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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开始的中国文化第二次高潮，而以理学为基础建立儒教为结束，后世中国遂进入理学儒教统治时期。 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多继承自北宋的体制，推行汉文化，全盘采用汉制，推行“华夷一家”政策，这是金朝强大的重要原因，重文化则兴，轻文化则没。经元明后，女真再建立大清。 中国文化第二次高潮下，医家迷失大道，虽有一二之人，不挽大局。此刻，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四大医学流派并称“金元四大家”，其学说为中医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刘主降火。张主攻下，李主补土，朱主养阴，刘完素认为“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创造性地发挥了《内经》病机十九条的理论，认为疾病多因火热而起，倡“六气皆从火化”说，治疗多用寒凉药，世称“寒凉派”，进而提出“降心火，益肾水”为主的治疗火热病的一套方法，给后世温病学派以很大启示；张从正认为“治病应着重驱邪，邪去则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大力应用“汗、吐、下”三法，世称“攻下派”，同时他十分重视社会环境，精神因素等致病作用，开始应用“心理疗法”来治疗各种疾病，对心理疗法有重大贡献；李杲认为“人以胃气为本”，“内伤脾胃，百病由生”，首创内伤学说理论，采取了一套以“调理脾胃”，“升举清阳”为主的治疗方法，世称“补土派”；朱震亨以个人理解的方式阐明了“相火”有常有变，提出了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临症治疗上提倡滋阴降火之法，世称“滋阴派”，提出“百病皆因痰作祟”的观点，他的学说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中国从医者的认知，虽然后世追随者誉为“集医之大成者”，实属过誉之论，同理学儒教是属一类，不为医家大道。直到明朝张景岳，多年研究《素问》、《灵枢》，早年推崇丹溪之学，后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主张补益真阴元阳，慎用寒凉和攻伐方药，在临证上常用温补方剂，被称为“温补学派”，被后人称为“仲景以后，千古一人”，皆为追捧者过誉美化之言，此刻开中医弊端之风，犹为后世恶中医之先河埋下深深的伏笔。医家以阴阳五行为基础，深谙饱学之力，方可通达医家之四世，学问不足，妄自推测，落入一家之学，入穷巷而不出，学于医家，先明析阴阳五行生化，饱学于百家，经四世洗礼，方悟医家大道，国人哀于中医，非哀于医家，可叹可悲，中医者，医之技能，西化之形式，非中国文化体系下之医家，察中医与医家之别，回中国文化之大道本原，为学医者之根本。 中国文化根系于阴阳五行，论医理先明于阴阳五行，再通于《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若医者不通于阴阳五行，则医理难明，不得医家之理。南北朝后，阴阳五行之木，火，土，金，水，生生之理，变为道教“长生”之金，木，水，火，土，死死之理，阴阳五行生化之气则无，于医家不同，则《难经》“知一为下工，知二为中工，知三为上工”之理。人之阴阳，心与肺，肝与肾，脾为中州之府，呼出心与肺，吸入肝与肾，脾纳五谷之精；清者上行，入于六腑，成气成卫，浊者下行，入于五脏，为血为营；天有六气“风、寒、湿、暑、燥、 火”，禀四时，成弦，钩，毛，石之脉，此为病疫之源头；人之阴阳，既无阴不足，更无阳有余，更无五行之偏颇之理，任一人，人之阴阳五行失和，究其本原，来自天之六气，侵入肌肤，是成病疫之机。医理论于医道，是治未病之病，仲景之医药互证，则有医理通明，善用其药，药物性味自治其病，何患后世医者迷信于方剂之说，照方抓药之能。 今之世，所谓名医者，诊不过于脉，药二三十数用之，不见良医用望，闻，听，单以切证实病理，非一脉而同之，上医用以望，中医用以闻问，下医用以切；药物，君臣佐使之本也，方剂或以一君，或以二君（一君一后），非三四君者，国必乱，臣者以三四，尽能其事，非五六者，乱国之臣，佐者，使者少则一二，多者三四，过则事不成，有内讧之为。方剂之君臣佐使，少者不过八九数，多者不过十三数，此皆和之于阴阳五行之理也。今之名医，为理学之旁支，为名实之身，寻医必求以方剂，乱行药力辛散之为，不察病者阴阳之大体，治已病之病，虽由表结，不能达于本，有何患于医理之大道？ 中国文化之路，根系于阴阳五行，后生易，医，道，儒，墨五家，外加管仲之术，经春秋战国为第一次文化高潮，稍后囿于个人理解不同，儒以八分，墨以三分，后至汉朝，汉族语言，文化得全面建立，得以保存丰富而珍贵得资料；后南北朝，释家出现，道教建立，中国文化出现分歧；再至北宋，易家有太易之少阳，变为太极之老阳，道家有虚空变为天地生化，儒家由经世致用变为人性认知，而墨家虽分裂，犹自小溪，医家旁落，入理学而不出。后世之学，不察医家之大道，皆误于温病之一家之言，开庸医之路，何察五脏之病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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