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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元宵节刚过，他就把御书的“为君难”三个大字，挂在了养心殿西暖阁。众所周知，养心殿西暖阁是雍正为父皇康熙服丧期间召见大臣、处理朝政的地方。  雍正为什么说他当皇帝，就“尤为难之难者”？有的方面，他做了解释，有的是他的隐衷，无法说出口。简单说，雍正所说的“为君难”，就是雍正执掌大清国所面临的三大压力。 01 来自继统的强烈质疑 雍正即位当了皇帝，但他拿不出康熙生前传位给他的令人信服的谕旨、诏书，加上康熙晚期近二十年的储位之争卷进去的皇子、大臣实在太多，因此他即位后承受着与一般君主不一样的继统压力，质疑他、抵制他得位不正的王公大臣绝非个别，而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团体。这种抵制在雍正即位之初的二三年间表现得最强烈。 不但廉亲王允禩，贝子允禟、允䄉质疑他，就连他的同胞弟弟允，回京奔丧时，也明确提出要看康熙的传位诏书，表明对雍正即位的质疑。  ▲《步步惊心》剧照 这些质疑的影响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雍正一是担心自己的皇位不稳，被夺了去，二是担心反对他的人谋害他。雍正几次上演“让位”闹剧。雍正三年三月，当在西北负责看守允禟的都统褚宗向雍正密报允禟在西北收买人心，大得军民拥戴时，雍正朱批说：“他们如果真能收服天下，朕实既高兴又惭愧，就把皇位让给他们啊。”这样的朱批显得雍正不那么自信。半年后，雍正在西安将军、宗室贝勒延信奏折上朱批： 朕躬颇安，竟发福了。朕在此三年未曾指望能如此轻易挺过去。 雍正没有想到这三年能够轻易挺过去。这话说得很直白，也说明他面临稳固皇权的极大压力。雍正甚至担心自己被允禩等反对他的人谋害。一次，他对大臣们说：“朕受皇考付托，则朕之一身，上关宗庙社稷，不得不严加防范。允禩在皇考时毫不逊顺，恣意妄行，至今仍然不止。皇考与允禩是父子君臣的关系，朕与允禩等人是兄弟关系，允禩可以置君父大义于不顾，又岂能在意我这个皇帝哥哥？朕岂能不顾念祖宗的社稷江山？” 为防范别人加害，他几乎不敢离开京城，而年羹尧、隆科多也屡次提醒他“诸王有变”，说白了，就是这些兄弟对他当皇帝不服，预谋推翻他，为此他即位不久，就迫不及待地秘密立太子，就是为了让反对他的兄弟们断了觊觎皇位的念想，正告几位兄弟：即便我雍正有什么不测，大清的江山仍由我的太子接班。同时，他把这几个兄弟进行空间上的区隔，让他们无法在一起谋事。 雍正的继统压力大约持续了四五年之久，直到处死允禩、允禟后，才大体告一段落。但民间仍然议论纷纷。曾静谋反案出来后，在偏远的福建的一个县里，还发生一件“三王让位”的案子。 雍正八年七月，福建学政戴瀚在漳州府进行岁考完毕，路过上杭县时，有个自称童生、年近三十，曾在该县衙门当帖写书办的叫范世杰的人，拦路向戴瀚投递呈词，戴瀚以不是放告期为由拒绝接收。过了几天，到了放告期，范世杰向戴瀚投状子。戴瀚以为是士子之间有什么争执的事，但一看呈词，发现竟然是说曾静之案，更让戴瀚感到震惊的是，状子里还有这样一段话：皇上三兄有抚驭之才，钦遵父命，让弟居之，而圣君不敢自居于是，三揖三让，而后升堂践天子位。 意思是说，康熙本来是让诚亲王允祉即位，但允祉把皇位让给雍正。由于此事发生在偏远的福建，又是讲皇位传承的大事，戴瀚不敢私下处理，只好向雍正密奏。雍正接报后令戴瀚同福建总督、巡抚一同秘密审理。戴瀚问上书人，康熙去世、雍正即位“授受之际，正大光明，你的话从哪里来”？他回答：“听见城里人人都是这么说的。”戴瀚问：雍正六年十一月颁发上谕，“宣示皇上继统登极之事，甚为著明，你可曾见过吗”？范世杰说他见过。 此时，曾静的案子牵涉吕留良的部分还没有处理完，雍正也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朱批做低调处理：所奏甚属可嘉。地方大员果一一将此等事概不隐匿消灭，此等棍徒匪类，何患不净尽也。但览其呈词，乃一不安分、希侥幸之小人，亦无甚悖逆不法之意，究问得情则已，非铺张彻底之事，将此谕亦令督抚知之。 戴瀚将雍正关于秘密审讯的谕旨传给福建总督、巡抚后，三人又在总督衙署对范世杰进行秘密审讯。审完后，三人联衔密奏，说该案应判范世杰流三千里。徒流人犯历来由一个省的最高司法官按察使向刑部题奏，但如此一来，这个案子岂非尽人皆知？不符合秘密审理的要求。应如何判处，戴瀚请雍正指示。雍正朱批：押交原籍，命范世杰朔望宣讲《大义觉迷录》。  “三王让位”这个案子说明什么？说明尽管事实上雍正的江山已经稳固，但关于他得位不正的传闻并没有停歇下来。而且，虽然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发布的历史最长谕旨为他即位定了“标准”答案，但民间仍不相信出自雍正谕旨的这个传位“答案”。 02 康熙，难以跨越的高山 雍正的“为君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的父皇康熙是一座难以跨越的高山。康熙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在位62 年，实际执掌大清国55 年。更重要的是，康熙在数十年的皇帝生涯中，在臣民中树立了绝对高的威望，这种威望不但来自康熙的雄才大略，更来自康熙所说的，数十年“心为天下耗其血，神为天下散其形”。  ▲康熙 用雍正的话讲：父皇是神一级的皇帝，自己事事不如皇考。这绝非雍正谦虚，也不是对父皇康熙的溢美之词，堪称一种实际的表达。因此，雍正即位之初乃至很长一段时间，他能够打得最响的牌就是父皇。雍正在即位诏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我皇考临御以来，良法美政，万世昭垂，朕当永遵成宪，不敢稍有更张，何止三年无改。——《世宗宪皇帝实录》 雍正即位诏还说：朕的兄弟子侄甚多，朕一定让你们共享升平好福。即位诏书代表新皇帝的施政纲领，在满朝怀疑声中，雍正的这个承诺，也是一份安民告示，甚至是他即位后得到臣民支持的先决条件。因而，雍正即位之初，他面临极大的压力——王公大臣自然会把新皇帝的每一个动作与康熙相比较。 果然，康熙去世尚不到百日，雍正还在服丧，朝野就对他议论纷纷，说他任用私人，对兄弟很残刻。雍正不得已为自己辩护说：“外间匪类，捏造流言，妄生议论。发遣一人，就说朕报复旧怨；擢用一人，又说朕恩出于私。今诸王大臣具在，朕所用之人，何私之有？天子简用所知之人，乃分内之事，非臣下所可妄议也。还有的说朕对待兄弟很残刻，殊不知朕诸弟兄家，有奸恶太监数人，用种种办法引诱他们的主子，如果公开审理，势必会牵连到朕的兄弟们，朕顾念兄弟之情，加意保全，将这些奸恶小人发遣远方，而有人就说朕陵逼弟辈。”雍正重申：《鲁论》有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朕受皇考鞠育教诲深恩四十五年，今承大统，惟思永永无改，何止三年…… 朕仰体皇考圣心仁爱欲保全尔等之意，实出于至诚。 宋代政治家欧阳修专门作《为君难论》，特别提出：“语曰为君难者，孰难哉？盖莫难于用人。”终雍正一朝，质疑他用人的声音，从未断绝过，不是说他喜用新人，就是说他用人太快，退人也太快，官场像走马灯一样，更重要的是把一批奔竞之人抬到了前面。雍正一一辩驳，他说：“朕所用之人，都是圣祖皇帝的旧臣，朕不过由侍郎用到尚书，由尚书用到大学士。说朕喜用新人，可乎？还有的无知之徒说朕进人太骤，退人太速者。朕在藩邸时从未与外廷诸臣往还，即便有认识的也非常少。 等后来即位后，有内外员缺，难道能不用人，空着岗位吗？因为平时朕没有认识的人，不得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选用，等用了之后观察其人，实不可用，又不得不换人。故大自督抚提镇，乃至于道府参游州县，每一缺出，朕将吏兵二部月折，翻阅再四，每至终夜不寝，必得其人，方释然于中。此为君之难，实不可以言语形容者也。”雍正二年，雍正用黄叔琳为浙江巡抚，但黄叔琳到任不足四个月，雍正就把他罢免，一时引起非常大的波澜。雍正又为自己辩护。 黄叔琳是清代很有名的学问家，是康熙三十年一甲第三名进士，俗称探花，当时年仅二十岁。任山东学政时，他奖掖人才，与著名小说家蒲松龄过从颇密。雍正初年他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博通经籍 的考生多被取为举人，“儒林文苑名臣，多出其中”。后黄叔琳调任吏部侍郎，受命同两淮 盐政赴湖广酌定盐价，革除陋规，当地商人百姓为他树碑立传。也许是看中黄叔琳是个人才，雍正二年二月，雍正将他外放为浙江巡抚。 黄叔琳到任后，正赶上浙江闹水灾，因此他奏请免除严州府所属建德县等钱粮，随即又奏请旌表贞节，雍正对此很不满意，说黄任巡抚以来凡事不公正办理，所奏事情不诚实，朕很怀疑他。但这样的事，仍然不足以让黄叔琳丢官。巧的是，此时有人上密奏参劾黄叔琳。按照正常处理程序，遇到参劾的折子，雍正应该让被参劾者黄叔琳“明白回奏”，即给人讲清楚的机会，然后再视问题的严重程度决定下一步处理办法。雍正没有这样做。他把参劾人的姓名裁掉，把参劾折交给大臣讨论。 大臣一看，参劾的内容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是黄叔琳庇护海宁乡绅陈世侃。海宁陈家是清代有名的大姓巨室，陈世侃兄弟四人，三个兄长都是进士，而陈世绾更是民间传说的“陈阁老”本人。著名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也是海宁人，他的小说《书剑恩仇录》就围绕乾隆身世展开，并杜撰了陈世绾的三公子，即乾隆的亲弟弟陈家洛这个人物，说他继任红花会总舵主后，想与乾隆帝共同成就恢复汉家天下的宏业，而热恋陈家洛的香香公主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身侍乾隆，欲助陈家洛一臂之力，但不幸失败自刎，葬于“香冢”。当然这是小说家的杜撰。  ▲海宁陈家参劾书讲，陈世侃的家人与人发生纠纷，陈世绾写信给黄叔琳，请他照顾。而身为浙江巡抚的黄叔琳，竟然在审案时，把民人贺懋芳乱棍打死，而让陈世侃坐在后堂观审。此事激起民愤，百姓三次罢市。第二件事，黄叔琳在审理湖广盐务时，收受商人吴雨山的贿赂。由于雍正把参劾人的姓名隐去，大臣们对消息来源无法确定，也就无从判断真伪，故都不表态。 雍正见状，说：“黄叔琳前差江南主试及任吏部侍郎时，声名颇好，故用为浙江巡抚。任命下来后朕屡次召见他，观其神气顿异，言语浮泛，跪聆训旨，总不安详敬听。及到任后举荐不公，敷陈不当，密折奏请之事，多属支离，朕频降严旨，他竟然置若罔闻。今览此奏，大概真确。事情虽然屑小，但他初蒙委任，便如此放肆，将来何事不可为？”命将黄叔琳解任，由布政使佟吉图署理巡抚印务，庇护陈家事情，交杭州将军安泰、署理巡抚佟吉图审理。雍正还责备 御史为什么不参奏！ 真正触怒雍正的是，黄叔琳上密奏之前，先请托在廷诸臣向雍正奏闻，试探雍正的意向，当得到肯定后黄叔琳随后上折。雍正认为，黄叔琳的做法是对他不信任，也是摇惑他的主见。雍正解释说：“黄叔琳自到任以来，朕没有说他一个是字。岂能因朕误用，就让他贻害地方？”随即将其革职。 此时距黄叔琳到任仅四个月。巡抚乃一省最高行政长官，浙江又是非常重要的省份，雍正在一年之内，换了三个巡抚，而黄叔琳到任仅有一百天，就被革职。这引起很多议论。 雍正一再辩解：因为黄叔琳声名好，所以朕用他，但他到任后如此行事，又焉得不行罢斥？乃谓朕轻用轻舍，可乎？案件经安泰等审理，并没有查出黄叔琳庇护陈家的事实。雍正帝为此斥责安泰蒙混结案，将黄叔琳革职严审，不久又将其抄家，罚赴浙东监修海塘工程。雍正十年，黄叔琳返回京城。乾隆即位后起用黄叔琳，并将黄家抄没房产赐还。当时黄叔琳的祖母年已九十二岁，率孙、曾辈谢恩。 康熙时期，封疆大吏在一个地方任职，少则四五年，多则十几年，是为了避免“官如传舍”的弊端。雍正即位之初的二三年，封疆大吏换得非常快，这有客观原因，也有雍正主观上“新人新气象”的考虑。但人换得快、换得勤，就会有一些议论。雍正做了很多解释工作，希望取得臣僚的理解与支持。 康熙在臣民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他的很多做法带有祖宗家法的性质。因而，雍正想实施任何新的举措，都要冒破坏祖制的风险。这也是雍正要面对的挑战。 雍正五年正月，河道总督齐苏勒等疏报，去年十二月黄河澄清六百余里，这是几百年罕见的嘉瑞。王大臣（总理事务王大臣）据此恭请雍正升殿受贺。雍正谦虚一番。不久又有河南巡抚田文镜、漕运总督张大有等陆续奏报，黄河之水澄清，远跨陕西、河南、江南、山东四省之境，经历二十日之久，诚亘古以来未有之瑞。 大臣一再奏请雍正应该接受天下臣民的祝贺。雍正说，天下事务巨繁，不是皇帝一个人所能处理，这是君臣努力，皇考保佑的结果，应该向皇考康熙帝祭告。于是雍正派人前去景陵告祭。内外大小官员全部加一级。 这时，太常寺卿邹汝鲁进献《河清颂》，文中引用《尚书》“胤征”中的典故，其中“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一句雍正大为不满，说自己即位以来，“用人行政，事事效法皇考，凡朕所行政务，皆皇考已行之旧章，所颁谕旨，皆皇考已颁之宝训。初未尝少有所增损更张也……今邹汝鲁所云'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不知出自何心？亦不知有何所指？且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 且《尚书》上的这句话，此处岂可引用？雍正随即翻出邹汝鲁从前在奉天府尹任内的旧账，说他并不实心供职，诸事怠忽，声名亦很平常，转用为太常寺卿，又因他的弟弟纵容家人生事，被参革职，于是心怀怨望，形于颜色。今有河清祥瑞，“朕并未令臣工进献诗文”。 雍正认为，邹汝鲁在所进册页内出此悖谬之语，显系讥讪，甚属可恶，命交与九卿严审定罪。邹汝鲁随即被革职，发往湖广荆州府沿江堤岸工程处效力。雍正对邹汝鲁的处理，并非单纯的“因文治罪”，而是雍正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施政体系，他认为自己是康熙事业的继承者，不愿与父皇康熙做区分。但问题就来了。 03 雍正本人的担当 雍正登基做了皇帝，他感到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大责任。雍正二年四月，他对大臣们说：古云：为君难。若只一身逸乐，亦复何难？惟欲继美皇考之治，则忧勤惕励，莫难于为君矣。不久，他又向满汉大臣当面解释为什么“自古为君难，至于朕躬缵承大统，尤为难之难者”。他说：“世祖皇帝以冲龄继位，圣祖皇帝以八岁即位，一切制度皆渐次创定。朕由藩邸入登大位，四十年来诸凡利弊，悉所目睹，全在朕躬经纶规画，以为万世子孙之法。是以朝乾夕惕、兢兢业业，务使宽严得中，方可垂之永久。若明知有弊不加整顿，必加朕以懈弛不理之名，非治国经邦之道也。朕若竭力整顿，而内外大小臣工不能革面革心，何以为政？” 总之，朕若能为令主，则圣祖皇帝付托得人，便是本朝列祖之功臣，若朕所行不当，则并圣祖皇帝六十余年之苦心，俱付之流水矣。朕屡召大小臣工，开诚布公，淳淳教谕，至再至三，今见尔等居心行事，竟究积习未除…… 而乃以苛求之名归之于朕。——《雍正朝起居注册》这段话，可以说是雍正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对自己与大臣们的期许和担当。大的方面说，是他给自己的历史定位。中国历史屡次上演“三代现象”。入关后经顺治皇帝、康熙皇帝，到雍正恰好是第三代。一切制度经过近80 年的运行，基本定型，给雍正留下的施展空间实在有限。雍正不想做庸君，他期许自己做一个“令主”，也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大清江山康熙托付得人，而那些对传位的种种质疑，都会烟消云散，历史总会还我雍正一个公道。也唯有如此，康熙一生的心血才能有持久回报。 但“法久生弊”，任何好的制度实行时间久了，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弊端。特别是康熙晚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为政尚宽理念，留下许多问题。这样的现实逼迫雍正必须改变，而且要立即改变。但改变显然不是皇帝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必须有中央和地方的文武大臣的共同努力。而习惯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康熙晚年之政的大臣们，进入雍正时代，有一类官员显得很不适应，也跟不上步伐；还有一类官员由于自身利益受到影响，进而采取或明或暗的办法予以抵制。 如此一来，不但雍正的用人遭非议，雍正的为政也受到极大质疑。这些议论、质疑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说他苛刻，一个说他操切。 雍正二年四月，因在朝会大典上，刑部司官李建勋、罗植紊越朝章，雍正将二人革职，交刑部治罪。刑部随即以大不敬罪，将二人判处斩立决，雍正改为斩监候，秋后处死。雍正说，他即位以来，立心不以己意轻杀一人。为什么将二人改为斩监候？就是看官员们是否畏惧法律。如果众人仍不畏法，秋后定行处决，以为大不敬者之戒。 如此一来，二人就是众大臣所杀的，不是雍正所杀。后来在青海献俘之日，见班行整齐，祭坛之日，大臣都很敬谨，雍正说，既然通过整顿司官事件，大臣们都遵章守法了，也达到了整肃朝纲的目的，那么，这两个人就不用杀了。但刑部没有体会到雍正的用意，仍欲照法律办事。雍正解释说：“二人之所以可杀，朕是想通过这件事，彰明法律，现在既然人人皆知遵法，是法已明矣，则犯法之人可从宽宥，这是众大臣生之也。”命将李建勋、罗植免罪释放，勒令回籍，并行文该地方官勿令出境。 尽管这样处理，但官员仍然认为雍正苛刻。雍正以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大刀阔斧推行新的举措，希望用雷厉风行的手段，一扫康熙晚年颓怠的风气，从而带来新的局面。雍正元年正月初一，雍正一连发布11 道谕旨，分别训谕地方文武官员。这11道谕旨，绝非泛泛的官样文章，而是很有针对性，也切中时弊。更重要的是，雍正说到做到，还亲自抓落实，这也让很多官员抵触。到雍正即位满四年，官员仍对此耿耿于怀。  雍正四年十月，他对大臣们说：“又有议朕求治太速者。朕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实欲治益求治，安益求安…… 然于臣下办理政务，从未尝刻期促限也，但励精图治，欲使天下臣僚，振作奋兴，去其怠玩，上下交相劝勉，庶底于有成。苟此志有或弛，则庶务积而丛脞矣。朕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览各处章奏，目不停视，手不停批，训谕诸臣，日不下数千百言，悉出于至公至正之心。如从前政令果有未协之处，尔等能直陈其非，朕即为改定。此时不言，日后私相议论，发觉之日，必治以重罪。” 正面讲，雍正希望立竿见影，快点见成效，但反对他的人说他“操切”，意思是政策出得太快、过于仓促。但雍正有他的抱负和担当。他对属下说：“为君难，为臣不易，但知难诸事是矣！为君为臣原是一苦境，不过尽此天地父母所生之身，利益社稷苍生，造他日之福耳！”表现出一种难得的担当。 雍正即位后，无数次与封疆大吏打招呼。雍正元年七月，他在两广总督杨琳密奏上的朱批，最能表达一个新皇帝的决心。他讲了三层意思。 第一，朕要给你们重新立规矩。圣祖数十年来所立一切法度纪纲，何一事不尽善尽美，皆缘尔等大吏负恩虚诳，怠忽从事，日甚一日，武备吏治驯至不可问矣……今朕不过将皇考所行之政、所立之法，再宣谕尔等一次，尔等若仍似康熙年间之奉行，恐朕未必能如皇考之宽仁容恕也。身家性命，当再三留心保重要紧。第二，朕要给你们提要求。自兹以往，若仍以因循为安静，以隐饰为爱君，以纳贿为要务，以卖法为巧宦，则既负皇考之恩于前，又负朕恩于后，一负而再负，二罪俱罚，恐尔等噬脐莫及也。第三，为君臣做出历史的大期许。朕虽不谓上等圣明之君，亦不为庸愚下流之主。尔等既遇知于此时，要当吐气扬眉，明目张胆，上以报效朝廷，次以垂芳竹帛为务。这一切，标志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也预示雍正执掌江山的13年，定会不平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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