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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头上的三座大山

2019-12-15  cat1208

            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元宵节刚过,他就把御书的“为君难”三个大字,挂在了养心殿西暖阁。众所周知,养心殿西暖阁是雍正为父皇康熙服丧期间召见大臣、处理朝政的地方。


            雍正为什么说他当皇帝,就“尤为难之难者”?有的方面,他做了解释,有的是他的隐衷,无法说出口。简单说,雍正所说的“为君难”,就是雍正执掌大清国所面临的三大压力。

            01 来自继统的强烈质疑

            雍正即位当了皇帝,但他拿不出康熙生前传位给他的令人信服的谕旨、诏书,加上康熙晚期近二十年的储位之争卷进去的皇子、大臣实在太多,因此他即位后承受着与一般君主不一样的继统压力,质疑他、抵制他得位不正的王公大臣绝非个别,而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团体。这种抵制在雍正即位之初的二三年间表现得最强烈。

            不但廉亲王允禩,贝子允禟、允䄉质疑他,就连他的同胞弟弟允,回京奔丧时,也明确提出要看康熙的传位诏书,表明对雍正即位的质疑。
            ▲《步步惊心》剧照

            这些质疑的影响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雍正一是担心自己的皇位不稳,被夺了去,二是担心反对他的人谋害他。雍正几次上演“让位”闹剧。雍正三年三月,当在西北负责看守允禟的都统褚宗向雍正密报允禟在西北收买人心,大得军民拥戴时,雍正朱批说:“他们如果真能收服天下,朕实既高兴又惭愧,就把皇位让给他们啊。”这样的朱批显得雍正不那么自信。半年后,雍正在西安将军、宗室贝勒延信奏折上朱批:

            朕躬颇安,竟发福了。朕在此三年未曾指望能如此轻易挺过去。

            雍正没有想到这三年能够轻易挺过去。这话说得很直白,也说明他面临稳固皇权的极大压力。
            雍正甚至担心自己被允禩等反对他的人谋害。一次,他对大臣们说:“朕受皇考付托,则朕之一身,上关宗庙社稷,不得不严加防范。允禩在皇考时毫不逊顺,恣意妄行,至今仍然不止。皇考与允禩是父子君臣的关系,朕与允禩等人是兄弟关系,允禩可以置君父大义于不顾,又岂能在意我这个皇帝哥哥?朕岂能不顾念祖宗的社稷江山?”

            为防范别人加害,他几乎不敢离开京城,而年羹尧、隆科多也屡次提醒他“诸王有变”,说白了,就是这些兄弟对他当皇帝不服,预谋推翻他,为此他即位不久,就迫不及待地秘密立太子,就是为了让反对他的兄弟们断了觊觎皇位的念想,正告几位兄弟:即便我雍正有什么不测,大清的江山仍由我的太子接班。同时,他把这几个兄弟进行空间上的区隔,让他们无法在一起谋事。

            雍正的继统压力大约持续了四五年之久,直到处死允禩、允禟后,才大体告一段落。但民间仍然议论纷纷。曾静谋反案出来后,在偏远的福建的一个县里,还发生一件“三王让位”的案子。

            雍正八年七月,福建学政戴瀚在漳州府进行岁考完毕,路过上杭县时,有个自称童生、年近三十,曾在该县衙门当帖写书办的叫范世杰的人,拦路向戴瀚投递呈词,戴瀚以不是放告期为由拒绝接收。过了几天,到了放告期,范世杰向戴瀚投状子。戴瀚以为是士子之间有什么争执的事,但一看呈词,发现竟然是说曾静之案,更让戴瀚感到震惊的是,状子里还有这样一段话:
            皇上三兄有抚驭之才,钦遵父命,让弟居之,而圣君不敢自居于是,三揖三让,而后升堂践天子位。

            意思是说,康熙本来是让诚亲王允祉即位,但允祉把皇位让给雍正。由于此事发生在偏远的福建,又是讲皇位传承的大事,戴瀚不敢私下处理,只好向雍正密奏。雍正接报后令戴瀚同福建总督、巡抚一同秘密审理。戴瀚问上书人,康熙去世、雍正即位“授受之际,正大光明,你的话从哪里来”?他回答:“听见城里人人都是这么说的。”戴瀚问:雍正六年十一月颁发上谕,“宣示皇上继统登极之事,甚为著明,你可曾见过吗”?范世杰说他见过。

            此时,曾静的案子牵涉吕留良的部分还没有处理完,雍正也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朱批做低调处理:所奏甚属可嘉。地方大员果一一将此等事概不隐匿消灭,此等棍徒匪类,何患不净尽也。但览其呈词,乃一不安分、希侥幸之小人,亦无甚悖逆不法之意,究问得情则已,非铺张彻底之事,将此谕亦令督抚知之。

            戴瀚将雍正关于秘密审讯的谕旨传给福建总督、巡抚后,三人又在总督衙署对范世杰进行秘密审讯。审完后,三人联衔密奏,说该案应判范世杰流三千里。徒流人犯历来由一个省的最高司法官按察使向刑部题奏,但如此一来,这个案子岂非尽人皆知?不符合秘密审理的要求。应如何判处,戴瀚请雍正指示。雍正朱批:押交原籍,命范世杰朔望宣讲《大义觉迷录》。
            “三王让位”这个案子说明什么?说明尽管事实上雍正的江山已经稳固,但关于他得位不正的传闻并没有停歇下来。而且,虽然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发布的历史最长谕旨为他即位定了“标准”答案,但民间仍不相信出自雍正谕旨的这个传位“答案”。

            02 康熙,难以跨越的高山

            雍正的“为君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的父皇康熙是一座难以跨越的高山。康熙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在位62 年,实际执掌大清国55 年。更重要的是,康熙在数十年的皇帝生涯中,在臣民中树立了绝对高的威望,这种威望不但来自康熙的雄才大略,更来自康熙所说的,数十年“心为天下耗其血,神为天下散其形”。
            ▲康熙

            用雍正的话讲:父皇是神一级的皇帝,自己事事不如皇考。这绝非雍正谦虚,也不是对父皇康熙的溢美之词,堪称一种实际的表达。因此,雍正即位之初乃至很长一段时间,他能够打得最响的牌就是父皇。雍正在即位诏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我皇考临御以来,良法美政,万世昭垂,朕当永遵成宪,不敢稍有更张,何止三年无改。
            ——《世宗宪皇帝实录》

            雍正即位诏还说:朕的兄弟子侄甚多,朕一定让你们共享升平好福。即位诏书代表新皇帝的施政纲领,在满朝怀疑声中,雍正的这个承诺,也是一份安民告示,甚至是他即位后得到臣民支持的先决条件。因而,雍正即位之初,他面临极大的压力——王公大臣自然会把新皇帝的每一个动作与康熙相比较。

            果然,康熙去世尚不到百日,雍正还在服丧,朝野就对他议论纷纷,说他任用私人,对兄弟很残刻。雍正不得已为自己辩护说:“外间匪类,捏造流言,妄生议论。发遣一人,就说朕报复旧怨;擢用一人,又说朕恩出于私。今诸王大臣具在,朕所用之人,何私之有?天子简用所知之人,乃分内之事,非臣下所可妄议也。还有的说朕对待兄弟很残刻,殊不知朕诸弟兄家,有奸恶太监数人,用种种办法引诱他们的主子,如果公开审理,势必会牵连到朕的兄弟们,朕顾念兄弟之情,加意保全,将这些奸恶小人发遣远方,而有人就说朕陵逼弟辈。”雍正重申:
            《鲁论》有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朕受皇考鞠育教诲深恩四十五年,今承大统,惟思永永无改,何止三年…… 朕仰体皇考圣心仁爱欲保全尔等之意,实出于至诚。

            宋代政治家欧阳修专门作《为君难论》,特别提出:“语曰为君难者,孰难哉?盖莫难于用人。”终雍正一朝,质疑他用人的声音,从未断绝过,不是说他喜用新人,就是说他用人太快,退人也太快,官场像走马灯一样,更重要的是把一批奔竞之人抬到了前面。雍正一一辩驳,他说:“朕所用之人,都是圣祖皇帝的旧臣,朕不过由侍郎用到尚书,由尚书用到大学士。说朕喜用新人,可乎?还有的无知之徒说朕进人太骤,退人太速者。朕在藩邸时从未与外廷诸臣往还,即便有认识的也非常少。

            等后来即位后,有内外员缺,难道能不用人,空着岗位吗?因为平时朕没有认识的人,不得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选用,等用了之后观察其人,实不可用,又不得不换人。故大自督抚提镇,乃至于道府参游州县,每一缺出,朕将吏兵二部月折,翻阅再四,每至终夜不寝,必得其人,方释然于中。此为君之难,实不可以言语形容者也。”
            雍正二年,雍正用黄叔琳为浙江巡抚,但黄叔琳到任不足四个月,雍正就把他罢免,一时引起非常大的波澜。雍正又为自己辩护。

            黄叔琳是清代很有名的学问家,是康熙三十年一甲第三名进士,俗称探花,当时年仅二十岁。任山东学政时,他奖掖人才,与著名小说家蒲松龄过从颇密。雍正初年他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博通经籍 的考生多被取为举人,“儒林文苑名臣,多出其中”。后黄叔琳调任吏部侍郎,受命同两淮 盐政赴湖广酌定盐价,革除陋规,当地商人百姓为他树碑立传。也许是看中黄叔琳是个人才,雍正二年二月,雍正将他外放为浙江巡抚。

            黄叔琳到任后,正赶上浙江闹水灾,因此他奏请免除严州府所属建德县等钱粮,随即又奏请旌表贞节,雍正对此很不满意,说黄任巡抚以来凡事不公正办理,所奏事情不诚实,朕很怀疑他。但这样的事,仍然不足以让黄叔琳丢官。巧的是,此时有人上密奏参劾黄叔琳。按照正常处理程序,遇到参劾的折子,雍正应该让被参劾者黄叔琳“明白回奏”,即给人讲清楚的机会,然后再视问题的严重程度决定下一步处理办法。雍正没有这样做。他把参劾人的姓名裁掉,把参劾折交给大臣讨论。

            大臣一看,参劾的内容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是黄叔琳庇护海宁乡绅陈世侃。海宁陈家是清代有名的大姓巨室,陈世侃兄弟四人,三个兄长都是进士,而陈世绾更是民间传说的“陈阁老”本人。著名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也是海宁人,他的小说《书剑恩仇录》就围绕乾隆身世展开,并杜撰了陈世绾的三公子,即乾隆的亲弟弟陈家洛这个人物,说他继任红花会总舵主后,想与乾隆帝共同成就恢复汉家天下的宏业,而热恋陈家洛的香香公主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身侍乾隆,欲助陈家洛一臂之力,但不幸失败自刎,葬于“香冢”。当然这是小说家的杜撰。

            ▲海宁陈家

            参劾书讲,陈世侃的家人与人发生纠纷,陈世绾写信给黄叔琳,请他照顾。而身为浙江巡抚的黄叔琳,竟然在审案时,把民人贺懋芳乱棍打死,而让陈世侃坐在后堂观审。此事激起民愤,百姓三次罢市。第二件事,黄叔琳在审理湖广盐务时,收受商人吴雨山的贿赂。由于雍正把参劾人的姓名隐去,大臣们对消息来源无法确定,也就无从判断真伪,故都不表态。

            雍正见状,说:“黄叔琳前差江南主试及任吏部侍郎时,声名颇好,故用为浙江巡抚。任命下来后朕屡次召见他,观其神气顿异,言语浮泛,跪聆训旨,总不安详敬听。及到任后举荐不公,敷陈不当,密折奏请之事,多属支离,朕频降严旨,他竟然置若罔闻。今览此奏,大概真确。事情虽然屑小,但他初蒙委任,便如此放肆,将来何事不可为?”命将黄叔琳解任,由布政使佟吉图署理巡抚印务,庇护陈家事情,交杭州将军安泰、署理巡抚佟吉图审理。雍正还责备 御史为什么不参奏!

            真正触怒雍正的是,黄叔琳上密奏之前,先请托在廷诸臣向雍正奏闻,试探雍正的意向,当得到肯定后黄叔琳随后上折。雍正认为,黄叔琳的做法是对他不信任,也是摇惑他的主见。雍正解释说:“黄叔琳自到任以来,朕没有说他一个是字。岂能因朕误用,就让他贻害地方?”随即将其革职。

            此时距黄叔琳到任仅四个月。巡抚乃一省最高行政长官,浙江又是非常重要的省份,雍正在一年之内,换了三个巡抚,而黄叔琳到任仅有一百天,就被革职。这引起很多议论。

            雍正一再辩解:因为黄叔琳声名好,所以朕用他,但他到任后如此行事,又焉得不行罢斥?乃谓朕轻用轻舍,可乎?案件经安泰等审理,并没有查出黄叔琳庇护陈家的事实。雍正帝为此斥责安泰蒙混结案,将黄叔琳革职严审,不久又将其抄家,罚赴浙东监修海塘工程。雍正十年,黄叔琳返回京城。乾隆即位后起用黄叔琳,并将黄家抄没房产赐还。当时黄叔琳的祖母年已九十二岁,率孙、曾辈谢恩。

            康熙时期,封疆大吏在一个地方任职,少则四五年,多则十几年,是为了避免“官如传舍”的弊端。雍正即位之初的二三年,封疆大吏换得非常快,这有客观原因,也有雍正主观上“新人新气象”的考虑。但人换得快、换得勤,就会有一些议论。雍正做了很多解释工作,希望取得臣僚的理解与支持。

            康熙在臣民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他的很多做法带有祖宗家法的性质。因而,雍正想实施任何新的举措,都要冒破坏祖制的风险。这也是雍正要面对的挑战。

            雍正五年正月,河道总督齐苏勒等疏报,去年十二月黄河澄清六百余里,这是几百年罕见的嘉瑞。王大臣(总理事务王大臣)据此恭请雍正升殿受贺。雍正谦虚一番。不久又有河南巡抚田文镜、漕运总督张大有等陆续奏报,黄河之水澄清,远跨陕西、河南、江南、山东四省之境,经历二十日之久,诚亘古以来未有之瑞。

            大臣一再奏请雍正应该接受天下臣民的祝贺。雍正说,天下事务巨繁,不是皇帝一个人所能处理,这是君臣努力,皇考保佑的结果,应该向皇考康熙帝祭告。于是雍正派人前去景陵告祭。内外大小官员全部加一级。

            这时,太常寺卿邹汝鲁进献《河清颂》,文中引用《尚书》“胤征”中的典故,其中“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一句雍正大为不满,说自己即位以来,“用人行政,事事效法皇考,凡朕所行政务,皆皇考已行之旧章,所颁谕旨,皆皇考已颁之宝训。初未尝少有所增损更张也……今邹汝鲁所云'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不知出自何心?亦不知有何所指?且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

            且《尚书》上的这句话,此处岂可引用?雍正随即翻出邹汝鲁从前在奉天府尹任内的旧账,说他并不实心供职,诸事怠忽,声名亦很平常,转用为太常寺卿,又因他的弟弟纵容家人生事,被参革职,于是心怀怨望,形于颜色。今有河清祥瑞,“朕并未令臣工进献诗文”。

            雍正认为,邹汝鲁在所进册页内出此悖谬之语,显系讥讪,甚属可恶,命交与九卿严审定罪。邹汝鲁随即被革职,发往湖广荆州府沿江堤岸工程处效力。雍正对邹汝鲁的处理,并非单纯的“因文治罪”,而是雍正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施政体系,他认为自己是康熙事业的继承者,不愿与父皇康熙做区分。但问题就来了。

            03 雍正本人的担当

            雍正登基做了皇帝,他感到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大责任。雍正二年四月,他对大臣们说:
            古云:为君难。若只一身逸乐,亦复何难?惟欲继美皇考之治,则忧勤惕励,莫难于为君矣。
            不久,他又向满汉大臣当面解释为什么“自古为君难,至于朕躬缵承大统,尤为难之难者”。他说:“世祖皇帝以冲龄继位,圣祖皇帝以八岁即位,一切制度皆渐次创定。朕由藩邸入登大位,四十年来诸凡利弊,悉所目睹,全在朕躬经纶规画,以为万世子孙之法。是以朝乾夕惕、兢兢业业,务使宽严得中,方可垂之永久。若明知有弊不加整顿,必加朕以懈弛不理之名,非治国经邦之道也。朕若竭力整顿,而内外大小臣工不能革面革心,何以为政?”

            总之,朕若能为令主,则圣祖皇帝付托得人,便是本朝列祖之功臣,若朕所行不当,则并圣祖皇帝六十余年之苦心,俱付之流水矣。朕屡召大小臣工,开诚布公,淳淳教谕,至再至三,今见尔等居心行事,竟究积习未除…… 而乃以苛求之名归之于朕。
            ——《雍正朝起居注册》
            这段话,可以说是雍正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对自己与大臣们的期许和担当。大的方面说,是他给自己的历史定位。中国历史屡次上演“三代现象”。入关后经顺治皇帝、康熙皇帝,到雍正恰好是第三代。一切制度经过近80 年的运行,基本定型,给雍正留下的施展空间实在有限。雍正不想做庸君,他期许自己做一个“令主”,也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大清江山康熙托付得人,而那些对传位的种种质疑,都会烟消云散,历史总会还我雍正一个公道。也唯有如此,康熙一生的心血才能有持久回报。

            但“法久生弊”,任何好的制度实行时间久了,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弊端。特别是康熙晚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为政尚宽理念,留下许多问题。这样的现实逼迫雍正必须改变,而且要立即改变。但改变显然不是皇帝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必须有中央和地方的文武大臣的共同努力。而习惯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康熙晚年之政的大臣们,进入雍正时代,有一类官员显得很不适应,也跟不上步伐;还有一类官员由于自身利益受到影响,进而采取或明或暗的办法予以抵制。

            如此一来,不但雍正的用人遭非议,雍正的为政也受到极大质疑。这些议论、质疑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个说他苛刻,一个说他操切。

            雍正二年四月,因在朝会大典上,刑部司官李建勋、罗植紊越朝章,雍正将二人革职,交刑部治罪。刑部随即以大不敬罪,将二人判处斩立决,雍正改为斩监候,秋后处死。雍正说,他即位以来,立心不以己意轻杀一人。为什么将二人改为斩监候?就是看官员们是否畏惧法律。如果众人仍不畏法,秋后定行处决,以为大不敬者之戒。

            如此一来,二人就是众大臣所杀的,不是雍正所杀。后来在青海献俘之日,见班行整齐,祭坛之日,大臣都很敬谨,雍正说,既然通过整顿司官事件,大臣们都遵章守法了,也达到了整肃朝纲的目的,那么,这两个人就不用杀了。但刑部没有体会到雍正的用意,仍欲照法律办事。雍正解释说:“二人之所以可杀,朕是想通过这件事,彰明法律,现在既然人人皆知遵法,是法已明矣,则犯法之人可从宽宥,这是众大臣生之也。”命将李建勋、罗植免罪释放,勒令回籍,并行文该地方官勿令出境。

            尽管这样处理,但官员仍然认为雍正苛刻。
            雍正以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大刀阔斧推行新的举措,希望用雷厉风行的手段,一扫康熙晚年颓怠的风气,从而带来新的局面。雍正元年正月初一,雍正一连发布11 道谕旨,分别训谕地方文武官员。这11道谕旨,绝非泛泛的官样文章,而是很有针对性,也切中时弊。更重要的是,雍正说到做到,还亲自抓落实,这也让很多官员抵触。到雍正即位满四年,官员仍对此耿耿于怀。
            雍正四年十月,他对大臣们说:“又有议朕求治太速者。朕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实欲治益求治,安益求安…… 然于臣下办理政务,从未尝刻期促限也,但励精图治,欲使天下臣僚,振作奋兴,去其怠玩,上下交相劝勉,庶底于有成。苟此志有或弛,则庶务积而丛脞矣。朕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览各处章奏,目不停视,手不停批,训谕诸臣,日不下数千百言,悉出于至公至正之心。如从前政令果有未协之处,尔等能直陈其非,朕即为改定。此时不言,日后私相议论,发觉之日,必治以重罪。”

            正面讲,雍正希望立竿见影,快点见成效,但反对他的人说他“操切”,意思是政策出得太快、过于仓促。但雍正有他的抱负和担当。他对属下说:“为君难,为臣不易,但知难诸事是矣!为君为臣原是一苦境,不过尽此天地父母所生之身,利益社稷苍生,造他日之福耳!”表现出一种难得的担当。

            雍正即位后,无数次与封疆大吏打招呼。雍正元年七月,他在两广总督杨琳密奏上的朱批,最能表达一个新皇帝的决心。他讲了三层意思。

            第一,朕要给你们重新立规矩。
            圣祖数十年来所立一切法度纪纲,何一事不尽善尽美,皆缘尔等大吏负恩虚诳,怠忽从事,日甚一日,武备吏治驯至不可问矣……今朕不过将皇考所行之政、所立之法,再宣谕尔等一次,尔等若仍似康熙年间之奉行,恐朕未必能如皇考之宽仁容恕也。身家性命,当再三留心保重要紧。
            第二,朕要给你们提要求。
            自兹以往,若仍以因循为安静,以隐饰为爱君,以纳贿为要务,以卖法为巧宦,则既负皇考之恩于前,又负朕恩于后,一负而再负,二罪俱罚,恐尔等噬脐莫及也。
            第三,为君臣做出历史的大期许。
            朕虽不谓上等圣明之君,亦不为庸愚下流之主。尔等既遇知于此时,要当吐气扬眉,明目张胆,上以报效朝廷,次以垂芳竹帛为务。
            这一切,标志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也预示雍正执掌江山的13年,定会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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