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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农杨氏的家族声誉在东汉达到了顶点，出现了两代帝师，四世三公的鼎盛局面。然而因为杨氏世代忠于汉室，在汉魏嬗代以后不愿意屈就曹氏，随着杨修被曹操杀害，在整个曹魏之世，杨氏由盛转衰陷于沉寂。随着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司马氏的魏晋嬗代之路随之展开。不愿意出仕曹魏的杨氏后人，又逐渐活跃于魏晋之际的政治舞台之上。 曹魏时期，杨氏由盛转衰 陈寅恪先生认为，司马氏的晋朝政权和东汉政权的社会基础，颇有相通之处，这或许是西晋时期杨氏后人开始在政治上有所复苏的部分原因。然而，我们考察这段历史，却不难发现魏晋之际的“杨氏复兴”，其实际政治内容又“别有新意”。杨氏通过与司马氏的政治联姻，摇身一变成为外戚，在司马炎咸宁年之后特殊的政治需求下，一时权倾朝野。但是，此时杨氏的高位，其政治内涵和外延，都与东汉时期“累世通经”和“勠力汉室”的杨氏从政情况有本质区别了。在司马炎驾崩后，一度“复兴”的杨氏又旋即覆灭，导致杨氏的这次短暂复兴看起来更像是一次“回光返照”，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 一、“杨氏复兴”与司马炎的布局（一）司马炎的焦虑 司马炎所完成的亡魏成晋事业，更多的是依靠宗室和功臣两大集团共同勠力的结果。甚至于司马炎连坐稳晋世子的位置，都是有赖于贾充和裴秀等人的全力支持。而这一切基本都是其父祖给他留下的遗产，他本人并没有自己的政治班底。司马炎有开国帝王之名，却是受成之主的事实。日本学者福原启郎认为司马炎谥为“武帝”，完全名不副实。如果以曹魏的情况来做一个类比的话，司马炎扮演的更像是曹丕的角色。早稻田大学教授王瑞来在他的著作《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中曾经提出过“亚开国皇帝”的概念，比如李世民，赵光义等人，他们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强势和权力，却和开国皇帝无二。参照这个概念，司马炎和曹丕这样顶着“开国皇帝”光环的君主，实际上就是“名义上的弱势开国皇帝”。 司马炎面临宗室和功臣两方面的巨大压力 司马炎的焦虑，正是来源于此——来自于宗室内部和功臣集团两方面的压力。 就司马氏家族内部而言，司马师是魏晋嬗代过程中最为关键性的人物，其功业相比司马昭有过之而无不及。司马昭之所以能接替司马师掌权，成为权力的继承者，本来就有司马师偶然早亡的因素。甚至于司马孚这一支的功勋，比起司马昭一系来，其实也毫不逊色。然而，随着司马炎的称帝，司马氏家族本来共享的权臣式政治权力，面临着需要逐步过渡为司马炎一人独享的皇权的政治现实。在这种情形下，其中必然却暗流涌动，比如司马孚这一支的人丁兴旺，比如齐王司马攸先后作为司马炎本人，太子司马衷皇位的有力竞争者存在，对司马炎来说，这些都充满了风险和挑战。 相对于司马孚一支，司马昭一系人丁不算兴旺 功臣集团和司马炎的关系同样复杂，魏晋嬗代前后司马氏集团中形成了贾充、裴秀、荀勖、王沈和羊祜的决策核心。但是入晋以后，王沈和裴秀都相继离世，而羊祜又在泰始五年（269年）离开洛阳出镇荆州。再加上荀勖的意见基本没有和贾充相悖之处，这就使得贾充成为晋初政局中最为显赫的人物。然而贾充其人非常复杂，这里限于篇幅不对此问题进行展开。关于贾充在这里值得单独说明的是，他在司马炎继任者问题上的态度。咸宁二年，司马炎因为一场大病，险些早早离世。司马炎的病情一度十分严重，导致他无法理政，更使得西晋朝廷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处于权力真空，在这期间贾充、荀勖和司马攸成为了西晋政局的权力核心。因为司马炎的太子司马衷智力有问题，司马攸再次成为司马炎身后西晋皇权继承者的热门人选，而贾充在这个时候的表现有些首鼠两端，并没有全力支持司马炎。 贾充成为晋初政坛上最为显耀的人物 所幸的是，司马炎并没有被疾病击垮并恢复了健康。 在这次立嗣危机中，宗室和功臣的力量纠合到一起，让司马炎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他的焦虑在此时达到了顶点。 如果说，泰始年间的司马炎，尚能扮演好一个宗室和功臣之间的平衡者的角色的话。咸宁二年病愈后的司马炎决定发起反击，要打破这种平衡，他决心构建一个完全忠于自己的全新权力班底。 在这种心态下，司马炎把目光投向一个在汉末政治中已经被消灭，在曹魏整治中被严加限制的群体——外戚。 （二）司马炎的布局 司马炎面对宗室和功臣的压力，把目光投向外戚，这就是弘农杨氏在晋初得以再次“复兴”的契机所在。然而，杨氏成为晋室的外戚，却是源于其本身在曹魏时代较为低微的政治地位。 应该说，弘农杨氏在经过曹魏时期的沉寂没落之后，又在魏晋之际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其实颇有些偶然因素。魏晋嬗代前夕，司马昭曾经为司马炎向阮籍求娶他的女儿，阮籍借酒避事，大醉了六十天。司马昭始终无法开口，这件事也就只能作罢。后来司马昭为司马炎另娶了弘农杨氏后人杨炳之女杨艳，这就是后来的晋武帝武元杨皇后。 阮籍差点成为外戚 《晋书·杨文宗传》
《晋书》里的杨文宗就是杨炳，唐修《晋书》时为了避讳李昞，直接称其表字。史籍里关于杨炳的记载十分简单，这当然是和他在曹魏的地位不显要有直接的关系。而弘农杨氏在曹魏地位不高，自然和其家族拒绝与曹氏合作又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关于司马氏和杨氏的联姻，有学者解读为司马昭决心代魏的一种政治表白。笔者认为这样的解读倒是和陈寅恪先生关于魏晋统治阶层的理解，有某种贯通之处，但是却未必符合这次政治联姻的实际情况。司马昭为司马炎选妃，先顾阮氏，又定杨氏，其实这两者具有某种共通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属于大族里不太显贵的一支。阮籍是阮氏居住在道南的分支，属于比较贫穷的族人；而杨炳来自于东汉时期杨震后人中名望不高的杨奉一支； 杨炳来自杨震后人中名望不高的杨奉一支 应该说，司马昭这个举动，倒是和曹魏君王在选择皇后时“三代立贱”的做法颇有相似之处，如果说“贱”有点夸张的话，至少曹魏的后族都没有干预朝政的能力，却也是一个不诤的事实。这应该是和东汉以来外戚干政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有关，所以曹魏的当政者对此印象深刻又十分忌惮，故有此举。在魏文帝曹丕时期，曾经有明文规定“后族之家不德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并强调了“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魏文帝曾经以诏令的形势明确了外戚不得干政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杨氏因为其政治地位不高，反倒有机会成为了晋室的外戚。但是随着司马炎在咸宁二年后，全新的政治布局的启动，作为外戚的杨氏又得以迅速站到了西晋政治舞台的中央。 杨炳之女杨艳就是司马衷的生母，但是杨艳不幸早早离世，在死前为了保儿子的太子地位，又推荐其堂妹杨芷入宫。杨芷成为了司马炎的第二任皇后，这就是后来的武悼杨皇后。司马炎立杨芷为皇后在咸宁二年十月，然后又在尊崇皇后的名义下，在当年十二月封杨芷之父杨骏为临晋侯。 《晋书·杨骏传》：
这则史料透露出来的信息已经极为明确，杨骏在早年政治地位显然并不高，甚至说得上比较低微。但是随着他的女儿杨芷成为司马炎皇后，在司马炎为了达到打击宗室和功臣，以拱卫皇权的目的，而决意培植外戚势力的政治布局之下，杨骏的地位开始迅速上升。 杨骏作为外戚，地位急速上升 我们前面说过，曹魏时代受汉末清议的影响，官僚阶层对外戚干政深恶痛绝。而西晋初年的官僚阶层，大都和汉末曹魏的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也基本继承了反对外戚干政的传统。司马炎极力提高杨骏的政治地位，甚至打破曹魏以来的政治传统给杨骏封侯，这在当时就立刻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导致群臣反对之声此起彼伏。 《晋书·杨骏传》：
“有识之士”反对司马炎重用杨骏，甚至杨骏的“临晋侯”都被解读为“临于晋室之上”这样的“凶兆”。由此可以看出，时人对于外戚干政，普遍带有深深的厌恶之感。其实此时西晋朝堂对于杨氏的普遍不满，就已经隐约埋下了杨氏覆亡的种子。只是因为在司马炎的强力“保驾护航”之下，反对杨氏的势力还无法有所动作。 司马炎在此事上，表现得极为坚决，根本没有任何退让的意思。后来史家常常认为司马炎在平吴之后，失去了之前励精图治的英明之气，而“宠爱后党”更是被作为其走向昏庸的明证。但是，如果我们从司马炎在咸宁二年大病期间，面临宗室和外戚已然威胁到自己皇权的现实政治压力，而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焦虑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话，或许能对司马炎此举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 不管怎么样，司马炎决心在西晋政局中引入外戚的力量，并在政治布局中将其贯彻到底。这就使得不只是杨骏得到了重用，政治地位突飞猛进。杨骏之弟杨珧、杨济也在“宠爱后党”的布局下官居显要，杨珧历任尚书令、卫将军；杨济历任镇南、征北将军，适太子太傅。作为司马炎皇权辅助力量的外戚，杨氏权势与日俱增，最终在武帝后期达到了巅峰，一时权倾天下，时人谓之“三杨”。 在司马炎的布局之下，自东汉末年，外戚干政这一绝迹了上百年的现象，又重新出现在了晋武帝后期的政局当中。 二、“杨氏复兴”还是“回光返照”？弘农杨氏的后人在晋武帝后期政治中，得益于司马炎决意扶持外戚作为自己可信赖的政治班底这一政策，又成为一时的冠盖豪族。但是，这是不是就代表着弘农杨氏在曹魏之后的衰败就此划上句号，从此走上复兴之路了呢？ 笔者觉得答案是否定的，这个时期的杨氏权倾天下，与其说是“复兴”，毋宁说是晋武帝后期西晋政局中一个特殊现象。杨氏的重新得势，其中的原因和其家族在东汉时的鼎盛，已经完全不同。 三鳢书堂，杨震曾在此校勘经书 方北辰先生在《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中，关于世家大族的形成和持续发展条件有过总结，“第一，家族男性人口数量要持续不断增长……第二，对家族男性人口要进行持续不断的文化教育……上面两点，简言之即是家族男性人口的数量与素质。”按照方老的观点，以杨骏为代表的这支弘农杨氏分支发展到西晋，以上两个条件可以说业已丧失。 杨骏这一支弘农杨氏后代，人丁并不兴旺，特别是男丁更为凋零。杨炳和杨骏之父在文献中已不可考，湮没无闻；杨炳早早过世，也没有子嗣，虽然其女儿贵为皇后，但是其家族已无男性继承人继体传爵；杨骏也没有儿子；杨珧和杨济虽然有子，但是却无可称道之处，名迹俱不出众。然而，最重要的是，杨骏兄弟三人虽然有弘农杨氏这样耀眼的光环加持，但是俱已丧失其先祖赖以立身的儒学传统，就连行事风格都已经截然不同了，已经不可以等而视之了。 杨骏本人粗鄙无文，《晋书》里直接指斥其“暗于古义，动违旧典”；杨济则“以武艺号为称职”；在玄学大盛的魏晋时期，杨骏等人根本无法融入名士清谈交游的社会文化风尚之中。尽管杨骏等人在政治地位上已经无比显赫，但是依然为当时的士人所鄙视甚至排斥。出自琅琊王氏的王衍，年少知名。杨骏显贵之后，想把女儿嫁给他。而“(王)衍耻之，遂阳狂自免”；杨骏又想把女儿嫁给郑默的儿子，同样遭到了拒绝。 王衍作为“竹林七贤”王戎的堂弟，看不上杨骏 唐长孺先生在《士族的形成和升降》中，对此有过精辟的总结，“魏晋所重者是父、祖官爵，时代悬隔的远祖对于定品高低至少在魏晋时并无重大关系。” 由以上种种可见，以杨骏为代表的杨氏只是因为外戚的身份，由于司马炎需要打击宗室和功臣，才因缘际会得以登上西晋历史舞台的中央，其本质不过就是依附皇权而已。况且，杨骏本人权力欲望极强，但是却无多少政治才能可言，无法驾驭大局。 在司马炎死后，杨骏大权独揽而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种情况下，杨骏更加地被当时的世家大族所憎恨，当贾后联合司马氏宗室讨伐杨骏之时，世家大族纷纷相助诛杀骏党。杨骏专权还不到一年，便惨遭灭门之祸。 可以说，“三杨”一时的权倾朝野，与其说是“杨氏复兴”，倒不如说是杨氏的“回光返照”。 结论司马炎以“受成之主”的身份完成了魏晋嬗代，但是晋初的政治格局，保持了司马昭时期宗室和功臣集团两强并立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为了达到强干弱枝，确立皇权绝对权威的目的，决意引入外戚力量，用以制衡功臣与宗室。此举虽然饱受朝臣的非议，但是司马炎依然将其贯彻到底。这样一来，本来已经在曹魏时期趋于没落的杨氏，在司马炎的支持下，杨骏兄弟三人在西晋政治中迅速成长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强大势力。 虽然杨氏兄弟在西晋政坛一度权倾朝野，仿佛又重现了其先祖在东汉的鼎盛局面。但是杨氏的这种“复兴”，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政治才能和家学渊源，而是出于司马炎的强力扶持，他们只是依附皇权而已。所以，等到司马炎驾崩，杨骏等人因为没有实际政治才能，而无法控制局面。加上一直以来，杨氏兄弟又被当时真正的世家大族和司马氏宗室所鄙视和排斥，这就导致了其最终因为遭到了这些反对势力的联合绞杀而覆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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