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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诗词的消费，大致可分三个时期。 一是初中时代。我上的初中是渠县二中，很幸运的是师遇很好。有一位地理老师年轻时当过宪兵，走遍东西南北，他随手画图，出口成章，讲的是活的地理。在讲到大西北时，当堂吟诵《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那一刹那使我爱上了唐诗。父母许愿送礼物时，我提的要求都是书名，《唐诗一百首》《宋诗一百首》《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等等，县城里买不到，大人就托老友从省城寄来，《唐诗一百首》则是母亲出差带回来的，上面有她的题字，在我的名字前特别加上了“热爱学习的”这样一个定语。 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凭唐诗结识的，初二时有位插班生叫朱定中，晚自习时串到我的座位上来，在煤油灯下，和我比赛背诵唐诗。一来二去，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很快他就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首“七律”，前两句是“渠县二中何处寻，南桥头上树森森”，中间不记得了，结尾是“试看明日栋梁材，定是而今校里人。”虽属板报体，却令我羡慕。 也就在那个时期，我读了大部分《沫若文集》，郭沫若诗文对我的诗歌和文体观念有很大影响。我非常喜欢他那些原创的粗暴的而又生气勃勃的诗篇，喜欢《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匪徒颂》《天狗》超过喜欢《地球，我的母亲》和《炉中煤》。吴冠中说，一般的作品是娱人耳目的，伟大的作品是震撼心灵的（大意）。美国诗人艾略特则说，以审美的标准评价艺术性，以超审美的标准评价伟大性。我觉郭沫若的那些诗就是震撼心灵的，须用超审美的标准来评价的。郭沫若是一个极有魅力的诗人，他善养浩然之气，他的诗充满内在韵律：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 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 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伟大的江河！ 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夜； 我崇拜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金字塔； 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 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 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 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他的诗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不知不觉地就从一端走到另一端。没有人比郭沫若把激情表达更好的了。“惠特曼哟，惠特曼哟，太平洋一样的惠特曼哟”，他的诗是无可仿效的。在别人已是摸到天的感觉了，不知为什么他回顾起来还是那样的不满。郭沫若的诗论，关于诗是写出来而不是做出来的说法，关于内在律的说法，关于高潮时的生命最够味的说法，都深深影响了我。 二是知青时代。这个时期我最喜欢的是泰戈尔和陶渊明。我原以为要当一辈子农民，为了匀出读书的时间，就选了渠县鲜渡河边的金锣公社，那里是一片平坝和沙地，一锄下去锄头叶子自己往地里钻，劳动强度不大。不像山地，一锄下去金星飞溅、鬼火直冒。虽然当地民谣有“嫁女莫嫁大河边／一季萝卜一季烟／大水来了喊皇天——”，但我不信这个邪。沙地好种花生、种萝卜、种烟，清晨四点出工，八点收工，下午五点再出工，白天有八九个小时自由安排，在堂屋里拖根板凳就可以观书。大水几年一至。即使大水来了，还有政府救济呢。乐得“虚室有余闲”。可以“流观山海图”。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尺度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思想，深入我心。 谁是古代第一诗人？没有一致的答案。许多人认为是杜甫，更多的人认为是李白，还有人还扯上屈原。苏东坡认为是陶渊明。郭沫若真正的想法和苏东坡一样，他说，陶渊明有深度的透明，李白只有平面的透明。我自己喜欢陶渊明，则是喜欢陶诗的境界。 自魏晋以来，诗人苦苦思索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都走不出人生的苦闷，从十九首到曹植、阮籍，表现出严重的心理失衡。而全部陶诗告诉我，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不在别处，在回归自然、在自食其力、在天伦之乐、在为乐趣而读、在为回报而写、以审美态度对待人生，他就这样找回了心理平衡。读懂陶诗，对于知青时代的我来说，是太重要了。人说陶诗似淡实腴，我看到了似淡实腴的本质。香港作家董桥有一段话甚合我意：“艺术刻划国破家亡的哀思，并非一定扣人心弦。陶渊明的作品没有直写东晋灭亡之痛，笔下反而处处追摹大自然的和谐关系，婉转表现虚无而温馨的恕道，其感染力竟然世世代代缕缕不绝。”泰戈尔与陶渊明在本质上非常接近，他自己说过，自然界是他亲密的同伴，她手里藏了许多东西，要他去猜。“泰戈尔的猜法真是奇怪！凡是她给他猜的东西，他没有不一猜就中的。”（郑振铎）陶渊明写《挽歌诗》《自祭文》，自然地看待生死，《吉檀迦利》有一首诗，可以为之阐释： 当死神来叩你门的时候，你将以什么贡献他呢？ 呵，我要在我客人面前，摆上我的满斟的生命之杯，我决不让他空手回去。 这才真是视死如归，死而无憾——“满斟的生命之杯”就象征着无憾的人生。 在插队落户的三年半里，我和农民相处甚为融洽。因为我和他们一样干活，干一样的活。每逢农闲和雨天，便有知青朋友来串门谈天，交换藏书。完全领略到“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乐趣。那时虽然也有迷茫，但总的感觉是乐观的——因为年轻，自信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世界的改变。 诗歌见识有多大，平台就有多大。陶诗见识大，所以平台大。 在知青时代我还抄了一些书，有两种是诗词类的工具书，一种是王力的《汉语诗律学》，一种是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因为买不到，借来就抄。清人李葂有《题雅雨师借书图》云：“旋假旋归未得闲，十行俱下片时间。百城深入便便腹，直抵荆州借不还。”我是充分体会到抄书的乐趣的。 三是研究生时代。我上大学（工农兵学员）念数学，却考上了文革后安徽师大招收的第一批唐宋文学研究生，该专业当年共录取学生两名，导师却有三位——宛敏灏、刘学锴、余恕诚，他们都是诗词学界最优秀的学者，而待人谦和，决无崖岸高峻之感。在就读的三年中，这个专业未招新生，真是一个极大的奢侈。在此期间，我们通读了唐宋名家的全集，写了一本又一本的读书扎记，得到了刘、余老师很多的批复，真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刘学锴先生是一位极善发现别人（包括学生）优长的人，批阅过几次读书笔记后，曾找我单独谈过一次话，就我的性分说了三点：思想没有受过约束（指来自苏联的套路），令人羡慕；文笔优美，不要因做论文而丢失；鉴赏力敏锐，不能轻视这一点，这恰恰是有些学者的短处。这对我后来有很大的影响。 我对语言有一种纯然的爱好，特别崇拜有语言天赋的人。我喜欢的语言是状难状之景，达不尽之情，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且无艰难劳苦之态的。我不信“妙不可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类话，认为“诗无达诂”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偷懒的一种借口，认为“诗无达诂”的反题“诗有达诂”也可以成立。凡是我在札记中说诗说到点上了，刘、余老师是从不吝惜一路密圈的。 毕业时，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在编辑《唐诗鉴赏辞典》，约稿的对象为国内专家百余人，领衔者为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周振甫等。当时宛老年事已高，就分了两篇小诗让我写。稿件寄过去，责编汤高才很快回信，希望我再写几篇。交稿后，回信接踵而至，再追加若干篇目。如此反反复复，共收到近百封来信。参撰这样的书，谁都希望讲解名篇。但我是半路加入，名篇早已约出。不过机会仍有，讲解名篇的稿件不被采用时，汤兄一定转约我写。如李白《将进酒》，有两位专家撰过稿，决定不用后，汤兄来信说，“这回总编室负责人点将请您撰稿，请勿推辞。”附来总编室写得密密麻麻的便笺，大略云，读了析文反而失掉兴味不行，要“另觅高手”，点了三个名字，说“比较起来，周啸天行文的气质也许更为接近”，又打比道，选择扮秋瑾的演员，须以气质接近为佳。后来他们用了我的析文。此文后为现行高中语文教学参考书收录。 《唐诗鉴赏辞典》选诗千余篇，我讲解了127篇，一跃而为撰稿最多的作者。汤高才在书评中专门提了一笔，称“为文言简意赅，思路开阔，颇多精辟独到之见”、“给人印象最深”。这亦是一次优胜纪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主编、撰著了不少“诗词鉴赏”，上自诗骚，下迄明清，几成专业户。钟振振兄来川大，不避面谀之嫌，提起他审读《唐宋词鉴赏辞典》全稿后讲过的几句话：周啸天不但是写得最多的，也是写得最好的；别人看不懂的，他看得懂；别人指不出好处的，他指得出；别人指出好处讲不出所以然的，他讲得出、讲得具体、讲得到位。刘学锴老师在近信中说：“你的不少诗作和许多鉴赏文章，有的已历二十多年，读来仍感新鲜、有启发性。” 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我在消费诗词近乎挥霍的过程中获益了，成了一个诗词的“美食家”。而在这个消费的过程中，如马克思之言，生产出生产者。 【周啸天谈艺录】从诗词消费中获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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