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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回顾和介绍了家庭现代化理论在最近50年间被西方学界批评和修正的过程，并对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梳理和评论。这些主要理论观点的发展变化包括：对一元化和单线演进的家庭变迁理论进行反思，逐步接受家庭变迁存在多种路径和复杂多样模式的可能性；家庭变迁研究的分析范畴经历了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的转变；在方法上，不再执着于对传统和现代家庭及其行为进行简单的分类，等等。 有着浓重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色彩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曾经在家庭社会学领域占据了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地位，在中国80年代恢复社会学之后，该理论也一直是家庭社会学研究者的主要分析工具。但如同其他领域中的现代化理论一样，20世纪60年代之后，家庭现代化理论在西方也经历了被批评、被抛弃、被修正和被发展的历程。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家庭研究理论被提出或发展，如交换理论、象征互动理论、生命历程和家庭策略等等，学者们认为，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已经成为西方家庭理论发展的最新形态，其界定性的特征是分析焦点从家庭本身转移到个别成员身上。上述几种理论即涵盖了个人化研究动向的四个主要取向。 但是在查阅和回顾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过程中，本人感受到以下两点：其一，国内学界（包括本人）关于家庭现代化理论的介绍和认知一直以来存在着片面性，家庭现代化理论更多地被指代为家庭小型化、核心化和亲属关系削弱等等标准，特别是对该理论在被修正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吸纳的新材料、新因素和新观点，国内学界缺乏全面性了解。其二，虽然有更加新鲜的理论诞生，但是家庭现代化理论在宏观层面上，在与现代化过程相伴的家庭变迁方面，仍是具有解释力和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其所概述的有关家庭现代化的概念、标准和模板，在分析世界性的家庭变迁方面，至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影响着包括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对其家庭现代化道路和范式的评价。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本文将对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和演变过程做一历史性的回顾和评述。 一、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缺陷 现代化理论是一个包涵广泛的理论体系，家庭现代化理论只是运用其基本框架、核心范畴和理论预设来研究家庭问题的一个部分。 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说明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涉及社会生活诸领域的深刻变革过程是有某些既定特征的，以这些特征的出现为标志，表明社会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现代化理论关注和强调技术对传统社会的影响，关心的是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及转变过程，并将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主要视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在价值方面，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这种转变是“有益”的，理论的核心范畴是“传统”和“现代”，并以此为基本框架展开分析。 许多研究总结了现代化理论的特点，概述如下： 第一，“一元化”模式，把西方的现代化作为一个普世主义的模式，只承认这种模式的合理性；第二，“单线演进”的发展理论，以西方、美国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作为标准模式，认为无论先进还是后进国家都必须经历如同他们社会一样的发展阶段和历程；第三，否定传统，在其理论框架中，传统是与现代对立的，是现代化的障碍，必须经历一个传统和现代的更替过程。 研究者一般将现代化理论的演进分为三个时期，大致为： 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典现代化理论盛行。现代化理论在西方发达社会基础上构建出来，并主导了发展问题的研究。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现代化理论自身的弱点及“依附理论”等对立理论的产生，经典现代化理论受到批评，进入反思和修正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理论家们在对现代化理论进行革新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又重新活跃起来。 （一）进化论与结构功能主义的结合体——家庭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普遍被认为是进化论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混合物，这种理论特色也突出地反映在家庭现代化理论中。 在进化论统治早期家庭社会学研究的时期，家庭被认为是按照固定的阶序向前发展进化的。如摩尔根在其著名的《古代社会》中将人类家庭的进化过程图示为血缘家庭—普纳路亚（群婚）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演变（摩尔根，1987）。这种家庭是按照一定进化阶序发展、演进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后代研究者。在家庭现代化理论中，家庭现代化的历程也被认为是按照同样的范式和固定的发展线索演进、变化的，西方和美国家庭的发展过程被当作其他国家家庭现代化的标本。典型的如勒纳（Daniel Lerner）所说，“现代化的西方模式显示了某些过程和序列是全球性的……相同的模式实际上将在全世界所有的现代化社会中重演，而不论其种族、肤色、信仰是如此迥然不同”（转引自Hareven，1976a）。另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列维（Marion J. Levy）在对“现代化社会”与“非现代化社会”的特征进行比较后，总结归纳了现代化社会的八个特征作为评价标准。其中与家庭有关的部分包括：由于高度专业化，各种组织是相互依存的，功能是非自足的；伦理具有普遍主义的性质，而不是由家庭和亲属关系决定的个别性；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和感情中立的；家庭是小型化的，家庭功能比较少，等等（转引自布莱克，1996：216）。古德（W. J. Goode）也曾先后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世界革命中，不同类型的扩大家庭趋于向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转变，“这一规律是：在世界各地，所有的社会制度都在或快或慢地走向某种形式的夫妇式家庭制度和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古德，1986/1982：245）。总的说来，这种认为家将从世界范围内各种不同传统走向均质化和统一规范的现代化理念，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家庭现代化理论的主题。吉登斯（A. Giddens）这样评论说，“社会学中最著名的理论传统，包括那些从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引申出来的观点，在解释现代性的性质时都倾向于注意某种单一的驾驭社会巨变的动力”。“涂尔干把现代制度的性质主要归结于工业主义的影响”，“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对现代性的这种制度作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吉登斯，1999：9-10、153）。 摩尔根 Ancient Society 1978年版书封 帕森斯（T. Parsons）所创立的结构功能主义学说也是家庭现代化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结构分化的概念是现代化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之间的主要联系，帕森斯在《美国的亲属制度》一文中曾经从结构分化的角度对美国家庭的变迁进行过周密的论证。他认为，核心家庭的孤立化是美国亲属制度最独特的性质，并且成为其大部分独特功能和问题的基础；核心家庭的出现是家庭功能专门化的结果，而不是家庭非功能化（defunctionalization）和家庭解体所导致的。随着工业社会普遍的分化趋势，美国的核心家庭，特别在居住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结构孤立的群体。核心家庭因为其某些特定的重要职能——在帕森斯看来主要是儿童的社会化和夫妻间的情感支持——使得社会对其有着特别依赖（Parsons，1943）。米特罗尔和西德尔（Michael Mitterauer & Reinhard Sieder）详细地论述了家庭的宗教、司法、经济、社会化、生育、文化和保护性职能在社会向工业化的转变中从家庭转交给社会机构的过程，指出，“一般说来，家庭将其职能交给超常的社会体制的长期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家庭交出其职能是同现存或新创立的社会机构采纳这些职能同步发展的”，“职能削弱的整个过程可以被看作家庭结构从一种严格的等级机构向一种个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发展。家庭成员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以及随心所欲生活的权利”（米特罗尔、西德尔，1987：63-81）。而斯梅尔瑟在论述工业革命和社会变迁时这样解释道，“当一种社会角色或组织产生分化……变成两种或更多的角色或组织时，它原有的功能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存在。这些在结构上相互区别但又紧密相关的新的社会单位在代偿原有单位的功能上是一致的”（Smelser，1959：2）。 强调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夫妇式家庭制度间的适应性，以及核心家庭制度与工业化之间的适应性是家庭现代化理论的两个重要观点。帕森斯认为，与父母分开生活，彼此经济独立，同时也独立于任何特殊主义的亲属关系群体，这是美国式孤立的核心家庭不同于其他国家家庭制度的主要缘由。这种核心家庭由于没有与扩大的亲属关系的利益瓜葛，因此从功能上能够满足其成员的情感需求和个性需要。他还进一步指出，孤立的核心家庭不受强制性的扩大亲属群体及其权利和义务等关系的制约，有益于工业化社会所需的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Parsons，1943）。古德在他的论著中更详细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变迁在结构方面的意义。他认为，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观念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丈夫与妻子以及他们的子女之间的关系得到重视，而与扩大的亲属制度相联系的义务关系被削弱，这种家庭制度促进了个体间的平等，而这种个体平等、独立和自由的观念是与工业化所需的价值观念相吻合的。夫妇式家庭和工业化这两种制度其内部观念和内在价值是统一的，因而它们是相互适应的（转引自赫特尔，1987：38-43）。 古德是家庭现代化理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代表作：《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和《家庭》是家庭现代化理论的经典著作。与其他持现代化理论观点的学者相比，古德在家庭现代化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点： 第一，作为家庭理论的专门研究者，古德系统而严密地论证了传统社会中扩大家庭支配个体的合法性，以及夫妇式家庭能够充分体现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合理性，而夫妇式家庭的制度形式和价值观念都是与工业社会中经济进步的观念相吻合的。他强调了在世界范围内，传统的家庭制度——通常指扩大家庭或联合家庭——正在瓦解，家庭正在向夫妇式家庭制度转变。在经过多个国家的跨文化考察之后，古德指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家庭现代化变化的共同特征：1.母系制衰落，转向父系制或双系制。2.共同的亲属群体影响下降，世系制在权力和重要性方面都在下降。他特别指出，中国的宗族已经瓦解。3.嫁妆或聘金的流行程度下降，而这与青年人的婚姻自主有关，亲属不再能主宰年轻人的择偶和婚姻。在现代条件下，无论是嫁妆还是聘金都会愈来愈接近西方的模式，即双方交换礼品。4.愈来愈多的配偶年龄相当，婚龄差别缩小。5.近亲结婚现象减少，与此一致的是包办婚姻减少。6.离婚率升高或趋向中值，这与人们重视婚姻的爱情基础和离婚自由有关。7.妇女独立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8.妇女的权利增多，妇女赢得愈来愈多的平等权利的趋势明显可见。9.父母对子女恋爱和择偶的控制减少，在这方面，父母逐渐丧失了决定权。10.两性关系更自由，因为工业化的意识形态强调个人选择的权利，其就业体系支持人们摒弃传统的生活方式。11.西方国家的未婚同居现象在未来很可能会变成西方国家整个婚姻周期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阶段，如同“约会”一样。而这与妇女对婚姻中的家务劳动和其他不平等形式的反感有关，妇女只好采取一些消极对抗方式，遵循对她们约束力较小的非正式准则。12.妇女的婚龄提高，这与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关。13.出生率降低，这主要是婴儿成活率的提高和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提升造成的。14.家庭法的通过远远走在一般公众舆论之前，有关家庭和婚姻的新锐思想往往超越其他意识形态而领先。 第二，与其他单因素假设和技术决定论者主要强调工业化对家庭制度的单向影响不同，古德论证了家庭模式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和技术状况来加以判断和预测，家庭变迁的推动力来自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古德认为，工业化和家庭二者的变化是两个平行和相互适应的过程（前文已有介绍），它们都受到社会、个人观念的变化，如经济发展、平等主义、个人主义等等的影响。古德在经济因素之外还注意到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的特殊影响作用，例如他注意到即使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些亚洲国家，如菲律宾，也存在与现代化预期相反的趋势，城市家庭的规模比农村家庭要大；另外，他也专门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摧毁宗族制度对家庭变迁带来的影响。他指出，“由于每种制度都有不同的基点，任何家庭模式的发展方向也就不同”（古德，1986/1982：244），现代化也包括了价值观念的变化，而这种变化部分地独立于工业化，并会对工业化本身产生巨大影响。古德还认为，家庭制度不仅受工业化过程的影响，同时，作为一种重要的因素，家庭制度既可以促进工业化，也可能成为工业化的障碍。他以中国和日本家庭的不同继承制度为例，认为，中国的诸子均分制与日本长子继承制对两国的家庭资本积累产生不同的影响，并进一步影响了两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方面的差别。古德在1986年再版的《家庭》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家庭进程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和经济结构，实际上它们互相依存，且各有其独立性。他们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既有可能促进政治和经济机构的运转，也有可能阻止这种运转。” 古德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1963年版书封 （二）家庭现代化理论存在的缺陷和及其修正 古德对丰富和完整家庭现代化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在批判社会变迁单因素假说的同时，仍提出了一种直线性和一元化的进化模式，即世界范围内，扩大家庭瓦解和向夫妇式家庭制度变化的共同趋势，以及以西方的家庭模式作为判别家庭现代与否的标准。此外，在古德的著作中还渗透着现代比传统进步、比传统更具价值的先验取向，这必然导致将传统与现代对立，不重视特殊主义的发展模式等理论缺陷。虽然古德注意到了一些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家庭模式的复杂性，但是他更多地将那些与预期的现代化标准不相符的因素作为“抵制工业化”的因素，例如，亲戚群体的继续存在将会阻碍家庭现代化的进程。他的论著将那些复杂的、与现代化不符的家庭模式和现象主要当作一种向现代化过程演变中的过渡阶段（古德，1986/1982）。 帕森斯和古德等人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批评和质疑。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1973年出版的《德狄勒斯》（Deedalus）冬季刊展开过讨论，讨论者的中心论点是：在许多社会中，传统和现代性是不可分离的，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它们渗透于社会和政治结构之中，并在特定的社会中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穆尔（Wilbert E. Moore）发表评论说，现代化理论对下列的事实视而不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长期受到了西方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样便导致了不同文化和社会组织间的广泛的渗透和融合，所有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无不受到这种文化间交互作用的制约。罗斯柴尔德（C. Saflios-Rothschild）认为，“现代人”和“现代态度”明显地被涂上现代美国中产阶级观念的色彩，并用这种观念来假定所有人的行为具有趋同的倾向。他还认为，传统也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和行为的准则并赋予现代性以合理性（以上转引自赫特尔，1987：45）。除对上述单线进化和价值先验取向的批评之外，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的一些学者还对现代化理论给出的关于现代家庭的标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斯冈茨尼就批评说，用“标准社会学理论”（standard package）和“样板家庭”（benchmark family）来覆盖家庭形式的多样性显得太虚假。某些家庭形式无疑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是把其中一类当作所有家庭形式的理想类型是欠妥的（Scanzoni，1987）。 针对上述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以及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于后发展国家家庭变迁多样化的事实和研究者不断推出的质疑现代化理论的新发现，家庭现代化理论开始自身的反省和修改，开始思考因民族、种族、阶级、信仰等因素而导致的家庭变迁的不同路径和复杂多样的模式，也开始重新思考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在对立之外，它们是否还存在兼容、合作的可能？ 美国社会学家古斯菲尔德曾经列举了现代化理论把传统与现代性对立起来的六种错误，包括：传统文化是一种稳定的体系；传统社会都是同质性的社会结构；新的变化将代替传统因素；传统与现代总是对立的；传统与现代性是两个相互排斥的系统；现代化导致传统的衰落。他认为，传统与现代并不必然相互冲突，传统有可能成为意识形态和行为的准则，并赋予现代社会合理性（Gusfield，1967）。著名的家庭史学者哈雷雯在对现代化理论作出评价和补充时这样说：“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弱点在于接受了简单的变革模型和机械性的时间概念……历史证据显示，一些企业工人群体保持着两种角色：在适应现代生产模式和工业安排的同时，他们还保持着前现代的风俗和工作习惯，这有助于他们调整。产业工人可能在工作中是‘现代’的，在家里，在家人中是‘前现代’的。现代化理论的假设明确暗示道，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将被现代观念和行为模式所替换，这种替换的发生如同一个线性序列，好比人们乘火车旅行，每当列车到达一个新的车站，乘客都比前一个车站更现代一点。历史事实远为复杂和缺乏一致性……并不是所有的个性要素都会在同一时间发育和现代化。所以，接受人们在不同的生活或其他领域分别采用现代或传统的行为方式，接受一个复杂、多样的行为模式，比搜索一个全面的现代化过程要来得更加实际。如果现代化理论有助于家庭研究——它当然能够——它就必须使接受这些复杂性和多样性成为自身理论的一部分”（Hareven，1976a）。 约瑟夫·古斯菲尔德（Joseph Gusfield，1923-2015），美国社会学家，社会运动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社会学系创始人。他为现当代”文化战争“研究奠定重要基础，代表作品有The Culture of Public Problems等。[图源：ucsd.edu] 20世纪80年代，古德的著作《家庭》在美国再版。古德在“再版前言”中展示了其勇于接受新观点和自我修正的胸怀，他这样写道，“无论一位作者是否打算再版其作品，与作品相关的学科都在发展，这种发展必将抛弃头版作品中的错误，有时甚至会抛弃其长处”。“在本书第一版中，我为家庭缺乏足够的史料而感到婉惜……”古德在文中提到的新材料和据此修正的观点包括：其一，关于家庭结构，虽然古德早就指出，早在工业化以前，西方的家庭制度就已盛行新居制，大约一千年以来，西方家庭制度就在好些方面已经不同于其他家庭制度，”但是那些较早的论述却不可能包含现有的许多资料”。他特别提到了20世纪70年代拉斯莱特等人的家庭历史综合法对家庭研究的贡献（下面将要介绍）。其二，古德承认，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多少忽略了妇女问题——尽管他自辩对妇女所遭受的不幸有过论述，“而现在有关妇女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其重要性并不在于它记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在于它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他提到了一些女性人类学家的研究及其阐述的女性主义观点。显然，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蓬勃发展的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女权主义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激烈批判对古德的学术观点有很大触动。其三，古德肯定听到了对现代化理论的浓重进化论色彩的批评，对此他辩解道，“我们很可能永远也无法确切地知道有关家庭模式的进化程序”，但是这个课题将永远是一个发人深思的课题，可以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其四，针对对现代化理论中关于“孤立的核心家庭”的各种不同声音，古德指出，虽然他一直注意到并不存在真正的“核心家庭制度”，但是在许多国家进行的有关现代社会亲属关系的“规模虽小，但理论意义重大的调查”，对古德接受现代家庭的多种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说，这些研究“迫使我们接受统一社会的不同家庭形态。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只有地地道道的核心家庭才算‘家庭’，而其他形态则是‘异常形态’”。据此他还进一步提出问题：有哪些社会条件决定了各种家庭形态在社会上的分布？古德对现代家庭多样模式的肯定，将家庭现代化理论向一个开放的、接纳多样性的理论体系推进了一大步。对于学科在几十年间的重大进展，古德在“再版前言”中还进一步提示家庭研究者，“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表明，我们必须谨慎从事……似乎人们都认为工业化引起了所有的这些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仿佛一个百宝囊，包含了许多大相径庭的势力和进程。除非我们搞清楚哪些次要的因素是引起变化的原因，哪些连锁反应促使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了影响，否则，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古德，1986/1982：再版前言）。 在欧洲，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发现，曾经被“共同的舆论倾向于抛弃的属于家族范畴的东西”，又突然开始恢复活力，“社会学家们的研究重又突出了家族网络的力量”（雪珈兰、佐纳邦德，1998：723）。遍览这以后的家庭史研究我们发现，欧美家庭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取向，从以往强调所谓现代性的个人主义转而重新肯定传统的大家庭亲情和亲属网络在社会转型中的积极作用。 二、分析范畴：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的转变 （一）“大家庭的神话”——现代化理论的结构特征假说 韦伯在80多年前曾经说过，核心家庭是工业革命的结果（Weber，1927）。奥格本也认为，在技术和社会快速变迁的影响下，家庭正在经历一个非功能化（defunctionalization）的过程，从以往具有经济、教育、娱乐、宗教和保障等多功能式，到目前仅剩情感和生殖这两项功能的形式。家庭规模将会缩小，家庭结构的变化伴随着与妇女角色和儿童养育及监管模式有关的两性和代际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变化。这些功能和结构的变化被认为最终将导致家庭的解体（Ogburn，1928）。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关于家庭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就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认识，即存在一种从大家庭到较小家庭的变化趋势，工业化过程普遍被认为是带来这种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工业化前后大家庭和小家庭的两分法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家庭社会学的主流话语。 19世纪的法国学者勒普莱（Frederic Le Play）被认为是前工业化时期“大家庭神话”的奠基者。勒普莱在对16世纪以来家庭历史进行研究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家庭内拥有广大而复杂的成员群为特征的传统家庭正向着小规模的现代家庭过渡。在现代家庭中，居住群只限于夫妻细胞，这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产单位，又是社会的再生产单位。他将小家庭描述为工业化的产物，是工业化造成的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的结果。勒普莱极其重视家庭结构的探讨，力求论证任何社会的基本特征都受制于这个社会中的家庭类型，家庭的稳定性、是否接受传统约束、为个人提供保障的情况等特征是划分家庭类型的依据。他把家庭类型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父权的扩大家庭，以传统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具有专制性的特点，家庭的父系权威是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权力的缩影。这种家庭制度与现代政治是相抵触的。第二种是不稳定的核心式家庭，生活在工厂制度下的工业人口占据这种家庭类型的大多数。它具有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和世俗主义色彩，且极不稳定，成为社会关系中的统治力量，人们迅速向着野蛮堕落。这种家庭类型与家庭世系几乎毫无联系，代际关系也因之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结构。这种家庭类型被勒普莱认为是社会解体的主要诱因。第三种是主干家庭，被认为是父权家庭制度和个人主义优势的有机结合。相对于父系家庭的专制来说它是自由的，但同时又保留传统的痕迹，其结构和亲属关系都是稳定的（参见比尔基埃等主编，1998：26-28；赫特尔，1987：19-23；米特罗尔、西德尔，1987：22-24）。 勒普莱的家庭理论无疑具有一种保守主义的倾向，他对现代小家庭中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对冷漠的、讲究实际的非私人社会关系，以及性放纵、晚婚等等价值和行为的批评；对亲属间温暖的责任感和紧密联系，以及为了更高的家庭利益而压抑个人情感的愿望的怀念，在其他一些学者中也能够找到回声。事实上，在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作者对基于家庭团体的共同体制度，对源于亲属、邻舍间的亲密的、传统的、持久的，建立在非正式关系之上的相互帮助和紧密联系的温情怀念（滕尼斯，1999）。在许多学者眼中，前工业化时期大家庭紧密而温暖的亲属关系与工业化后小家庭冷漠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广泛对立形成比照。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类型主要是在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体（家庭、宗族）里实现的，此外，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图为《共同体与社会》书封。 当然也有另外一些注重家庭结构的学者把家庭结构从大到小的变化更多地视为一种进步。帕森斯就认为，核心家庭结构和独立于家庭以外的亲属关系网，是大多数现代美国家庭的特点。这种特点增强了家庭与工业制度的相容性，是一种进步。在《当代美国的亲属制度》一文中帕森斯这样写道：“在美国，孤立的夫妇式单位与欧洲历史上的大多数家庭结构形成强烈的对比……美国家庭从根本上是一个开放式系统，主要注重夫妇式家庭，与此一致的是与附属于这个家庭的亲属集团相对疏远，而这个亲属集团是自欧洲亲属称谓形成时期以来就已经存在”。“我们显然没有在无文字社会中非常普遍的那种‘扩大’家族群体，如父系宗族或者母系宗族……孤立的夫妻家庭的重要性在于其标准的家户单位。它意味着家是一个居住单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共享工资收入的单位。也不必负担配偶一方的任何特定亲属。典型夫妇式家庭与父母分开生活，并且彼此经济独立……通常独立于任何特殊主义的亲属关系”（Parsons，1943）。按照帕森斯的理论，前现代和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往往妨碍个人的主动性，妨碍地理上的流动性，阻碍职业成就和职业流动，它们是“传统主义”和低效的显现（manifestation），在大多数依靠获致性身份而不是亲属关系取得职业成就的社会中，这是与时代不符的存在。无论认为核心家庭制度是颓废的还是进步的，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形成了一个固定而鲜明的观点：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而父系制度下扩大的亲属群体则是传统社会的普遍特征。所以，无论在现代化理论家列维还是斯梅尔瑟的论著中，核心家庭制度都是区别于传统的扩大亲属制度的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在现代化理论的表述中，形成了一种价值定式，家庭结构的大或者小，成为评判家庭现代性的一种便捷的测量工具。大的、与亲属有更多联系的，就是传统的、落后的；小的、孤立的、与亲属较少联系的，就是现代的、进步的，家庭结构成为家庭社会学分析和研究的主要范畴。 （二）对家庭结构两分法的质疑和批评 以家庭规模作为判断家庭现代化的依据的理论，将工业化前后的家庭模式”两分”为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形态，这种论点后来受到了来自社会学家，特别是社会史学家和社会统计学家们的严重挑战。20世纪70年代，由社会史学家和社会统计学家发起的大规模的对比人口与社会结构的调查，破除了关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大家庭“神话”。以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为首的剑桥人口组运用了一种分析技术：“家庭重组”（family reconstitution），即根据从出生、死亡、结婚、遗嘱、土地转让记录中整理出来的人口统计资料，重新考察当时普通家庭的户规模（householdsize），同时推定他们的世系和亲戚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英国16世纪家庭的平均规模为4.5人，17、18到19世纪的平均规模则维持在大约4.75人的水平，主干型和扩大型家庭并不占主导地位，人口结构相对简单的核心家庭在工业化之前的几百年里早已存在（参见比尔基埃等主编，1998；赫特尔，1987；米特罗尔、西德尔，1987）。在美国，格雷文（P. J. Greven）也运用“家庭重组”技术对美国独立前的马塞诸塞州一个地区进行了考察，他的研究表明，虽然父系权威因控制继承模式和土地而得到强化，但是核心家庭依然在家庭形态上占有主导地位（转引自赫特尔，1987：57-58）。“家庭重组”技术提供了与此前不同的研究结论，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仍然囿于家庭结构或家庭规模等静态指标的分析之中，对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和各种家庭关系的动态变化未能予以更多考虑和重视。但无论如何，对家庭和家户结构稳定性的看法，“导致了历史学家的结论，家庭和家户结构可能不是重要的变量”（Hareven，1974）。自“大家庭神话”被否证而破灭之后，工业化会使大家庭解体，使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的假说便不再流行。社会科学家们的观点趋于统一，承认西方社会中的核心家庭在过去几百年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现代化理论家开始探讨家庭现代与否的其他本质特征。 工业化社会的城市家庭是否如帕森斯所说，是孤立的、削弱了与扩大亲属群体的联系？苏斯曼的研究也向帕森斯的假设——在向现代化的转变中，家庭将经历从扩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提出了挑战。苏斯曼发现，工业社会的地理距离并没有破坏家庭纽带，这种纽带和亲属间相互援助的模式和情感上的支持依然存在。这种理论被其所记录的已婚女儿与其母亲间相互高度依存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支持。在女儿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她们与母亲间的亲属互动仍然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会让她们的母亲比父亲多活大概8年。她指出，“美国的扩展家庭具有复杂的帮助和服务网络，将各构成单位联在一起，形成功能网络……只有否定孤立的核心家庭概念，才有可能把家庭理解为与社会中其他社会体系相联系的功能性社会体系”（Sussman，1959）。 电影《一一》剧照 [图源：douban] 利特瓦克的研究将当代美国家庭松散的、非正式的亲属关系结构定义为“改良的扩大家庭”（modified extended）。他证实，这种家庭在19世纪的美国社区也存在。在农村，亲属通常相互邻近，经济交流和相互援助是他们的依靠。随着城市化的到来，虽然个人对其亲属直接经济控制的程度，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控制逐步下降，但是亲属间的联系和相互援助模式依然不变（Litwak，1960）。 古德很早之前就发现，关于工业化前扩大家庭的说法只是一种“虚构”（figment），并不存在什么‘核心家庭制度’，这种制度是指重要的家庭关系只存在于丈夫、妻子和孩子之间”（古德，1986/1982：2）。因此，古德一直很谨慎地使用和区别“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与“夫妇式家庭”（conjugal family）这两种概念。“在谈到家庭单位本身时，我们将轮番使用核心家庭或夫妇式家庭这两种说法。当泛指家庭制度时，我们将使用夫妇式家庭这一说法。如前所述，如果我们说核心家庭是指与亲戚没什么关系的多数家庭，那么，这样的核心家庭制度是根本不存在的。所有当代关于工业化国家的研究都表明，每个家庭都与很多亲戚保持着联系……尽管夫妇式家庭更注重夫妻关系，但我们必须记住，家庭是不可能完全独立的”（古德，1986/1982：153-154）。古德认为，家庭形式不能准确反映家庭的变迁，家庭关系的转变才是判定家庭变迁的主要内容。在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中虽然也存在核心家庭结构，但是这些核心家庭不存在独立性，而是受到扩大家庭的控制和支配。夫妇式家庭的概念强调的是独立于扩大家庭之外的以夫妻为中心的家庭制度。 （三）家庭关系——家庭变迁研究的核心范畴 自20世纪80年代起，继家庭结构研究后，家庭关系成为西方家庭社会学关注的主要领域。学者们普遍认为，私人家庭生活的内容、家庭与亲属群体的关系、家庭与社区的关系这些总括为家庭关系的变化才是当代家庭的显著特征。正是这些变化而不是从血缘扩大家庭制度向核心家庭制度的转变，是现代家庭有别于前工业化家庭的核心内容。 1. 夫妇式家庭的内部关系 伴随着核心家庭的独立性和父辈权威制度的衰落，家庭重心从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向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变化，这已广为人知。与此同时，核心家庭还经历了从“公共家庭”（public family）向“私人家庭”（private family）的过渡，这种转变也被普遍认为是家庭制度的重大变化。 法国学者艾利斯（Philippe Aries）在1962年出版的著作《童年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历史》中开始引用了“公共家庭”和“私有家庭”的概念。他认为，家庭的概念是从17世纪才出现的，虽然他承认在那个时代以前就存在着家庭这种样式，就是父亲、母亲和孩子，但是他认为必须要对家庭的存在和家庭的观念加以严格区分，其中关键的差别在于，现在具有的家庭观念是过去漫长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隐私观念。他认为，与传统社会的家庭是一个社会联系中心，是一些集合资本，是父辈权威下的等级社会相比，“现代核心家庭是一个专门的、内聚式（inward-turning）的机构。它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成为与社会相对的、孤立的亲子群体。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帮助孩子在社会上立足，重视孩子的独立性，而不是家庭的共同利益”（转引自Hareven，1976a）。虽然后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核心家庭的隔离可能在早期被学者过分夸大了，但是在当代家庭内部关系的主要特征的认识上，学者们有着较高的一致性，这就是夫妇式家庭的排外性，或者被表述为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的分离，以及相应的对家庭内部情感和事务的专注和平等主义。 家庭的排外性与夫妇式家庭从扩大的亲属群体和社区关系中的独立有关（这在下面还将继续介绍），也与夫妇式家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增长、与小家庭的功能专门化有关。哈雷雯在比较了前工业化家庭与现代家庭的不同特征后介绍说，前工业化的家庭包括各种功能，是一个工作坊、教堂、感化院、学校和庇护所。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过程中，工作场所从家庭转移，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转移到外部机构。由于家庭重心转向内部，承担家务、亲密性、私密化成为主要特点。与这个过程相伴，核心家庭成为治疗外部世界创伤的场所，成为家庭成员的情感避难所（Hareven，1976a）。古德在他的论著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还指出，与工业化相适应，夫妇式家庭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工业和技术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和男女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夫妇式家庭的排外性和其成员之间亲密关系重要性的观念形成（参见赫特尔，1987：38-55）。这种注重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的观念，被认为是新的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强调夫妻关系的爱情基础，以儿童为中心的家庭关系，以及重视孩子的教育等观念。 电视剧《小欢喜》剧照 [图源：douban] 2. 家庭与扩大的亲属群体的关系 在现代家庭制度下，关于亲属关系的定义，古迪这样解释说，“我们这里所说的‘亲属’，其定义是夫妻以外的关系”（古迪，1998）。考虑到夫妇式家庭的结构特征，或许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将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为夫妇式家庭以外的其他关系。古迪说道，“摒弃亲属关系的意图，由来已久。一个时期以来，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我们正在目睹由亲属关系组成的广阔集团如氏族、家族的消失，这是肯定的”（古迪，1998）。古迪所说的亲属关系消失，一直被社会学家们认为是由于工业社会的流动性和城市社区的开放性和异质性所致，这种变化造成个人关系相对萎缩，亲属联系削弱，邻居关系淡化，偏向社会团结的传统观念逐渐淡薄。 长久以来，亲属关系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理解和认识家庭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指标，学者们通常以核心家庭与扩大的亲属群体的互动程度来区分前现代和现代家庭的行为和特点。无论在滕尼斯、涂尔干，还是在帕森斯和古德的经典论著中，我们都可以读到将扩大的亲属关系群体的密切互动与传统的家庭和社区模式联系起来的观点。但是如前所述，人们后来发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城市中现代家庭亲属关系网络的活跃性实际上被学者们大大低估了，家庭体系中亲属义务的弱化被严重夸大。迄今，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种研究证明，核心家庭“与居住单位之外的亲属群体的联系比迄今想象的意义要大得多”（Ben-Amos，2000）。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帕森斯和古德时代的家庭现代化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修正和补充作用。 学者们对20世纪中叶欧洲家庭的研究表明，许多国家出现了相同的家庭体系，其特点是，虽然核心家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亲族网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消失，它还担负着大量社会功能，核心家庭纳入作用灵活的夫妻双方的亲族网中，并结为一体（雪珈兰，1998）。 苏斯曼在20世纪50年代对纽黑文的城市家庭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她的研究结论是，必须在相互联系的亲属结构中重新认识城市的核心家庭。亲属关系结构是互惠互利的交换关系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这种互惠和互利方式包括以下几种：生病时的照料、金钱支持、儿童照料、咨询和有益的建议，以及礼物的互赠，这些都是家庭在城市社会中依然具有团结性和凝聚力的重要证明（Sussman，1959）。苏斯曼关于互惠的亲属关系的观点后来被阿莫斯运用“互惠理论”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和发展。阿莫斯在关于礼物的研究中指出，工业化过程中的英国家庭，亲属间的相互支持既有物质性的礼物的赠予和回报，如食品、衣物和金钱；也包括非物质性的交流，如情感、声誉、信息、关系等。父母与子女的互惠通常是一种双向的礼物交换。但两者并非对等，父母的帮助一般大于子女的回报，子女的回报因种种因素制约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报之以情”（reciprocate with affection）的支持模式。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和动荡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亲属显然被动员起来作为依靠（Ben-Amos，2000）。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折》中对人类经济生产方式概括出的三种类型：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其中，互惠经济多发生在以血缘和伙伴关系结成的共同体中，多表现为以礼物为媒介的义务性赠予关系中。图为波兰尼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年版书封。 哈雷雯在对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曼彻斯特和新罕布什尔移民工人的亲属模式这一著名的研究中发现，与其说亲属关系“压制个人”和妨碍流动，倒不如说亲属关系充当了个人和家庭从前工业环境到工业环境的传输工具。工人在亲属群体中迁移并且带着亲属援助的传统模式。他们使这些模式适应工业制度并且发展出与农村中的那些习惯做法有着相当不同的新的功能。哈雷雯分析认为，这些“前现代模式的残余”（survivals of premodern patterns）实际上可能代表了移民工人对新环境的现代回应。这种与亲属群体密切互动的家庭关系被哈雷雯重新定义为一种对新经济机会做出反应的传统生产模式。但是她同时强调，这些关系与他们在农村时的本来面目已经大相径庭（Hareven，1975）。更多的经验研究也显示，传统的习惯以及传统的人际关系不仅使劳动者更能适应工业化过程，而且直接地支持了这一过程。事实上，这些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更为明显，这也是后发展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古德在1982年再版并作出重新修订的《家庭》一书肯定了前20年中社会学家对于美国亲属关系的新发现，并部分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他承认，在工业化和亲属模式的瓦解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机械的联系。对于工业化前后城市家庭与亲属群体相似但又不相同的联系模式，古德回应道，虽然存在亲戚关系网活跃并毫无消失的迹象，但这种亲属间的互动并不仅仅是农村旧习俗的残余，因为它们并不构成共同体。在现代条件下，亲属网失去了对夫妇式家庭的控制和支配权力，它只是一种互助的源泉。当社会经济环境还不能像多种亲属联营方式那样提供更好的选择机会时，各种亲属模式就不大容易瓦解。在各种社会经济条件下，家庭结构所具有的优越性是现代官僚制度和公司企业所望尘莫及的。古德还引用了G.罗森堡和D.安斯波在1973年的研究——《工人阶级的亲戚关系》以说明，在现代家庭制度中，亲戚间交往的频繁与否主要由两种变量决定，第一个变量是，是否近亲，其顺序排列为：（1）夫妇双方的兄弟姐妹和后裔；（2）配偶的直系家庭，包括父母和兄弟姐妹；（3）更远的亲戚。也就是说，与直系家庭关系越远的亲戚，社会交往就越少。第二个变量是其他一系列因素，如地理位置、交通和通讯费用等等。但亲戚们无论住的远近，上述交往的等级保持不变。当代家庭与亲戚交往的主要特点为，时间较短、范围较窄、亲切感较差。古德断言，在现代生活中，亲戚关系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了，这是因为当代世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古德，1986/1982：173-177、249-268）。 在许多学者看来，城市家庭与亲属群体的交往，很大程度上是核心家庭为了应对城市变化和复杂的社会而做出的策略性的调整和反应。以下欧洲家庭社会学家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家庭变化、工业变化和城市变化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简单的，也不是线性的。家庭组织不仅仅是一个忍受经济的与社会的命运之冷酷法则的客体，相反，它是一个知道如何适应各种复杂情况的抵制场所。即使在工业化造成的最恶劣的条件下，人们也试图找到一些符合其利益的策略，而这些策略常常通过家庭组织来实施（雪珈兰，1998）。 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家庭社会学研究出现新的取向，社会学家们的研究重又突出了家族网络的力量，同时，从以往强调个人主义转而重新寻找并肯定亲属网络在社会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其典型如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研究。 1. 家庭与社区的关系 家庭与社区的关系事实上已经包含在前述关于家庭排外性等的介绍中。“私有家庭”与”公共家庭”的区别，以及私人活动领域与社会的分离被认为是当代家庭制度的主要特征。家庭退缩到严格的“家”的领域，被许多学者认为代表了家庭从前现代社团主义到个人主义的重大转变。在传统社会，“家庭”一般意味着集体进程中的一个法人团体，在这个组织中，团体结构超越部分的总和。在这种安排中，大多数个人行动与群体决定紧密相连，家庭集团的影响对个体选择的影响不仅涉及婚姻，而且涉及职业生涯和家庭内部的分工。在传统社会，获得土地财产或新的职业或婚姻，并不表明个人从出生家庭完全分离。而在现代社会，这些决定由个人做出，这被视为“独立性”和从出生家庭脱离的表现。 关于“公共家庭”的模式，《家庭史》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中世纪的家庭是个经济合作组织，也是家长追求集体和个人目的的极有效的工具。婚姻及其建立家庭的行为对于巩固和扩展家业都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小两口与大家庭融为一体，他们是补充的资本和劳动力。家系集体拥有土地，家系压倒一家一户。从中滋生出开放性的家庭和联姻（博莱斯克，1998）。艾利斯（Philippe Aries）也曾这样写道，前工业时期的法国，人们的生活完全被社区的功能吸收，家庭只是扮演从属的角色，家庭成员通过经济合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家庭事务主要由血缘共同体来决定，公共与私人生活领域不存在分化。小家庭本身陷入小社区纵横交错的罗网中，公共性变成家庭的一种特征。严格的集体性生活妨碍了夫妻生活的亲密和独立性，社区的严厉干预，确保了核心家庭对外部的开放，年长一代对每个家庭成员的控制也确保了这个结果。老年人对晚辈从婚姻的安排到财产的控制，层层设防，妨碍了自主的家庭单元的发展。新工业秩序的兴起，打破了社区对家庭的控制，也打破了老一代的权力和控制。个人主义、家庭私有化和家庭生活幸福的观念随之而出（转引自赫特尔，1987：310-313）。哈雷雯对在工业化后出现的核心家庭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有过很经典的评论：家庭私有观念导致家庭与社区的隔离，以及朋友、邻居和亲戚间社会支持的减少。每户成为一个自我包含（self-contained）的单元，形成了一种自发隔离（self-initiated isolation）的机制。这种隔离剥夺了老年父母对家庭日常事务的管理权力，增加了社会中不同年龄组之间的隔离（Hareven，1976b）。 学者们还认为，在前工业化时期，社区由于受到强烈的控制而具有同质性。包括亲属和邻里关系在内，共同的法则规定了彼此间的相互责任和义务，包括在生育、结婚、丧事等重大事件中的互助共济。这种相互的责任和义务观念，保证了家庭与亲属团体和邻里间的紧密合作，以及相互的忠诚和团结。但是如今，人口高度流动的城市社会大大增加了社区的异质性，虽然传统的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仍在持续，但是睦邻已不再是一种责任，“邻里间的群体性和忠诚性已经逐渐淡化”（赫特尔，1987：313）。 话剧《四世同堂》剧照 三、家庭现代化的标准和研究方向 确立一整套现代化标准，以此测量和判别处于不同发展进程中的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程度，这是现代化理论一直以来的重要使命。学者们相信，如果没有客观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现代化就容易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通过对六个发展中国家个人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过程的开拓性研究，定义了个人现代性的一整套态度。他的理论被认为具体化了个人主义对家庭主义的胜利：现代人是孤立的、见多识广的独立于大家庭义务和传统纽带的。
其他的现代化标准还有前面提到过的“列维模型”给出的八个现代化特征，其中包括：由于高度专业化，各种组织是相互依存的，功能是非自足的；伦理具有普遍主义的性质，而不是由家庭和亲属关系决定的个别性；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和感情中立的；家庭是小型化的，家庭功能比较少，等等。此外还有“比较模型”关于现代化的标准，其社会现代化特征是：社会阶层分化、组织专门化、社会流动、城市化、家庭小型化等；个人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参与性公民、具有丰富知识、具有充分自信心、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思想解放、愿意接受新经验和新知识等（布莱克，1996：216）。 古迪曾经对现代家庭的特性作出了如下概括：这就是“个人化”自由选择配偶，摆脱亲属束缚，以及婚姻私事化。个人事务不再与大家庭的利益相关，而成为纯粹的个人私事（古迪，1998）。 更详尽的关于家庭现代化的指标主要见诸古德的论著，前面曾引用古德在《家庭》一书中列举的家庭向现代变迁的12个特征，在其《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中，他还简要地将现代家庭特征归纳如下。 世界范围内，家庭制度正在经历从传统向现代、从不同类型的扩大家庭向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转变。其标志有：（1）择偶制度的转变——从家族安排和家庭利益为目标转向自由恋爱和以爱情为基础。（2）个体的幸福受到重视，家族的利益被淡化，亲属关系削弱，两性间的平等增强。（3）以代际关系为主轴的家庭关系转变为以夫妻关系为中心，与夫妇式家庭的独立相关的是，双系制度的发展导致单系制度式微。新居制和双系制有助于夫妇家庭从大家庭中独立（转引自赫特尔，1987：40-41）。 古德在《家庭变迁的理论与测量》一文中还对现代家庭行为的标准作出如下阐述：在其他学者看来，这些标准是被人们公认的，它们包括，（1）由个人（或夫妇）而不是社会控制生育，即依靠夫妇的共同理性决定来自觉实施生育控制，而不是遵循长者、教堂等的规则；（2）简单、不复杂的家庭和家庭结构，即主要是核心家庭；（3）出生家庭（family of orientation）与生育家庭（family of procreation）的分离；（4）非权威化的家庭内部关系，这导致父辈权威的下降；（5）低亲属聚集度，这通常意味着个人或核心家庭从家族对个人职业、择偶、婚姻时机和生育的控制中独立出来（Goode，1968：295-348）。 总之，典型的“现代”家庭被定义为核心家庭、儿童中心、私密性，是一个更喜欢亲密生活和私密性而不是与亲属分担责任的团体。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上述家庭现代化标准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缺陷与前文提到过的现代化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弱点和缺陷是一致的。首先，这些标准是西方中心论的，把西方的家庭模式作为一个普世主义的模式，以此作为测量传统与现代的指标，完全忽视了不同民族、种族和文化国家与地区的自身传统和特殊主义的发展模式；其次，这些标准过于模式化，无法度量如前文所提及的“在不同的生活或其他领域分别采用现代或传统的行为方式”那些混合着复杂家庭行为的模式；第三，这些指标体系显示了强烈的价值取向，现代或传统的概念分别被涂抹上了进步或落后的色彩。 自家庭现代化理论出现以后，面对大量该理论无法解释的家庭历史和家庭实践性行为，有学者意识到，比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划出一道界线、作出截然区分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和理解复杂而多样的家庭变化这一过程本身。哈雷雯这样说道，在家庭研究中，现代化理论并不能提供全面的解释，不能比早前的全面宏观理论的解释提供更多的内容。它的价值在于提供了整个社会变迁和个体及家庭行为的标准和概念，而不是在分类学意义上运用这些标准。我们有必要检审变迁过程本身。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家庭史研究中，不再执着于在某一时间点上家庭是传统的或者现代的，而是关注：（1）家庭是如何平衡传统和现代的态度的?（2）变迁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Hareven，1976a） 古德在1982年《家庭》再版时也说道：再也不能用一套简单的依附变量来阐述家庭了。一个社会理论家的目标首先是要论证几组中心变量之间的决定性关系，不管哪些变量会成为“依附变量”……我们必须详细而准确地说明，哪些进程对家庭模式产生了影响。例如，假若我们断定工业化具有某种特殊作用，就必须阐明工业化如何改变社会控制力量对丈夫、妻子、儿童或亲属产生的作用。有哪些社会条件决定了各种家庭形态的分布？他还说，家庭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描述20世纪美国家庭的某个侧面。还应当指出的是，这类研究应当着重于实际行为的分析（古德，1986/1982：再版序言）。 在着重于实际行为的研究中，有中国学者在创造性地运用现代化理论的概念和范畴，探索符合自己民族特色的发展理论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如台湾学者杨国枢在个人现代性及相关的研究领域中有着独特的思考，他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看到了一个中国的现代人可能会是从自己的传统人演变而来的，是适应自己的社会变迁的，中国的传统人到现代人的变化可能不是传统人到世界人的变化。而这一社会变迁，或许与发达国家社会文化变迁的趋向相一致，或许会有所不同。他认为发展趋势上的一致不能抹煞不同文化社会历史造成的不一致。由此思考，杨国枢放弃了跨文化心理学的立场，不再追随英克尔斯等人的现代化理论，而采取了本土心理学的立场。在对自己的理论立场和研究策略进行反省后，杨国枢在四个方面作出了改变：（1）从对立到分离，即传统性和现代性可能不是一个连续体的两极，而可能是各自独立的变量；（2）从一元到多元，即传统性和现代性可能不是单维变量，而可能是多维变量；（3）从单范畴到多范畴，即现代性和传统性可能在不同生活范围中是不同的，应在不同生活范围中加以测量；（4）从普同性到本土性，即现代性和传统性研究的重心可能应是本土性的，而不是普适性的，跨文化性的（杨宜音，2002）。 杨国枢《华人心理的本土化研究》2002年版书封 杨国枢的现代性研究思路给与西方家庭研究学者处于不同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中国学者提供了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的范例。借用杨国枢的表述，我们这样追问自己：基于中国传统的家庭，是从自己的传统演变而来的，是适应自己的社会变迁的。它究竟会变成“普世性”的“世界家庭”，还是会变成“特殊性”的“中国现代家庭”？中国家庭变迁的道路与发达国家家庭变迁的道路或许会有趋同，或许会有所不同，中国家庭变迁的实践和经验是否有可能对现代化理论加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目前，更重要的或许是观察和理解家庭变迁的实际过程，而不是执着于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划出一道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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