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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以来，进入仕途做官似乎成为知识分子们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宿命。但是却也有一些群体，他们或不汲汲于名利，或见识过官场的奸诈与险恶，最后选择归隐山林，与秀美山川为伴，布衣饭菜一生，粗茶淡饭却也终乐。 久而久之，这些群体就成为了专门的隐士群体，而这个群体在我国的魏晋时期发展到顶峰时期。魏晋时期隐士众多，隐士文化也逐渐流行，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代表，其中最显著的是陶渊明，他以超凡脱俗的心态，似空谷幽兰独居世间，散发出的光亮点燃了混乱黑暗的魏晋时代。 那么，像陶渊明一类的隐士，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排遣内心的苦闷，抒发内心的真情实感的呢？音乐无国界，也没有古代和现代之分，不管是哪一个朝代的人，都能通过音乐找到通往内心世界的钥匙，从而与同好产生心灵上的沟通。古代的隐士也是一样，通过音乐来实现自我和与他人的心灵交流，魏晋时期尤甚。那么，魏晋时期隐士音乐是如何发展的？其发展原因又有哪些？又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通过本文来一一寻找答案吧！ 一、隐士音乐在魏晋时期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人皆有爱美之心，魏晋时期的隐士们大多选择归隐田园逃避现实，因此农田得以开垦，隐士们也就有了安身立命所需要的土地资源和生产资料，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人们开始不满足于温饱状态，转而追求更高阶段的精神享受。所以魏晋时期的许多艺术作品至今流传，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女史箴图》、《广陵散》、《西曲》等不同的艺术作品。 1.隐士音乐的起源 说起隐士音乐，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何为隐士？通俗来说，要想成为隐士，首先就要满足“隐”和“士”两个条件，其中，“隐”指的是居住在山野乡林之中的人，但是并不包含农夫、乔叟、渔夫等农民群体。因为还要同时满足“士”这一条件，也就是士阶层，或者是曾经参加过官场，也或者向往入仕却因为各种困难最后没有办法入仕，同时心怀家国天下之人，才可以称之为“隐士”。而隐士音乐也很好理解，就是由隐士这一个群体所创造出来的音乐文化。 关于魏晋时期隐士音乐的具体起源，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史料对其产生的具体时间进行考证。但是初步认为，隐士音乐应该最初起于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在魏晋以前，音乐大部分时候还只是作为辅助和取悦统治阶级的存在，我们纵观魏晋以前出土的文物就能发现，音乐所占比重较低，哪怕是有，也是以编钟、箜篌等大型的乐器为主，反映的都是等级秩序，对于天子和官员所掌握的乐器，所能使用的规格，都有不同数量的规定，且一般都是用于大型的祭祀和宗教场合。除了宫廷以外，富贵人家使用乐器演奏大多也只是为了彰显身份地位，并无表达真情实感的意思。 而发展到魏晋时期，就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便于携带的乐器。如《文士传》中就曾经记载，阮籍的父亲阮瑀 “善解音，能鼓琴。抚弦而歌”，而其子阮咸，在《晋书·阮咸传》曾曰: “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由此我们都可以看出乐器体积的变化，而所使用的场合也在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不再是仅适用于宫廷，逐渐在民间流行开来。由于隐士具有归隐山林，云游四海的特点，他们满腔的报国无门，仕途失意都通过音乐抒发出来。所以在魏晋之初，在隐士阶层出现后没多久，就出现了隐士音乐。 2.隐士音乐的发展 隐士音乐在魏晋时期的中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与嵇康有着密不可分的重要联系。嵇康作为竹林七贤之一，也是著名的洒脱隐士，他对音乐有着很高的天赋与造诣。不管是从音乐乐理还是理论，又或者是作为音乐家所创作的作品，嵇康在历史上都有过划时代的成就。受东林玄学的影响，嵇康曾著《声无哀乐论》，结合老庄之学，将道教中所提倡的“道”、“乐”、“和”与音乐创作结合在一起，论述了音乐不该受政治的束缚，要通过音乐来表达内心真情实感的理论。 《声无哀乐论》中曾记载“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更是将管弦丝竹类的乐器凌驾于金石类乐器之上。因为管弦丝竹往往象征着隐士们常用的乐器，而金石类的乐器很大程度上都是当权统治者的象征，只有突破对权力的尊崇，才有可能在民间发出真正的声音。换言之，嵇康主张的是将音乐从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赋予其独立的艺术地位，此后，音乐在魏晋时期终于得以独立发展。 3.隐士音乐在魏晋时期的成熟 要说到隐士音乐最后的发展成熟，还是离不开嵇康。前面已经提到，嵇康通过著作《声无哀乐论》确立了音乐的独立地位，那么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琴赋序》中，就赋予了音乐生命和灵魂。他在《琴赋序》中曾论述过音乐的作用，说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可见音乐在嵇康眼中，早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听觉享受，而是通过音乐开达到直击心灵、慰藉生命的作用，在嵇康的观念中，音乐早已经成为了人类的友好伙伴。他的这一理论，也将魏晋时期的隐士音乐往前推动了一大步，他对音乐的痴迷与喜爱贯穿一生，甚至是在临刑前还临危不惧，面不改色地抚琴，可见嵇康在音乐史上的贡献之大，成就之高。 二、魏晋时期隐士音乐形成的原因魏晋时期隐士音乐大放异彩，不仅出现了很多千古流传的名曲，还有很多青史留名的音乐家，以及很多卷帙浩繁的音乐理论著作。面对这些突出的光彩成就，我们也忍不住会细想，它们出现的原因有哪些？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催生了灿烂辉煌的魏晋隐士音乐文化？ 1.东晋玄学的发展 在思想文化领域，东晋时期的玄学的发展，成为当时的显著特点。而同样作为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隐士音乐的形成与发展，便深受玄学的影响。玄学的创始人何宴、王弼等人本就是当时充满魏晋风骨的文人，在当时政治动乱、民生凋敝、士子们仕途失意的大背景下，为了拯救士子们的精神信仰，他们以著名的“隐君子”老庄的思想为内涵底蕴，又杂糅改进了儒家思想中的五经学说，宣扬顺应自然的思想，这自然引得当时在官场上不得志最后只好退隐的隐士们趋之若鹜。 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士人们的心态和思维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感受到了岁月的流失和时光的短暂，在痛感社会黑暗现实的前提下选择放浪形骸、追求本世的乐趣。这一观念也逐渐影响了他们的音乐和文学创作。魏晋桓伊的名曲《梅花三弄》，就是以梅花的意象来表达自己高洁的志向和这就是士人心态受玄学影响的表现。还有前面所提到的嵇康，就是深受东晋玄学的影响，在审美风格、艺术地位、审美特点等角度都提出了与玄学思想一脉相承的音乐学理论，其中“和声无象,哀心为主”的主张，就是受玄学思想影响下的典型产物。 2.东晋时期“辩论”、“高谈”等表达形式的出现为隐士音乐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 所谓的“辩论”、“高谈”指的就是文人之间通过辩论和大声说话的形式把内心不愉快、不满和烦闷、焦虑的心情表达出来，从而获得内心的宁静与平和。在辩论和高谈的过程中，有些文人不满于单纯的说话声，因此便催生了隐士音乐的介入。即在辩论的过程中夹以音乐，所谓“哀筝顺耳”，也就是通过哀伤的筝的声音，将内心的情感抒发出来，与多愁善感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和人产生共鸣。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现象的出现，隐士音乐才有了发展的前提。 除了辩论和高谈以外，魏晋时期，士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利于隐士音乐的繁荣壮大。东晋时期门阀士族把控着政权，世家公子们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以游猎、吟诗作对为乐。而隐士们大多是从仕途中抽身而退归隐山林的群体，受这样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浸染，也开始追求悠游自得的生活。他们白昼放肆游兴，夜晚又秉持着“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心态在夜晚也进行游乐，而夜晚的时候，人们往往感性情绪占了主导，那么音乐往往就具有触动人心弦的作用，许多名曲也都是在夜晚创作而成。 3.隐士们曾经是士人的身份也为隐士音乐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理论条件。 试想，如果隐士们不具备一定的文学和艺术功底，又怎能创作出不管是词曲皆美的隐士音乐呢？在古代传统的社会中，琴棋书画和诗词歌赋是每一个普通人最后成为成功人士必不可少的必修课技能，纵观魏晋时期的士子们，个个都是这些方面的能手。王粲、曹植无一不是精通各领域的出色文人，哪怕是女子蔡文姬，史载其也是精通乐理的，由此可见，尚学已经成为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隐士音乐也是隐士们在具备了一定的艺术功底和文学成就才创造出来的。 三、隐士音乐对后世的影响。作为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时期的隐士音乐对整个中国音乐发展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承前，是指其传承了前朝历代的音乐精髓，很多乐理和曲风都与前朝没有太大的差别，也如实反映了当朝的曲风和现实生活。作为音乐，也将创作者和演奏者的心境融入其中，达到了前朝音乐都没有达到的高度。 但是相对于承前来说，魏晋时期的隐士音乐更大程度上是启后的作用更加重要。因为在魏晋时期，音乐实现了质的飞跃，音乐的社会地位与作用从原来皇权、贵族及世家大族的身份与权力象征，转变为具有独立的艺术地位，并且主要用于表达人的心境和情感，从这一角色的转变就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的隐士和文人们更加注重个人的感受。 这在某些方面，也可以看作是魏晋时期人文意识的觉醒，即人们不再汲汲于彰显外在的权贵，而是从心底发出真情实感的声音，这也是隐士音乐在魏晋时期的一大重要贡献与成就。除此之外，魏晋时期的隐士音乐还留下了许多名曲，成为我国音乐史上辉煌灿烂且重要珍贵的精神财富和社会文明，如前面所讲过的嵇康所著《广陵散》、桓伊的《梅花三弄》，都以各自的风格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四、结语由此可见，一定的社会环境造就一定的精神文明，尽管魏晋时期百姓们流离失所，精神无所寄托，但是却也在一片废墟上盛开出了灿烂的花朵，同样创造出辉煌的精神文明。 我们如今听音乐，听的是消遣，是物质社会下的情感表达和寄托。可是魏晋时期的隐士们，在精神凋萎的情况下，创造音乐、弹奏音乐，他们听的却是生命，是支持他们在乱世横流中保持初心，及时行乐的精神支柱。在现代流行音乐当道的社会，很多人都逐渐忘却了那些优美的名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应该多听一听魏晋时期至今流传的曲子，听一听来自千年的声音，不求能够懂当时隐士们内心的彷徨与挣扎，只要传承了这一份精神便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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