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题：《谁“管玩”？》  点击加载图片 民间有一句俏皮语，很值得人们玩味：一个人在某行业是行家里手，有本事，人们就会自然发自内心地说此人“管玩”。 “管玩”，这句市面上人们常说的口头语，贴切自然，形象逼真，用在教师行业同样也是很适合的。如果某个老师被这句“俏皮话”说着了，其实就是给该老师的一种褒奖和殊荣，实际上就是“民间”的老百姓以非官方的形式给这位老师“评职称”。 这种不受时空限制口语相传的“民间职称”，虽然没有“纸”，没有官方的“钢印”，但它很硬气，很接地气，很真实，很能非利益倾向地准确定位一个人的实际才能。 众所周知，正常情况下，很多一线老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都要经历和冲刺环节复杂过程曲折的职称评定。经过一番精心准备，“过五关斩六将”，职评成功之后，不能说“评”上的每个人都“名不副实”，但其中肯定有部分人头上戴的“某级”职称的帽子，是“帽子大头小”的。虽然他们也是名正言顺正大光明通过正当途径“评”上的，但这种“评”，业内说真话的人士都知道，其专业性和信任度都是不高的：有的人是赶上了“名额充足”的好时代，天时地利碾到自己身上了，填个表简单递点材料就成功了，职称就是时代风“送”给这些人的幸运礼物；还有一部分人评上职称，是因为人机灵钻营，凭特殊本领开展多种“活动”，通过“物化”“人际化”的途径弄到手的。真正硬硌硬凭“学术”本领评上的人，是不多的。 所以，众多头戴职称帽子的“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职称与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严重悬殊的情况。  点击加载图片 出现这种名不副实的想象，与评审机制及“学术风”“社会风”存在严重不健康问题，不无极大关系。但这顶“学术”加“利益”混合缝制成的帽子，一旦制作好，戴在了一些“学者”的头上，小小的风，轻易是吹不掉的。 时代历史的局限及不健全的评审机制造成的即成事实，只能这样“法不责众”地存在着了，这些人的帽子，因此也只好由着他们乌哝拔光囫囵吞枣地继续戴着。但旁观者从后背看这些“头小”的人戴着“大帽子”乱晃悠的情形，总给人一种帽子是具有极强行政色彩的“纸帽子”和戴帽人哄别人钱的污浊感觉，在他们身上，根本闻不到有什么学术性和专业性的味道。 真正全面意义上讲，有关部门给部分人“评”这种“职称”，是严重浪费和玷污一顶顶本该光彩夺目的学术帽子。 上段时间，一位在某著名私立学校担任教务主任的熟人，来农村招聘学科老师。 听到这个信息，有人把刚退休的××老师介绍推荐给了这位熟人。 谁知熟人一听推荐，连忙人手摆着头摇着拒绝：不行，不行，他不行，他虽然有职称证，但他的教学水平，我们是知道底的，他在公立学校混混日子，哄点工资还行。我们招的是能真杀实砍，能扛活的老师。××老师光有一张高职称的脸面牌子，真正进行教学，他不行，他的职称证是“纸”的，基本没有含金量。这样的老师，我们这种靠人才生存的学校，是不欢迎的！ 私立学校招聘老师是不讲面子的，它遵循的是市场淘汰法则：能者上，庸者下。不然，讲情面，不重才学，招一些只是有“证”的老师，不能教书，怎么留住学生，没有学生，学校指什么生存？ 所以，光有理论上“金光闪闪”的“高级”或“教授”职称，而没有实际教学能力，是没有用的：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是靠有真才实学“管玩”的老师支撑的，而不是看你是什么职称。  点击加载图片 我们国家民国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神坛级的学术人物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采取“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使北大成为了人才集聚的“新文化运动”阵地。 蔡元培校长招聘北大培养尖端人才的教授或教师，就一个标准：任人唯贤。他根本不看条子，不讲情面，不问学历，不问职称，不问资历，只看个人的能力和品德。只要是有实际能力的人才，蔡校长哪怕“三顾茅庐”，也得把人请过来。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没有学历的陈独秀被聘上了，落榜的梁漱溟被录用了。另外，像鲁迅、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人才，都来到了北大。 “高手在民间”，真正有能力有本事的人，不一定就有什么“证”，能力与“证”之间，很多时候是不能直接划等号的：有的人有本事没有“证”；有的人有“证”却没有本事。 世间有些事有时就是这么复杂和恼人。 所以，关于人才的问题，就不能形而上学表面地绝对看，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去伪存真，撇“证”看才。这虽然是一个古往今来的大难题，但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各种发现使用人才制度的健全完善，相信名不副实“滥竽充数”的人才生存空间会变得越来越狭小。  点击加载图片 作者简介：曹永亮，1966年11月出生，1986年7月中师毕业参加工作。现本科文凭，中学高级教师。工作单位：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苗安中学。工作期间先后担任教师、教务主任、校长等工作 。业余爱好篮球和写作（近年来先后在当地纸刊和各地微刊发表各类文章二百多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