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简·筮法。《筮法》是战国时代数术之士的作品。 书于竹帛 文字必须书写在一定的材料上才能存在，最通行的书写载体当然是纸，但是纸的出现是在秦汉时期，特别是在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之后，才在社会上逐渐普及开来。造纸术发明之前，世界各地的早期文明古国用于书写的材料是很不相同的，呈现出绚丽多姿的形态： 古代埃及人充分利用了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一种植物——纸草（papyrus）。纸草是类似于芦苇的植物，草茎可达3米多高，粗细与人的手腕相当，富含纤维。古埃及人把纸草的茎秆外皮剥去，用锋利的小刀顺纤维方向切割成狭窄的长条薄片，并竖直交叉放置，然后用木槌击打，使天然树汁渗出，干燥处理后，这些长条就永久地黏在一起，有着很好的柔韧性，可以用作书写材料。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曾以纸草纸来书写，英语中的Paper一词，即是从纸草发展而来。  汉“齐宫司函”封泥。在东汉发明纸张前，以竹简和木牍书写公文与信函时，要用印章及封泥来保守内容的保密性。 西亚的两河流域气候炎热干燥，植被很少，当地的先民把文字刻写在泥版上，由于笔画呈楔状，颇像钉头或箭头，因而人们称之为楔形文字。这种文字约在公元前3000年由苏美尔人创造，后来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波斯人等都曾使用这种文字书写自己的语言。书写文字的泥版烘干或晒干后，变得非常坚硬，印刻在上面的文字和图案可以长久保存，人们称之为泥版文书。泥版文书虽然造价低廉、坚固耐用，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十分厚重：如果把一本50页、32开本的小册子刻写在泥版上，最终会得到一本重约50公斤的泥版书籍。如此厚重的书籍，存放和阅读起来都有很大的不便。 此外，在古代的欧洲和中东，人们还常常将羊皮加工后作为书写材料（即所谓的“羊皮书”）；而古代的印度文明则常常将贝多树的树叶加工后进行书写（即所谓的“贝叶经”）。中国的先民则利用竹、木制成的简和牍（小块的称简，大块的称为牍），以及丝质的帛来作为书写文字的载体。  马王堆汉墓帛书。 竹简的制作过程 竹简的制作过程大致是：先把竹子锯成短筒，再劈成一片片的篾片，削薄并经过打磨使其光滑，经过火烤或晒干后，就成了一根根的竹简。由于单根的竹简空间有限，因此，要抄写完一篇文章，往往需要用若干支的简才能完成。为了避免次序弄乱，同时也便于翻阅，竹简需要编连成册。为了固定编绳，往往会在捆绑丝线的相关位置刻有小契口，使得编绳不易滑脱。编绳往往使用丝或麻制成，按照传统的说法，也曾使用牛皮制成的绳子，据说孔子喜欢《周易》，由于翻阅太勤，牛皮绳曾经多次磨断，此即所谓“韦编三绝”，这里的“韦”，相传就是牛皮绳。不过目前在考古中目前发现的编绳多是用丝或麻制成，还从未发现过牛皮绳的实物。  《康居王使者册》木简，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90年至1992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康居，两汉时期中亚地区最早与汉王朝发生交往与贡使关系的古代国家（左图）。编连成册的竹简（右图）。 竹简主要盛行于南方，在没有竹子的北方，更为通行的书写材料是木简，其加工过程与竹简的情况大致相似。所有简上的文字，都是用毛笔蘸黑色的墨书写而成。以前曾有秦代的蒙恬造笔传说，已经被考古发现所否定。实际上，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已经可以见到使用毛笔一类的工具绘画和书写刻画符号的痕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灰坑H3403出土一扁壶，上有毛笔书写的“文”字，距今已约4000多年，时代至迟在夏代前期；殷墟有以毛笔书写而未契刻的甲骨等等，时代都比秦代的蒙恬早千年以上。考古中发现的毛笔实物，也有属于战国时代的，因此，毛笔自然也就不可能到秦代才出现。 在竹简上写字的毛笔，笔毫大多较硬，因而能写很细小的字。有人可能会有一种错觉，认为竹简上的文字是用刀刻上去的，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刀的作用是用来加工竹简，它的另外一个功用是把在竹简上写错的字刮掉，其作用类似于今天使用的橡皮擦。 惟殷先民，有册有典 现在的人们对商、周时期的甲骨文耳熟能详，商代已经有了刻写在甲骨上的甲骨文和铸于铜器上的金文，一些人也因此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甲骨和青铜器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载体。这种观点也不准确，甲骨文和金文都是因为特殊需要而书写的文字，甲骨是商王和一些贵族占卜的记录；而金文则是为了纪念一些特定的事情而铸刻于铜器上，它们都不是当时真正流行的书籍，商代通行的书籍应当是以竹、木制成的简牍。 《尚书》的《多士》篇是西周初年周公训诫商朝遗民的一篇文献，文中周公说道：“惟殷先民，有册有典。”  汉初，秦亡汉立，儒学逐渐复兴，汉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伏生以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乃使晁错往受之，画里描述的是伏生将《尚书》传授给晁错的情景。 在甲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册”字是一个象形字，参差不齐的竖笔，代表一根根的简，中间的横笔，则代表用以编缀的丝绳。因此所谓的册，就是以简写成的书籍。周公说商代有册和典这些用简书写的典籍，可以证明简在商代已经普遍用作书写材料。 从甲骨文中我们还知道，商代还把史官称为“作册”。史官是专职从事历史记录的官员，每天与简册打交道。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当时通行的书写材料是简。 对汉字的写法的影响 汉字的写法也与书写于竹简的特点有关。汉字中的许多象形字都出现了竖起的形变，绝大部分的动物字汇，比如“马”字，“豕”字，本来应当四脚着地的，却“竖”起来了，这是很不符合这些动物一般自然状态下的形象，这种情况的造成实际上与竹简为主要书写材料密切相关。竹简是窄条形的书写材料，更适宜于书写瘦长的纵向字汇形体，结果是横向的字汇遭到淘汰，竖写的原则一直维持至今。  竹简是窄条形的书写材料，更适于书写瘦长的纵向字汇形体，竖写的原则一直持续至今。 汉字行款的排列习惯也与使用竹简密切相关。劳先生曾指出，过去中国文字的行款采用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原因，是与用竹简书写分不开的：“因为书写时是左手拿简，右手写字，一般是一根简一行字，并且为着左手拿简方便起见，空白的简是放在左边的。等到把一根简写完，写过的简为着和空白的简不相混，也就左手一根一根的向右边推去，并且排好。在这种情形下排出的行款，总是写好的第一根在最右，依次从右排到左，更由左手拿着的简是直立的，而一般人手执细长之物是与手指垂直的，于是中国字的行款，成为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了。” 从以上这些情况看，至晚从商代开始，竹、木简已成为我国先民最基本的书写材料，是造纸术发明之前最主要的文字载体。 简牍的发现与简帛学的诞生 从前面所说可以知道，自商周时期开始，简的使用一直绵延不绝，直到造纸术发明之后，才逐渐改变了这一状况。从考古发现来看，纸的使用比我们过去的认识要早一些，秦和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纸，但尚不普遍；到了东汉时，蔡伦改进了造纸术，此后在很长的时间里简和纸一直在社会上共同流通使用，后来随着纸的逐渐普及，竹、木简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这已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了。 东晋后期，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权臣桓玄（桓温之子）曾经废晋安帝，篡权自立为帝。桓玄篡位期间，曾颁布一道诏令，称古代是由于没有纸张，才用简书写，从今以后都要用纸来代替简。虽然简的使用并非由于桓玄的一纸诏书而废除，不过可以从中看到，到了东晋，以简来书写文字已经逐渐走向衰落。如果我们把桓玄主张废简的这次命令作为一个标志的话，从殷商迄于魏晋，竹木简作为通用的书写材料至少已有两千年，在研究中国文化时，不能不重视简帛典籍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需要说明的是，中原王朝逐渐废除了竹木简的使用后，我国其他地区的一些政权仍在继续使用简。如新疆、甘肃等地除了出土汉文木简外，还出土了不少卢文、婆罗谜文等文字的木简，时代相当于汉、晋时期；而吐蕃、西夏等政权也都曾使用过简，其时间则更在唐以后了。  竹简《孙子兵法》。 简牍的发现，其时代也是很早的。古代就已有在墓葬里或是通过其他途径发现前人留存下来的竹简书籍的记载，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西汉时期的“孔壁中书”以及西晋时期的“汲冢竹书”。孔壁中书，是西汉前期在曲阜孔子故居墙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事见《史记》、《汉书》、许慎《说文》、王充《论衡》、荀悦《汉记》及《孔丛子》等书。发现的书籍，有《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之多；“汲冢竹书”则是在西晋时期由于盗墓活动而发现，共有书十九种，七十五篇。其中最重要的，是魏人所撰史书《纪年》十三篇（由于书写在竹简上，后人常常称之为《竹书纪年》）。这两次发现都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甚至还因此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的著名论断。 20世纪以来，在中国各地出土了大批的简帛资料，成为推进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重要动力，并由此诞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简帛学。  竹简《周易》。 清华简的入藏和保护、整理经过 清华简的面世为简帛学的研究增添了厚重的一笔，但是说起其中的经历却颇为曲折。清华简并非来自科学的考古发掘，而是被人盗掘后流散到香港，其时间大约是在2006年底。由于香港的文物市场曾出现很多的假简，不少国内外的公私机构纷纷上当，以致当时的买家们对于竹简都不敢问津，因此这批竹简长期处于流落海外、缺乏保护的状态，处境十分危险。 2008年，清华大学的李学勤教授获知在香港文物市场上有这批竹简的消息后，约请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光裕教授对这批竹简做了观察鉴定，并摹写了数十枚竹简的样本。由于这些竹简样本是用战国时期的楚国文字加以书写的，所以非常难以识读，而且样本之间也很凌乱，不成系统；但李学勤教授却敏锐地在竹简样本中看到了属于《尚书·金》篇的文句及许多传世古书失载的历史事件等重要内容。在得知这批竹简具有收藏价值后，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先生慷慨出资，买下了这批竹简，并无偿捐给了母校清华大学。2008年7月15日，这批竹简在历经重重劫难后，入藏于清华大学。  战国竹简。 由于清华简在境外流散过久，抵达学校时部分已经发生菌害霉变，清华大学迅即开展了竹简的紧急抢救和保护工作。为进一步确定这批竹简的真伪和学术价值，2008年10月14日，清华大学邀请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的11位学者专家，对所入藏的竹简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竹简内涵丰富，初步观察以书籍为主，其中有对探索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经、史’类书，大多在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是从未见过的，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简牍形制与古文字研究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从竹简形制和文字看，这批竹简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一项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2008年12月，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确定竹简的时代为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这与前述的鉴定专家对于清华简的时代判定完全一致；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清华简多片样本做了含水率的测定，竹简绝对含水率约为400%，也证明这批竹简是历时很久且长期浸泡于水中的古代竹简。从上述专家的鉴定意见及对这批竹简的科学检测数据都可以看出，这批珍贵的竹简属于战国中期偏晚的文物，应出土于当时楚国境内。竹简数量经整理统计，其总数约为2500枚（含残片）。在清华简中，整简占了很大部分，残断简所占比例较小。如果加以复原，估计原来的竹简数量大约为1700至1800支。  清华简水平图。 清华简的形制多种多样，简的长度多数为46厘米（相当于战国时的2尺）；最短的仅10厘米。较长的简都是三道编绳，借以固定编绳的切口及一些编绳遗迹清楚可见。文字大多书写精整，多数至今仍非常清晰。在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经鉴定系用朱砂所画），即所谓“朱丝栏”，十分美观。 从字体上看，清华简应该是经由多人抄写而成，因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字风格。另外，从清华简上所书文字的字形特点来看，这些文字基本上都是楚文字。楚国的文字有很多自身的特点，在秦始皇统一文字后就已经废弃不用，释读十分困难。近些年来由于楚国的简帛等文字材料有较多的发现，才使学者们对于楚文字有了较多的了解，但仍然还有很多的楚文字未能被释读出来，而且在清华简上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楚文字字形，因此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将会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过程。一部分清华简还有篇题，写在竹简的反面（也有个别篇名写在简文的最后）。还有一部分简有编次号数，有的在正面下端，有的在反面，这在战国简中可能还是首次发现。由于清华简各篇的次序在流失的过程中早已散乱，这些篇题和编次号数显然有利于竹简的重新编排工作。  蕉林一隅，伏生讲学。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伏生暗将述录唐尧、虞舜、夏、商、周史典的《尚书》藏在墙壁之夹层内，逃避焚烧之难，即后来的《今文尚书》。 与许多简牍以文书档案为主不太一样，清华简都是一些重要书籍，经初步整理编排，总共约有64篇文献，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发现了许多篇《尚书》。《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为研究古史的最重要的依据。据称先秦时《尚书》有一百篇，经过秦始皇焚书，大多佚失，汉朝初年只有28篇传流下来，即《今文尚书》。汉景帝末年，在曲阜孔子的故宅屋壁中发现了秦代焚书时隐藏的竹简书籍，有今文28篇以外的《尚书》16篇，即《古文尚书》。这一发现导致所谓今古文之争，有非常大的影响。传至现代，“十三经”中的《尚书》，古文乃是伪书，已经有学者论定。而在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都是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写本。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等，但文句与传世本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则是前所未见的佚篇，不见于传世本《尚书》，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古文，如清华简中发现有《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今天流传的《说命》伪古文不是一回事；还有若干前所未见的佚篇，如《尹至》《耆夜》等，有待于做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它们对于上古史研究的重大意义难于估计。 清华简中还发现一种类似《竹书纪年》的编年体史书，研究人员将其题名为《系年》。《系年》所记事件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战国前期，与传世文献《春秋》《左传》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并有许多以往史书中没有记载的历史事件。此外，清华简中还有类似《国语》的史书、类似《仪礼》的礼书、以及与《周易》有关的书籍等。 清华简·金滕。《金滕》简共14支，简长45厘米，第14简简背有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志”。 清华简的学术价值 由于清华简本身是一批经、史一类的文献，与古代文史研究关系极为密切，初步来看，清华简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重现了先秦时期的《尚书》等经学文献及类似典籍。清华简中有许多经学文献，而经学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据初步统计，清华简中仅《尚书》一类的经学典籍总数在20篇以上。《尚书·金》见于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记载周武王灭商后不久即卧病不起，武王之弟周公为武王祈祷，愿代之生病，表现了他对武王的忠诚。清华简也有《金》，简上标题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简文与传世本比较，有许多重要的异文，对于研究周初史事至为重要。例如简文记载周武王是在克商后的第三年生病，这与传世本所说的“二年”相比，有一年的差别，对于研究周初的年代学关系重大。 双人对坐校雠俑。为保证书籍的誊抄质量，防止差错，中国历代都有严格的校书制度，古时叫“校雠”：校对时一人读，一人看，如仇人相对。 澄清了一些学术史上长时期争论的疑难。现存《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里有据说是出自孔壁的《古文尚书》，经过宋代以来许多学者研究，已论定是后人伪本，但直到现在还有学者为之翻案。清华简中真古文《尚书》的出现，有助于解决这方面的纠纷。清华简的《尹至》和《尹诰》两篇是有关伊尹和商汤的重要文献，涉及商汤灭夏的史实，极为重要。其中的《尹诰》又称《咸有一德》，曾在孔壁发现，后来失传，是《古文尚书》中的重要篇章。把清华简《尹诰》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进行比较，可以判断现存的伪古文系后人伪作，而清华简《尹诰》则是真正的古文《尚书》。清华简的《程寤》一篇，汉代也曾收进《逸周书》，但唐宋以后就失传了，现在仅有部分佚文存世。清华简《程寤》非常完整，详细记述周文王“受命”（称王代商）的传说，对于了解“文王受命”有重大帮助。 揭示了众多闻所未闻的历史真相。清华简《系年》记事始于西周初年，终于战国前期，不少记载为传世文献所未有，或与传统看法不同，使我们了解到了许多历史真相。比如《系年》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就极其珍贵。西周灭亡，周室东迁以后，秦人雄起西方，先是称霸西戎，随之逐步东进，终于兼并列国，建立秦朝，成就统一大业。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短，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然而，秦人是从哪里来的，其文化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了秦人出自西方说与秦人出自东方说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而根据清华简《系年》第三章记载，周武王死后，出现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原为商朝重臣的蜚廉（秦人先祖）东逃到商奄（在今山东曲阜一带），于是成王东征，杀死蜚廉，并将一部分“商奄之民”强迫西迁，其做法类似于后代的谪戍。这些西迁的“商奄之民”被发配到朱圉山（在今甘肃省甘谷县）一带，抵御戎人，而这些西迁的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一记载补充了传世典籍的阙文，很好地解释了文献中有关秦人起源的各种歧异之处，是有关秦人始源问题研究的重要进展。 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周代诗篇。清华简《耆夜》一篇，记载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国（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后，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参加者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诗的内容均见于简文。该篇与《尚书·商书》的《西伯戡黎》相关，并纠正了《尚书大传》《史记》以为伐黎为文王时事的说法。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其中周公的一首诗与现存于《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诗有密切关系。 复原了楚国历史及历史地理。清华简《楚居》的简文体例类似古书《世本》中的《居篇》，非常详细地叙述了历代楚君的世系及居处建都之地，从传说中楚的始祖季连开始，一直讲到战国中期的楚悼王（公元前401～前381年在位），列举历代楚君的建都地点以及迁徙的原因。其中许多地名可与已发现的楚简联系对照，为楚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及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大量线索，必将推动楚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篇中记述楚人的世系，可以证明《史记·楚世家》所记大部分正确无误，但也有多处不合，结合其他文献记载，可据以勘正。篇首所叙楚国先祖传说也非常重要，特别是提到楚先祖与商王盘庚的后人有关，以及楚与的关系等。 四川省出土的汉代太学授业画像砖，学生手中皆有竹简缀成的教本。 推动了古文字特别是楚文字的研究。清华简所用文字系战国时期的楚文字，由于数量庞大，将会对楚文字的深入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清华简的内容皆为古书，有些有传世本或在传世本内有类似材料，学者们可以通过与传世本对照和对相关文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识读出许多过去不认识或者误识的楚文字。另外，在清华简中，有许多新出现的楚文字字形，一旦学者们对它们识读成功，将可以有效推动古文字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与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对比研究，还可以进一步解决甲骨文、金文中的许多疑难问题，从而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大放异彩。过去人们研究古文字，最主要的依据是《说文解字》，但《说文解字》所载的主要是秦代的小篆，与商、周文字之间相距较远，现在有了清华简、郭店简、上博简等众多战国简帛资料的出土，再加上其他的如铜器、陶器、玺印、货币等器物上的铭文，战国文字尤其是楚文字的这一环节已经可以建立起来。如果我们能以战国文字为基点，往上追溯商、西周时期的文字发展历程，向下考察秦、汉文字的演变脉络，就可以对古文字的研究有更深入的把握。因此，以清华简的整理为契机，可以把古文字学的研究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提供了解决《周易》疑谜的重要钥匙。清华简中有一篇与《周易》关系密切的文献，整理者将之命名为《筮法》。《筮法》有可能对于解决中国古代的“数字卦”问题有重要的帮助，《筮法》共有简63支，保存良好，在入藏时仍然成卷，不曾散乱。经过小心剥离和整理，全篇完好无缺，证明是楚国专论《周易》占筮的书。简中附有图解，详细记载各种“数字卦”的涵义和吉凶，对于有关研究极有价值。 清华简欣赏 《金》记载周武王灭商后不久即卧病不起，武王之弟周公为武王祈祷，愿代之生病，表示对武王的忠诚。而后成王即位，周公同样尽心辅弼，简文记述了周公遭受猜忌又重新得到成王信任理解的过程。 清华简·算表。经初步研究，这篇《算表》为传世文献及以往出土材料所未见，其核心内容为九九乘法表的扩大，在实际操作中具备乘、除以至乘方、开方等功能。 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迟。二公告周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吾先王。”周公乃为三坦同，为一坦于南方，周公立焉，秉璧植。史乃册祝告先王曰：“尔元孙发也，遘害虐疾，尔毋乃有备子之责在上，惟尔元孙发也，不若旦也，是佞若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命于帝廷，溥有四方，以定尔子孙于下地。尔之许我，我则晋璧与。尔不我许，我乃以璧与归。”周公乃纳其所为功自以代王之说于金之匮，乃命执事人曰：“勿敢言。”就后武王陟，成王犹幼在位，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亡以复见于先王。”周公适东三年，祸人乃斯得，于后周公乃遗王诗曰《雕鸮》，王亦未逆公。是岁也，秋大熟，未获。天疾风以雷，禾斯偃，大木斯拔。邦人□□□□弁，大夫，以启金之匮。王得周公之所自以为功以代武王之说。王问执事人，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布书以泣，曰：“昔公勤劳王家，惟余冲人亦弗及知，今皇天动威，以章公德，惟余冲人其亲逆公，我邦家礼亦宜之。”王乃出逆公，至郊。是夕，天反风，禾斯起，凡大木之所拔，二公命邦人尽复筑之。岁大有年，秋则大获。 大意是：周武王战胜商朝后的第三年，周武王得了重病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召公奭和姜太公说：“我们应该为王诚敬地占卜。”周公说：“不可以让我们先王担忧。”周公在一个祭祀的场地建起了三个祭坛。其中一个祭坛位于南方，周公立在那里，拿着玉璧，放着圭。史官书写简册，周公向先王祝祷，说：“你的长孙发，患上了严重的疾病，你们是不是想让他到上天去侍候你们？可是武王在侍候你们这一方面并不如我。我有很多高明的技艺，能够侍奉鬼神。武王从上天那里获得了天命，广有天下，从而能够在人间安定你们的子孙。你们如果答应我，我就把玉璧和玉进献给你们。你们如果不答应我，我就把玉璧和玉带回去。”周公于是把自己祈求代周武王去死的讲话内容放到了一个用金属绳子所捆扎的匣子里，并命令相关人员说：“不准将此事说出去。”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周公之琴舞》是篇完整的乐章，反映出西周初期的诗乐面貌。 后来周武王去世，周成王年幼在位，管叔和他的群兄弟在国内制造流言，说：“周公将会对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诉二公说：……周公去东方三年，捕获了作乱的罪人。周公后来写了《鸱鸮》一诗，送给周成王，但成王也没有去迎接周公。 这一年，秋天庄稼丰收在望，但还没有收割。天上刮起了大风，雷声阵阵，庄稼都被吹倒了，大树也被连根拔起。国人都惊慌失措，于是周成王穿上了礼服，卿大夫们穿着没有花纹的服装，打开了用金属绳子所捆扎的匣子。周成王拿到了周公祈求以自己代替周武王去死的那份文件。王责问相关人员，这些人员说：“确实如此。唉，当时周公命令我们不许说这件事。”周成王打开文件，痛哭流涕，说：“当年周公为了国家辛勤劳累。可是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孩却一点都不知道。现在上天动了怒严，来彰显周公的美德。我要去亲自迎接周公，这也才合乎我们国家的礼制。”于是周成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周公。这天晚上，天上刮起了相反方向的风，庄稼又全都竖立了起来。凡是那些被大风吹倒的树木，召公和姜太公都让国人将它们全部扶起，用土夯实。这一年庄稼都长得很好，秋天有了很好的收成。 《尹至》一篇讲述伊尹自夏至商，向汤陈说夏君虐政、民众疾苦的状况，以及天现异象时民众的意愿趋向。汤和伊尹盟誓，征伐不服，终于灭夏。此篇内容可与多种传世文献相印证，清华简《尹至》是《尚书》一类的文献，对于夏、商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惟尹自夏徂亳，逯至在汤。汤曰：“格，汝其有吉志。”尹曰：“后，我来，越今旬日。余闵其有夏众□吉好，其有后厥志其爽，宠二玉，弗虞其有众。民曰：‘余及汝皆亡。’惟灾虐极暴，亡典。夏有祥，在西在东，见章于天，其有民率曰：‘惟我速祸’，咸曰：‘胡今东祥不章？今其如台？’”汤曰：“汝告我夏隐率若时？”尹曰：“若时。”汤盟誓及尹，兹乃柔大萦。汤往征弗服，挚度，挚德不僭。自西捷西邑，其有夏。夏播民入于水曰战，帝曰：“一勿遗。” 大意是：伊尹从夏来到亳，谨慎小心地走到商汤处。商汤说：“来，你带来了好消息。”伊尹说：“王，我之所以来，是因为怜悯有夏的人民，夏王乱政宠爱二玉，不恤下民。民众悲呼：‘我愿与你一同去死。’”有夏灾祸深重，观其天象，在西为夏之祥，在东为商之祥，天象昭显，夏民多说：“夏将有大祸”、“为什么在东的祥瑞不显明？现在怎么办呢”。商汤说：“你告诉我这是攻夏的好时机？”伊尹说：“是好的时机。”于是商汤与伊尹盟誓起师，征讨四方不服，到了夏，夏民入水而战，商汤说：“不要有所遗漏。” 古人用竹简著书立说。 《保训》一篇记载周文王对太子发的遗训。文王对太子发讲了舜怎样求得中道及上甲微假中于河伯以胜有易两件上古的史事传说，用这两件史事说明他要求太子遵行的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中道。本篇文字书写规整，字迹清秀，极具书法艺术价值。 惟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恐坠宝训。戊子自水。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朕疾 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人传宝，必受之以。今朕疾允病，恐弗堪终。汝以书受之。钦哉！勿淫！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设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隹允。翼翼不解，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授厥绪。呜呼，祗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祗服不解，用受大命。呜呼！发，敬哉！朕闻兹不久，命未又所延,今汝祗服毋解，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毋淫！日不足隹宿不详。” 大意是：文王五十年，文王病重。文王自认时日无多，怕失却保训。于是自己洗了脸，在乙丑日……文王这样说：“发，我的病很重，恐怕等不到好好训导你了。先贤祖宗传宝，一般都是以口相传，现在我病得太严重，实在无法完整地讲给你。你用书来学习吧。要谨慎！不要荒淫！从前舜还是小人的时候，亲耕于历丘，敬畏地求取‘中’。既明自己的志向，又不与百姓所欲相违背。将之施用于上下远近，治事设稽，测阴阳之物。皆顺服而无忤逆。舜得到了‘中’，不轻易变乱名实，自身更加谨慎。帝尧嘉奖他，将大业授予他。啊！要敬之，从前上甲微假中于河，征服有易氏，之后又归中于河。上甲微铭记不忘并以之传于子孙，到了成汤，敬用不怠，得受天命。啊！发，敬之，我命不久矣，现在你敬用不怠，定能得受天命，只是我不能看到了。不要淫乐，戒之于心，不可忘却。” 注：上文中“□”表示此处的竹简由于缺失，我们已经不知道上面是什么内容，只知道大概缺了多少字，故以此表示。 本文节选自《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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