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纪要 | 李里峰：“何谓‘新革命史’：学术回顾与概念分疏”讲座

miaowsu 201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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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6日下午4时，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何谓‘新革命史’：学术回顾与概念分疏”学术讲座在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704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座由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李里峰教授主讲、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杨老师主持，现场座无虚席，来自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以及本院多位老师和研究生、本科生同学到场聆听本次讲座。

张杨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主讲人李里峰教授的学术背景，并说明此次讲座将会进一步增进同学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研究的“热词”——“新革命史”的理解。伴随着热烈的掌声，讲座正式开始。

李里峰教授首先追溯了本次讲座题目的由来。李教授从事革命史的研究已有二十年，自1999年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便一直尝试从各种角度去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近些年来，李教授的学术视野转移到概念史研究，但依然是关于“革命”概念等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李教授的学术关怀是一以贯之的。对于现今革命史研究领域的“热词”——“新革命史”，李教授也曾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创新，但却从来没有讨论过“新革命史”的概念，今天便借本次讲座分享他对“新革命史”概念的一些看法。

接下来，李教授回顾并梳理了学界对“新革命史”讨论的情况。首次将“新革命史”作为学术概念加以讨论的学者是南开大学的李金铮教授。李金铮教授认为“新革命史”是指：“回归历史学轨道，坚持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运作形态尤其是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李金铮教授关于“新革命史”的系列文章引起了学界热烈的讨论。此后，北京大学的王奇生教授和清华大学的应星教授对“新革命史”概念有着明确且卓越的阐述。王奇生教授认为“新革命史”研究的特征和走向大致呈现三种趋势：“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话语逻辑和价值不再用作革命史研究的结论和指导思想”；“将革命放回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下”；“从‘求真’到‘求解’，探寻革命的原理、机制和政治文化”。应星教授以社会学的视野为历史学领域带来了新的问题意识，即“追问中共独特的政治支配性结构、精神气质如何形成，如何与中国传统文明、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发生互动，如何影响中国的革命实践”，并试图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事件社会学的方式，“察其渊源，观其流变”，理解中共政治文化及其历史效果。此外，李教授还介绍了张济顺、董丽敏、常利兵、唐小兵、代雅洁和杨豪等学者对“新革命史”的不同理解与阐述。

除了以上对“新革命史”概念或有着明确的定义，或结合自己的研究来探讨“新革命史”的学者以外，还存在着一些饶有趣味的话题。当学界提到“新革命史”的代表学者时，华东师范大学的杨奎松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道炫教授常被置于其中。但在李老师看来，以上两位学者并未明确使用“新革命史”的表述，也无专门阐述其理念和方法的论作，但其研究成果却被视为“新革命史”的典范。此外，上海交通大学的曹树基教授和海外学者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齐慕实（Timothy Cheek）教授也曾各自提出“新党史”的概念，前者旨在“方法和资料上提升党史研究的学术化、科学化”，后者希冀“拓宽视野，将党史、革命史与中国近现代史有机结合”。

当然，学界还存在对“新革命史”概念有所异议的讨论。如《开放时代》主编吴重庆教授认为，“新革命史”是一种“似“新”实“旧”的研究范式，因为其“仍固守于对国家—社会关系此消彼长的认知模型上”；又如浙江大学陈红民教授认为，“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不必以新重新命名”，但同时也对“新革命史”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如“借鉴民国史的研究成果”“注重党在城市的发展”等。

李里峰教授综合了各位学者的相关表述和本人的相关思考，提出了新革命史大致具有以下六个特征：“回归学术”“上下整合”“前后贯通”“全球视野”“多元融汇”“学科交叉”，并列举了相关方面的代表性学术研究供大家阅读和学习。李教授认为“新革命史”并非就是与传统的革命史天然地对立，梳理革命史经历的发展脉络便至关重要，即“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重提革命史——重写革命史”。需要注意的是，李教授认为从革命史到“新革命史”的转变并非是一种“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就政治、社会和文化而言，它们不仅是一种研究对象而同样可视成一种研究视角，譬如政治史研究，我们可能并非单纯指其研究的对象是政治本身，而是采用了一种关注权力支配和反抗的视角来研究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可能并非是政治本身。然而革命史却与其不同，“革命”并不具备“多义性”与“模糊性”，它很难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仍应注重“革命”本身，因此“新革命史”的形成或许并不具备“范式转移”的意义。

最后，李里峰教授总结称：“‘新革命史’的提出是革命史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体现了重提革命史和重写革命史的双重取向。在描述革命史研究的新进展的意义上具有一定合理性，同时在引领革命研究新方向上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我们也不必夸大‘新革命史’的重要性，因为没有这一提法也并不影响学界学术创新的步伐”。这也回到了此前黄道炫教授等学者为何未明确使用“新革命史”的概念却被视作典范人物的问题。李教授猜测“并非是他们不太认同‘新革命史’的学术理念，多多少少是因为不愿意或是担心将‘新革命史’变成一个封闭的、固化的概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