用“分层筑堰测量法”；任军器监，修订“九军战法”，制造“神臂弓””赫连城“，编撰城垒、军营等建筑的营造法式；起外交则以国之道义、民之根本，撰为《使契丹图抄》；至如数学，物理，光学，音乐，天文等诸般科学，莫不是兼用之术，明了兼用之术，公输败于墨子，心悦诚服；只有承继文化之本原，洞悉墨家法仪天下之本，兼爱非攻，才谓之明，否则以现代汉语解释兼爱，非攻，则差别毫厘与千里之间了。 沈括晚年终编著其代表作《梦溪笔谈》，内容丰富，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重要的是在北宋时期中国开启了资本主义之路，沈括还提出了“钱利于流”的货币理论；主张加速货币流通，通过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增值来达到稳定币值的目的，并且在市场贸易来往中的顺差和逆差问题，通过调节贸易额来达到稳定货币的目的；这些经济学的理论及方法，即使在当代世界经济浪潮下，依然是实用和有效。 文化之路历来讲究承继，一味斗室死读书，则不解惑于书本；不讲究兼用，文化知识则不可以应用，术理不明，则技艺不丰。在第二次文化高潮时，看明沈括文化承继之路，则洞察文化大道之原，独理学之士，不明文化承继，心为名实，重开一家文化之偏锋，肆意编撰文化大道，实则毁中国文化大道，与沈括之比较，天地两界，毫厘与千里之别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