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愚公移山》背后的民族心理透视 寓言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体式，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起源于古代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以抽象概念通过具体故事反映现实，表达真理或进行道德说教，是理性认识的感性表现。寓言是作为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而产生和存在的，同时又与政治、法制、伦理、宗教、科学、艺术等其它上层建筑有着密切联系并受到它们深刻的影响，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折射，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凝聚着民族的精神，铸造着民族灵魂，也积淀着民族的文化心理。还为后人分辨真善美和假恶丑，判断是非贤愚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成为两千多年来我们民族思想、行为的直接参照。《愚公移山》作为我国古代寓言的典范之作，其背后也折射出了我们诸多民族心理。 《愚公移山》这则寓言出自《列子·汤问》，长久以来一直默默无闻少有人问津，直到1945年毛泽东同志把它写入党的七大闭幕词，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学习愚公坚定信仰、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团结一心的精神，这才为全国人民所熟知。《愚公移山》作为我国古代寓言中的名篇长期被编入中学语文教材中，对它的解读长期以来也主要侧重于思想内容的理解以及背后道德的说教，对其更深层次的原型及民族心理却很少涉及，本文主要从其背后体现的民族心理进行透视，简单谈谈自己的认识。 第一、浓厚的乡土情结 愚公因为面对着大山居住，苦于山北面道路阻塞，进进出出要绕很远的路，就召集全家人来商量用尽全力铲平险峻的大山，让它一直通到豫州南部，到达汉水南岸，使险阻变通途。这种做法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迂腐的，然而千百年来却被人们所接受、肯定，不仅仅是其背后所体现的迎难而上、征服自然的大无畏精神和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更重要的是他表现了中华民族浓厚的乡土情结。虽然中国人对乡土的依恋和崇拜不是始于《愚公移山》，但愚公宁愿铲平大山也不愿意搬家的事实确实体现了其浓厚的乡土情结。远古时代的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土地崇拜意识和根深蒂固的安土重迁观念，除非实在活不下去，他们是不可能背井离乡的。鸟恋旧林，鱼思故渊，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时间空间的邈远隔不断对一方土地魂牵梦萦的思念。从王昭君背井离乡远入塞北大漠到余光中一次次在梦里为自己喊魂，从“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到“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种对乡土的永不褪色的不老情怀已深深嵌入我们民族的心理深处，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的象征。愚公在大山阻隔面前其实有三条路可选，一是顺其自然不作为而绕路出门，二是移山打通道路，三是搬家让阻隔的大山成为摆设。第二个选择战胜了第一个选择说明愚公是一个敢于挑战、勇于行动的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第三个选择没有战胜第二个选择则说明了在愚公的意识里搬家难于移山，移山再难，时间再长也比搬家容易，愚公的安土重迁意识是很强烈的。 第二、对悲剧人物的同情 愚公想仅凭个人及子子孙孙的努力就把两座大山搬走，按他的说法是“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实际上这个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姑且不说沧海桑田，地质运动不会造成山高的增加，也不论愚公的子孙到底能不能无穷匮也（其实也难，整天凿山运石不务“正业”，有谁愿意嫁给他的子孙），单说愚公死了之后他的子孙还能不能接着干就是个问题。所以说愚公其实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做法尽管悲壮，精神固然可嘉，然让人感触更多的却是同情与敬意。正是这种不可能实现的悲壮行动才有了“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通过天帝之手完成愚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示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悲剧人物精神的一种褒奖。我们民族向来有同情弱者和悲剧人物的传统，项羽乌江战败自刎，没有滑入“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泥潭，而是被当做大英雄、大豪杰万世留名；窦娥受冤被押上断头台，本无可能下雪的天气，关汉卿硬是让它六月飞雪，以此显出对弱者，对悲剧人物的同情，此外“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等也是明证。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于这些弱者和悲剧人物，我们民族向来是不吝啬同情与敬意的。显然，《愚公移山》的结尾也是我们这种民族心理的体现，只不过是借助于天帝来完成人们的同情和希望罢了。 第三、追求完满的美好心理愿望 中华民族是一个乐观的、大度、开明的民族，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虽然近代以来饱受磨难而有些悲观情绪，但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国人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和向往。从近年来的民意调查来看，国民对国家的持续发展和强大是有信心的，这比国外的信心指数高不止十几二十几个百分点。同样在文学作品中，在影视戏剧中，大圆满的结局也一直是我们民族的期待，从《西厢记》张生与崔莺莺终成如花美眷应了那句“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良训，到《拜月亭记》蒋世隆与王瑞兰破镜重圆，再续前缘；从《柳毅传》柳毅与龙女的爱情传奇到《射雕英雄传》杨过与小龙女至死不渝的爱情，带有美好心理愿望的喜剧结局一直是我们民族着力突出的主题。即使是无法更改的悲惨结局或者是历史发展必然的悲剧，国人照样想出美好的东西从悲剧中升华出喜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生不能相亲相爱，死也要他们化蝶比翼双飞，刘兰芝焦仲卿生不能相敬相守，死了也要让他们化为鸳鸯双宿双飞。《愚公移山》其实也反映了我们民族的这种心理。在愚公想仅凭个人之力移走两座大山几无可能的情况下，善良的人们便把天帝找出来，以天帝的旨意命夸娥氏二子搬走两座大山，以示对付出勤劳和辛勤努力的犒赏和肯定，来形成完满的结局。或者说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我们民族“扬勤抑智”的心理，对愚公勤劳不懈的努力给予肯定和回报，对智叟的聪明则通过愚公之口予以驳斥。从后来的“勤能补拙”“天道酬勤”的说法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第四、自我超越的不彻底性 中华民族对神明一直怀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是追求觉醒与超越，另一方面又是敬畏与祈求。志得意满时藐视神明，肯定自我，悲观绝望时求助神明，迷失自我。儒家学派向来主张不语怪力乱神，对神明敬而远之，孔子曾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正是因为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长期以来的规范和同化，使得神学思想在中国不占主流意识形态，可是民间对神明的崇拜却从古到今一直传袭了下来，占卜、相术、风水、命运，求仙拜佛奉神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愚公移山》背后也体现了人的这种本体意识的觉醒：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有反抗和超越的勇气和力量，对自我能力的充分肯定以及追求灵魂解放的自觉。同时又有对神明难以彻底割舍的复杂感情：在人力难以解决的大灾大难面前，一次次向神明伸出祈求的双手。愚公企图以己之力移山抗天其背后是对神明信仰的一种消解，对神明的主宰的一种无声反抗，更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然而这也仅仅是一种表示和自我意识萌生的体现，最后一段“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神明的全知全能又一次消解了人的这种反抗，让人刚刚萌生的自我意识胎死腹中。正如胡俊国所说：“最后的神话结尾不仅没有强化文本的道德训谕目的，反而干扰了寓意的传达：愚公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很是令人钦佩，但移山最终不是由愚公完成而是由神完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愚公的形象。”（胡俊国：《愚公移山》：道德文本还是哲学文本？语文建设，2008.9。44页）实际上，消解的不仅是愚公的形象，更是整个民族反抗自然、超越神明、觉醒自我的形象。 总之，经典文本的阅读是常读常新的，从不同视角出发，我们往往会得到不一样的看法，正如钱理群所说的那样：“文学的本性决定了对它的理解、阐释必然是多元的，甚至是无穷无尽的，而且随着阅读对象、时间、空间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经典性的作品更是常读常新，每一次新的感悟都会带来新的发现的喜悦，文学阅读的魅力也就在于此。”（钱理群：《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204页）所以对《愚公移山》的理解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愚公临难不惧，艰苦奋斗精神的道德说教，更深层次地对其背后所反映的民族心理进行透视，只有这样我们才算真正完成了“文本对话”的过程，实现文本解读的任务。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