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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321名少数民族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了民族接触（与汉族）、交往态度、民族认同、民族本质论、民族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等变量，以整合的视角探讨了民族接触促进民族交往的机制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民族接触通过降低群际焦虑和民族认同、减弱消极刻板印象和民族本质论而间接促进了民族交往，民族认同在民族接触和民族本质论之间、消极刻板印象在民族接触和群际焦虑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这项整合的研究理论上丰富了群际接触减少偏见的机制研究，发现了新的中介变量，对促进民族交往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群际接触，民族本质论，民族认同，群际焦虑，刻板印象，交往态度 1问题提出社会心理学家Allport认为群体之间缺乏接触是产生偏见的重要原因，而人们对社会群体的本质化信念是偏见人格的重要特征。他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纽约城市黑人和白人的房屋混合居住实验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群际接触假说，即群体之间若能满足一些条件（即平等的社会地位，共同的目标，相互合作和制度支持），简单的接触就能够减少偏见，改善群际关系。以Allport的学生Pettigrew为主要代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在各种社会背景当中，以不同的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检验群际接触假说的观点及其机制问题(Pettigrew & Tropp, 2012; Pettigrew,Tropp, Wagner, & Christ, 2011; Wagner, Tropp, Finchilescu, & Tredoux,2009; Wagner, van Dick, Pettigrew, & Christ, 2016)，并形成了群际接触理论，60多年的理论与实践证明群际接触是最能有效减少偏见的社会策略，它还能够预防暴力冲突的发生，在多个国家被引用于解决民族、宗教冲突(Al Ramiah & Hewstone, 2013; Tropp etal., 2017)。 关于群际接触减少偏见的机制，仍然是目前和将来研究者研究的热点问题(Wright, Mazziotta, & Tropp, 2017)，针对接触的社会条件和群际关系现状，研究者在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基础上，提出了扩展性接触(Turner, Hewstone, Voci, & Vonofakou,2008; Vezzali, Hewstone, Capozza, Giovannini, & Woelfer, 2014)和想象接触(Miles & Crisp, 2014; 高承海, 杨阳, 董彦彦, 万明钢, 2014)。已有研究表明，群际接触之所以会减少偏见，主要是因为接触导致个体在认知和情感方面发生了改变，比如群际接触能够增加对外群体知识的了解，从而减少刻板印象(Aberson, 2007; Brambilla, Ravenna, &Hewstone, 2012; Stathi, Tsantila, & Crisp, 2012)，减少对群际互动的消极期待(Plant & Devine, 2003)，减弱了对内群体的认同(Pereira, Green, & Visintin, 2017) ，使个体感知到内群体和外群体更多的共同性和相似性(Eller & Abrams, 2003, 2004; Ng, Kulik,& Bordia, 2016; Stathi, Cameron, Hartley, & Bradford, 2014)，它能够降低群际焦虑(Paolini, Hewstone, Cairns, & Voci,2004; Turner, Hewstone, Voci, & Vonofakou, 2008b)，增加与其他群体的共情(Aberson, Shoemaker, & Tomolillo, 2004)和观点采择能力(Aberson & Haag, 2007; Wang, Tai, Ku,& Galinsky, 2014)，其它因素还有个人威胁和群际威胁等(Pettigrewet al., 2011)。 尽管研究者已经就群际接触减少偏见的机制问题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仍需完善和发展。首先，研究者发现了群际接触减少偏见的一些中介变量，但是这些研究都是比较分散的研究，缺乏整合性，因为群际接触减少偏见的过程中一些中介变量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比如消极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之间，我们认为正是因为个体对外群体成员持有消极的刻板印象才导致群际焦虑，因此群际接触减少偏见的过程中，其中的一个可能的机制是：群际接触能减少消极刻板印象的持有，从而减弱了群际焦虑，最终减少了偏见，这是本研究要验证的一个假设；其次，奥尔波特主张的群际接触假说已经被完全验证，但是另一个观点，即对社会群体的本质论信念也是产生偏见的重要原因，当前研究者还没有把本质论信念纳入到接触减少偏见的机制研究当中，只是探讨了本质论信念对群际关系的消极影响(Chao & Kung, 2015; 高承海，万明钢, 2013)，作者认为群际接触可以减弱人们持有的本质论信念，从而减少偏见。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学生的交往为例，以民族接触为自变量，民族认同、民族本质论、消极刻板印象、群际焦虑为中介变量，民族交往态度为因变量进行实证研究，以整合的视角来探讨群际接触减少偏见的机制问题，发现新的中介变量。以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也能够为促进民汉学生交往提供指导。本研究主要验证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的接触程度与交往态度存在正相关，与民族认同、消极刻板印象、群际焦虑、民族本质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假设2：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本质论、民族认同、群际焦虑和消极刻板印象在接触和交往态度之间扮演中介作用； 假设3：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消极刻板印象能中介民族接触和群际焦虑之间的负相关。 2研究方法2.1研究对象选取321名少数民族大学生为被试，被试来自西北某省会城市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民族班，年龄范围在17~24岁之间（M = 20.37，SD = 1.09），男生101名，女生220名；192名被试家庭所在地为农村，129名被试的家庭所在地为城镇。数据收集采用整班集体测试，当场收回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问卷有效率达到97%。 2.2研究工具民族接触采用Islam & Hewstone的群际接触量表(Islam & Hewstone, 1993)中的题目测量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学生接触的数量与质量，其中四个项目测量接触的数量；五个项目测量接触的质量，所有项目采用七点计分。在分析变量关系的时候，将接触数量和接触质量计算标准分并合并为一个变量，总分越高，说明被试接触汉族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本研究中，接触数量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85，接触质量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68，接触数量和接触质量所有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82，这表明民族接触量表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可以测量少数民族大学生接触汉族学生的状况。 民族认同采用修订版的多民族认同量表(Phinney & Ong, 2007)，该量表测量了认同的“探索”和“承诺”两个核心维度，量表共由6个题目构成，被试在6点计分量表上进行回答，总分越高表明被试对所属民族的认同程度越大。国外多项研究证实该量表具有较好的跨文化一致性和良好的结构效度(Brown et al., 2014; Yap et al., 2014)，是民族认同领域使用最为广泛的测量工具，国内研究者已有的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很好的信效度(高承海, 安洁, 万明钢, 2011; 高承海，万明钢, 2013)。本研究中“探索”分量表α系数为.87，“承诺”分量表的α系数为.91，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92，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可以用来测量被试的民族认同。 消极刻板印象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汉族的消极刻板印象 “势利”、“狡猾”、“斤斤计较”、“爱钱”和“自私”五项特质来自高承海的研究结果（高承海，2015），要求被试在6点计分量表上就这些特征符合汉族人的程度进行评价，1代表“完全不符合”，6代表“完全符合”，本研究当中5个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85。 群际焦虑采用Stephan等编制的群际焦虑量表来考察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成员交往过程中的焦虑水平(Stephan & Stephan, 1985)，被试在5点计分量表(从1“一点也不”到5“非常的”)上对11项情绪特征（如怀疑和谨慎等）进行评定，本研究获得的数据结果表明，群际焦虑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78，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交往态度采用Phinney编制的民族交往态度量表(Phinney,1992)测量少数民族大学生被试与汉族交往的态度, 量表包括6个题目(例如：“我喜欢与汉族同学交朋友。”)，采用6点计分评定（“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其中一个题目反向计分项(例如“我感觉和少数民族同学不要居住在一起更好一些。”), 量表总分越高说明少数民族被试与汉族交往的态度越积极。本研究获得的数据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85，可以用来测量交往态度。 民族本质论采用No等人编制的民族内隐理论量表(No et al., 2008)中的民族本质论分量表考察被试的民族本质论倾向的程度，分量表包括4个题目，分别是“不同的民族有其独特的遗传特征，它决定了民族成员很多方面的特征，这点很难改变”、“一个人是很难改变他（她）民族特有的属性的”、“一个人的许多特征（比如性格等）是植根于他（她）的民族的，这不可能改变太多”和“民族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属性，不可能改变太多”，采用6点计分评定（从1“完全不同意”到6“完全同意”），本研究数据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85。 3结果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由于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因此，采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其进行了检验(周浩，龙立荣, 2004)，结果表明，数据在未经旋转的时候有10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所有变异的20.45%，没有达到40%的标准，说明本研究数据共同方法偏差影响不大，可以进一步进行数据分析。3.2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表1 呈现的是本研究考察的核心变量的描述统计，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3.3交往态度对主要变量的回归分析为进一步考察变量关系，验证研究假设1，以民族接触、民族认同、民族本质论、消极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为自变量，以交往态度为因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第一步回归当中，将性别、年龄和家庭所在地（即农村和城市）作为控制变量；第二步回归放入民族认同、民族本质论、消极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四个变量，第三步放入民族接触变量，进行计算（详见表2）。 第一步回归方程模型显著（F = 2.68，P < .05），自变量能解释因变量变异的2%，进一步发现，年龄对交往态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14，p < .05），性别和家庭所在地对交往态度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 > .05）；第二步回归方程模型显著（F = 27.69，P < .001），自变量能解释因变量变异的37%，解释率增加了35%，说明民族认同、消极刻板印象、民族本质论和群际焦虑对交往态度有重要的影响，回归系数结果表明民族认同、消极刻板印象、民族本质论和群际焦虑对交往态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第三步回归方程放入民族接触后，回归模型仍然显著（F = 44.13，P < .01），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率从35%增加到了52%，增加了17%，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民族接触对交往态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50，P < .001），说明民族接触对交往态度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回归系数结果表明，当民族接触进入回归方程后，民族认同对交往态度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了（P > .05），民族本质论、消极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对交往态度的作用仍然显著，但是预测力都有明显下降，这说明民族接触能够减弱民族认同、民族本质论、消极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对交往态度的消极作用。3.4民族认同、民族本质论、消极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的中介作用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为验证假设2和假设3，在Amos18.0当中构建变量相互作用的路径模型图（图1）， 其中民族接触是自变量，民族认同、民族本质论、 消极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是中介变量，交往态度是因变量。将各变量代入模型进行运算，根据模型修正指数对模型进行修正，最终得到图1的模型，模型拟合指数：χ2/df 小于 2，RMSEA和RMR小于.05，NFI、CFI、GFI均大于.9，图1显示的是各变量相互作用的标准化估计值，所显示路径系数除了民族认同和交往态度之间的系数达到边缘显著（.05 < p < .1）外，其余路径系数均在.001水平上显著。路径分析结果初步表明，民族认同、群际焦虑、民族本质论和消极刻板印象四个变量均在民族接触和交往态度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除民族认同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外（p > .05），民族本质论、消极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的中介效应均显著（p < .05），所有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的26.54%。此外，路径分析模型显示，民族认同在民族接触和民族本质论之间、刻板印象在民族接触和群际焦虑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因此，进一步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4）表明，民族认同在民族接触和民族本质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p < .01），刻板印象在民族接触和群际焦虑之间存在显著的（p < .01）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民族本质论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7.13%，刻板印象的中介效应占民族接触对群际焦虑总效应的9.71%。 4讨论本研究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被试的民族接触与民族认同、民族本质论、消极刻板印象、群际焦虑和交往态度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1。具体而言：首先，少数民族与汉族成员接触程度高的被试，其民族认同得分更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 -.27, p < .01），这说明民族接触能够降低群体成员对内群体的认同水平，本研究结果与国内已有类似研究结果一致，比如高承海等人的研究表明，“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比“散居”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水平更高，但其对汉族的态度也相对消极(高承海,万明钢, 2013)，另外一项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进入主流社会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随着年级的增高，其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水平有下降的趋势(高承海,万明钢, 2015)，这两项研究虽然没有对接触变量进行具体操作，但是都能间接说明民族接触的作用，因为前者研究中“散居”在汉族社会当中的少数民族被试，其与汉族接触的时间更久，接触的机会多、频率更高，而“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其来到主流社会才更多的开始接触汉族成员，接触程度显然要比散居少数民族更低，而后一项研究当中的时间维度，即年级的增高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少数民族与汉族接触的程度，这些结果说明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接触越多，能够减弱其对内群体的强烈认同。社会心理学有关群际关系的理论也可为这一推断找到支持，比如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就主张，通过强化或者凸显两个群体的共同身份，能够减少对内群体的偏好，同时增加对外群体的积极态度，因为共同的身份意识，会增强群体成员同属一个群体的“我们”意识，从而对群际关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Gaertner & Dovidio, 2014)。 其次，民族接触与民族本质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26, p < .01），这说明民族接触能够改变民族本质论信念，使个体更多的持有社会建构论的信念。本研究结果充分说明人们对社会群体的本质论信念与群体认同是相互作用：一方面，强烈的本质论信念增强了内群体认同，固化着群体边界，阻碍着跨群体的互动与交往（高承海，万明钢，2013），另一方面，当群体成员有了更多的跨群体交往，感知内群体和外群体在文化上更多的相似性，从而减少了群际差异感，这种变化导致人们对社会群体的本质化信念减弱，本研究结果为群际接触改善群际关系增添了新的中介变量。 最后，与群际接触理论的基本观点相一致，本研究结果表明，民族接触与消极刻板印象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数量= -.26, p < .01），与群际焦虑也存在负相关（r = -.56, p < .01），即民族接触数量越多、质量越高，被试对外群体持有的消极刻板印象程度越低，在可能的跨群体互动时产生的群际焦虑水平也越低，说明民族接触能够改变消极刻板印象的持有，减少群际焦虑水平。本研究还检验了消极刻板印象在民族接触和群际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表明，消极刻板印象在民族接触和群际焦虑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其总效应的9.71%，说明消极刻板印象是群际焦虑的重要来源，该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3。从心理成分上来看，消极的刻板印象是个体的认知范畴，而群际焦虑则属于情绪范畴，正是因为人们对他人持有消极的认知，在进行跨群体的接触过程当中产生了消极的预期，产生不安全、尴尬和谨慎等负面情绪反应，从而避免与外群体成员接触。国内研究者以汉族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同样发现，那些与少数民族有较多接触的大学生，其对少数民族持有积极刻板印象程度更高，而消极刻板印象的程度则更低，群际焦虑水平也更低，并且群际焦虑完全中介了消极刻板印象与群际态度的负相关(高承海等, 2014)，进一步说明消极刻板印象是群际焦虑的来源。本研究结果对于群际接触理论和整合的群际威胁理论在理论建构上有重要意义。因为整合的群际威胁理论将消极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并列为群际威胁的范畴，将群际接触视为消极刻板印象和群际威胁产生的前因变量，将群际态度和行为视为因变量(张婍,冯江平,王二平, 2009)，本研究认为，消极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属于不同的心理变量，消极刻板印象是群际接触和群际焦虑之间的中介变量，它是群际焦虑的重要来源，而群际接触通过改变消极刻板印象降低了群际焦虑水平，能促进积极的群际关系。 5结论（1）民族接触与民族本质论、群际焦虑和消极刻板印象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与交往态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民族接触能够通过降低民族本质论和群际焦虑水平，减少消极刻板印象而促进积极的民族交往态度；（3）民族认同在民族接触和民族本质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消极刻板印象在民族接触和群际焦虑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参考文献 Aberso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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