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通过读史，我们能明白一个事情的兴与亡；通过品读历史中人，我们可以清楚一个人的成与败。历史其实是一部人性的回忆录，让我们通过读史来尽大可能地纠正我们的缺点，充分发挥我们的优点。 宋襄公不顾公子子鱼和大司马固的反对，也没有反思自己被楚国擒获的教训，极力想取得诸侯的霸主地位，终于在泓水引发宋楚之战。宋襄公先后否决大司马固“趁着楚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和“趁着楚军没有列阵之时”发起攻击的建议，导致宋军惨败于楚军，其禁卫军被全歼，本人更被楚军射伤，不久后伤重身死。宋国人都埋怨宋襄公导致惨败，宋襄公自己做了一番辩解，讲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君子在战场上不再伤害已经受了伤的人，不俘虏头发、胡子花白的人。古代领兵作战，不凭借险隘的地形阻击敌人。我虽然是已经亡了国的商朝的后代，却不去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结果，公子子鱼批评宋襄公“不知作战”，又指出作战就是为了取胜，利用地形和杀伤敌人是必要的，不想伤人还不如直接投降。后世之中，除了司马迁和李宗闵分别讲他“欲为盟主，修行仁义”和“尝为仁义”外，很多名人都说他外假仁义，更被毛泽东称为“蠢猪式的仁义”。宋襄公何以获得如此的评价？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言行严重背离，失败后更是找了一个死不悔改的借口。在我看来，宋襄公以下三方面的严重问题导致他从古至今一直被人批评：齐桓公死后诸侯霸主之位空悬，宋襄公见到此种情况便决意参与到争夺霸主之位的战争中。然而，宋国最具智慧的政治家公子子鱼多次劝阻他，认为宋国国力太小和不占仁义的道德优势，但都被宋襄公无视了。宋襄公更是在战前否决大司马固两次作战要求，导致战场上的失败。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宋襄公超出自身的德位和才能，内不能尊重贤者的意见，外不能打过强敌，一意孤行，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地位，最终导致宋国失败，可谓是无德无能。宋襄公放纵楚军过河致使宋军面对强大、严整的楚军，却在失败后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这种思维和做法可谓是头脑混乱，毫无逻辑。“君子不重伤”最简单的前提在于敌人已经受伤，且我军已经能够确保其不对我造成伤害，换句话说，就是敌人伤病已经是我的俘虏或远离战场；“不擒二毛”最简单的前提在于敌人是老弱，或是放下武器或是远离战场，并且无能力伤害到我；“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最根本的变化在于当时的战争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依照周礼进行的实力对等的决战，战争形势变化，战争之礼也该有所变化，否则可以选择不打这仗，也可以选择直接投降。君子仁和礼的本质在于保护弱小、伤患，在于遵守共同的准则，从来没有说过要自己束手束脚、自废武功，让自己人受到伤害和死亡。保护弱小和伤患，在于弱小和伤患不能对我造成伤亡，这是最根本的前提；遵守准则，不意味在别人已经不遵守的情况下，自己没命了也要死守该准则。在对敌之时坐以待毙、不知变通，宋襄公的这种做法就是资敌，就是对君子之义的最大诽谤。《孙子兵法》讲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荀子》讲到“福莫长于无祸”（对人来说，没有比死更大的祸了），战争不仅决定敌人的生死，同样决定自己人的生死。宋襄公在决战之时居然没有想到此事，而是自己想着遵守君子之义，以自己之私至于宋军士兵生死之上，致宋军的生死于不顾，全然没明白身为君主的职责和义务。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更何况在战场上自废武功，让己方弱小的士兵面对强大的敌人？宋襄公的行为实乃背叛了宋军，就是让宋军去送死，可谓是不仁不义，间接地背叛了宋人。归根结底，宋襄公根本就不清楚君主的职责。换言之，宋襄公就是分不清楚什么是自己该干的事情，什么是自己不该干的事情；分不清自己的依靠就是宋国人，也没想过用各种方法来保护宋国人；分不清战争和仁义本就是对立的两个矛盾体，也不清楚施行仁义是有条件和范围的。结果，宋襄公言行相悖、兵败身死，致使自己成为人人记住的反面教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