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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元2001年，美国宣布退出《反导条约》 在电影《东京审判》中，日本人北野雄一向前来东京的中国记者肖南控诉： 然而，当肖南向其提起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时。 北野雄一却说： 他甚至拿起利器想要杀害肖南： 从1937年南京大屠杀到1946年东京审判这八年多的时间里，为何像北野雄一一样的日本普通民众对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全然不知？死去30多万中国军民的南京大屠杀，为何在民众眼里成了“胡说”？ 这一切，归咎于战时日本政府对新闻媒体的限制和操纵。在第二个国家公祭日，知著君带你了解当年的日本政府是如何把控战时宣传，来粉饰南京罪行的。 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日军对南京进行了新闻封锁。最初几天，尚有5位西方记者留守在南京。而随着他们在15日以后被迫离开，能接触到一线战事的便只剩下日本随军采访的新闻记者和作家。
而日本的战时新闻封锁很显然使得中国记者无法获取第一手信息，陷入十分被动的位置。 实际上，在南京沦陷后的一个月左右时间里，中国报刊上有关大屠杀的报道主要是翻译西方记者的，这也成为现今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罪行的一个理由：如果南京发生过大屠杀，当时的中国舆论界为何没有反应？ 这种言论的荒谬就如同于你把门关了，却问我为什么站在门外不进来。 不过，尽管留守在南京的五位西方记者在15日便被迫撤离，他们的摄像机所记录的却已足够骇人听闻： △被日军屠杀的尸体 △遭日军杀害的中国人的头颅被放置在栅栏上
△头部被烧成炭的中国人
△日军破门而入后，一家11口仅杀剩两人
△咽喉被刺两口，只因不肯让出家里妇女 很难想象，假如大屠杀期间没有新闻封锁，我们会看到多少更惨绝人寰的照片。
所谓新闻审查，就是不让你“乱”说话。 事实上，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日本随军记者发出的稿件和照片都要经过日本军方和当局的严密审查。 比如，下面这些盖着“不许可”印章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即是由当时的日本记者拍摄后送审不合格的。 同时负责审查照片的机构竟多至三个，有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情报局，而未通过审查的原因则往往是“有损皇军形象”。
△“不许可”:日军用绳索捆绑南京市民，准备押往郊外枪杀
△“不许可”：日军用婴儿车搬运从中国百姓手中抢夺来的财物 所谓新闻审查，还意味着一旦你乱说了话得付出代价。 比如石川达三，他是日本著名作家，曾获首届“芥川龙之介文学奖”，1937年12月作为《中央公论》特派记者前往南京，准备撰写以日军攻克南京为题材的纪实小说。 然而到达南京后，石川达三通过亲眼所见和走访日军士兵，发现所谓的圣战和仁慈根本就是骗人的，南京城实则遭受了灭顶之灾。 回国后，石川达三创作了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并发表在《中央公论》上，怎料因为“违反新闻法”、“紊乱安宁秩序”，他和《中央公论》的有关编辑和发行人员受到起诉，被判有罪。
△日本作家石川达三 请注意，他写的，还是部小说。 这种严苛的新闻审查带来的心理影响是，日本记者往往会进行自我审查，对自己和机构不利的文字和图片，在自己这一关就给“毙”掉了。 比如《读卖新闻》的随军记者小俣行男说：“在战场上听到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暴行, 但这些事是绝对不能写的。只让写些什么在战场上邂逅的友情和前后方的佳话等，这类军中的所谓美谈。” 而新闻审查在南京大屠杀时期带来的结果是，以《东京朝日新闻》为代表的日本媒体，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采用大量图片、连篇累牍报道皇军如何受到欢迎、南京何等安详：
△日军在给中国伤兵“疗伤”
△日军与商贩“打趣” 这种报道的荒谬就如同于你来我家杀了人，却说是来治了病，并与我谈笑风生。 事实上，这些报道后来也一一被证明为虚假或作秀。比如“疗伤”图的真实情况是，日军侵入并控制了医院，赶走“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人员，一方面随意杀害中国伤残兵，强奸妇女，另一方面却为了宣传需要摆拍这样的场景。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有海洋相隔，日本普通民众并不能直接了解到“皇军”在彼岸犯下的罪行，在通过读报和听广播来了解时事的他们看来，皇军发动的这场战争是极其伟大而正义的。
这让人想起“议程设置”和“拟态环境”。作为“把关人”，媒体往往选择性地报道外在世界，营造人们“脑海中的图画”。 这是媒体很难克服的局限，很多时候无可厚非。只是，当“议程设置”基于政治欺骗，当“拟态环境”严重偏离现实，媒体便不再是提供信息的媒介，而是政治宣传的工具。 这也是80年多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依然在做的。只不过，他们的阵地，已然转向了教科书。 在第六个国家公祭日，惟愿每个人都对历史心存敬畏，对生命心怀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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