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学生要敢于挑战 《知识分子》：在当年，北大是如何帮助 “黄金一代” 从数学竞赛转向了数学科研？为什么那一时期涌现出那么多人才？ 田刚：一个可能是跟老师有关系，像2000级的恽之玮、朱歆文，他们才上大学二年级，我在给研究生开讨论班的时候他们就来听课。当时可能就是老师们很注重通过一些学术活动来引导学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几年录取的学生中正好对数学比较感兴趣，就像许晨阳、恽之玮、张伟他们在竞赛队里就认识，在校的时候就一起搞学术活动，他们到了现在还经常在一起讨论，他们之间也有合作。在那个时候，数学学院像丁伟岳老师就非常重视学生的发展，虽然当时的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但是还是尽量鼓励学生去自己办讨论班或是学习班，让他们自己搞一些活动，现在我们也在鼓励这些。 《知识分子》：从“黄金一代”到现在差不多有二十年时间了，学生的变化大吗？ 田刚：我倒是没觉得有太多的变化，当然我不能说每一届都没有变化。我去年带一个研讨班，有很多都是大学二年级三年级的本科生，甚至还有一年级的。北大的学生确实是很优秀，我讲课先讲的其实是在国外研究生一二年级的内容，很多同学确实对数学感兴趣，后面很快他们就可以自己讲课了，学习热情也是很高的。我觉得北大的学生只要是有兴趣，他们的数学能力还是很强的，作为老师还是希望可以引导他们思考一些问题，我办讨论班也是这个目的。这和差不多20年前的2001年和2002年许晨阳他们在的时候变化也不是很大。 《知识分子》：你曾经在美国任教多年，对比中美大学学数学的本科生，有哪些差别？ 田刚：我在普林斯顿也上过课，一定程度上讲北大的本科学生可能基础更好、学得更多。当然美国的本科生也会有一两个特别冒尖的。我觉得北大的学生，有时候自信心还需要更强一点，要敢于思考一些大问题，敢于挑战一些难问题。中国学生学得绝对不会比别人差，美国学生有时候不一定愿意学那么多课，但是可能自己开始去想一点问题。我为什么要办这些学生研讨班？就是希望他们，鼓励他们，做一些研究，建立一些科研的经验，哪怕先做得小一点。读书重要，但是最终还要看你取得了一些什么研究成果。中国学生的自信还是少了一些，就是想标新立异、挑战权威的想法少一些。 我现在大概带十个左右的博士，当然本科生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来问我，我也鼓励他们来。如果他们做本科论文的话，我可能希望他们能比较集中地读一些内容，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可以尝试做一些研究。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本科生讨论班，那些学生完全具备做一些研究工作的能力。前一段时间，我曾让一些学生研读一篇法国著名数学家写的很重要的文章，这些学生讲得非常清楚，我建议他们能不能把文章中的部分证明改进一下，因为现在的证明看上去好像还不是最佳，至少能够重新想一想，也许能做得更广一些。但是他们还是有一种畏惧感，这么大的数学家都没做出来，大概也不好做。也许他们课太多了，也顾不过来。 中国人特别喜欢讲 “帽子”，院士戴顶帽子，之后终身受益。但是实际上我们对外国人也是看帽子的。但外国人一般是不看帽子的，不会因为你有一个什么头衔就一定对你怎么样，他们会更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我觉得中国学生要敢于挑战，要敢于想一些别人不敢想的东西，在这方面要加强。 数学人才“特区”是如何炼成 数学中心的各处黑、白板上都写满了数学公式 《知识分子》：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是如何打造出一个数学人才的“特区”的？ 田刚：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选人上。举个例子，我们最近在请一个美国顶尖大学的数学家，我自己花了很多时间，想了很多办法，因为很多学校都在积极争取他。在队伍建设方面，我们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人进来之后，我们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好的学术环境，让他们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 北大从2014年开始实行的预聘制，对于新进来的年轻老师是有一定的压力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更能激发老师们做科研的积极性。我常和我的学生讲，有压力未必是坏事。我自己感觉有压力的时候，常常是我最高效的时候。在前年的国际同行评估中，国际评估专家给予我们很大的肯定，我们中心有很好的学术环境，第一，是让老师不要烦心，不要有太多的杂事，所以说我们的行政支持应该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准，那么这样老师也可以更专心。第二就是我们这里并不是很看重一些头衔，虽然我们进来的大部分人还是有一定的头衔的，比如说“青年千人”等等，我们中心的评价是看你做了什么，学术上做了什么。从长远看，并不在意拿了多少“帽子”戴在头上，实际上还是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好的工作。还有一个方面是，我们也尽量做到让年轻人没有后顾之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他们好的待遇。 我想有了好的学术环境，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一流的人才多了，水准到了一定的程度，很多事情也就水到渠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普林斯顿和哈佛就更容易招到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那里可以更好的发展。我们中心早期的时候，当时人少，为了把许晨阳和刘若川等吸引回来，我也做了很多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聘请这些年轻的优秀数学家是比较困难的，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可以吸引到国外著名大学获得终身教职的数学家来中心工作。就像刚刚入职的、也是“北大数学黄金一代”之一的肖梁。我想我们与美国的哈佛和MIT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我们的水平是大大提高了的，有着很强的竞争力。除了刚刚引进的肖梁，其他在美国顶尖学校拿到教职的数学家也在我们考虑引进范围内。 《知识分子》：现在帽子的问题可以说是很严重，怎么样让年轻人特别是有发展潜力的人，不用去一级一级地追求帽子，而忽视了做真正重要的工作，数学中心有没有好的办法？ 田刚：我们也不能完全免俗。直接一点说，帽子现在有，今后一段时间还会有。就是因为总体来说我们学术水平还不够高，所以很多时候在判断一个人水平高低时还是有困难。我想这样的问题在北大要好一些，但是北大也不是人人都能够判断好学术水准。我们的自信心还有待增强，好就是好，是内在的，不应是由帽子决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的中心还是尽量做到不唯帽子。但是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完全不追求帽子，比如说如果数学中心一个千人都没有，也会受到非议，可能就会有人质疑我们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很有自信能够评判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好坏，我尽量不让我们的年轻学者太在乎“帽子”，但是要是完全免俗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能争取还是要争取的，毕竟也是别人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但是我们能保证不会因为某个人没拿到某个“帽子”就看低他。 目前“唯帽子”论的根源是我们判断人才水平高低的能力还不够。在美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看这些，但是并没有这么严重，这种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会起一定的作用的。判断一个人才的水平高低，只看这个人有没有得过什么奖，或者有没有什么帽子，这个是有可能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要去拿帽子，不打招呼有时候就不行，这种导向对于年轻人是非常不好的。本来年轻学者是安安静静做学问的，如果一个明明不如他们做的好的人，拿到了“帽子”或是有一个什么奖，待遇却比他们好得多，那么他们心里也是会有不平衡的。面对这种不平衡，有的年轻人可以稳住，但是很多时候有一些人在社会压力以及家庭压力的重压下顶不住的时候也会分散精力，就会影响整个的科研环境甚至社会风气。所以说，无论是评审机制还是奖项设立，做好了肯定有正面影响，做不好负面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国家在这些方面还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在这方面，我觉得应该给学校更多的自主性，我在政协开会的时候也几次提出，一些国家级人才计划的评审可以给学校更多的自主权，尤其是那些在人才评审、引进等方面已做得很好的学校。因为引进人才之后的待遇也是学校提供的，在学校的小范围内可以更好地开展小同行评审，评审可能更准确也更好公正，国家只需要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就可以了。 END |
|
|
来自： 不忘初心iie9zx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