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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仲景对五行理论是完全拒斥的态度，他认识到来源于“经方”的辨证论治体系与来自于“医经”的五藏六腑（包括经脉）体系在本质上并不能融合。在经方体系中，生命与疾病现象的表里、寒热、虚实诸特征可以勉强用阴阳概念来涵括，但与藏腑经脉相配的五行学说最多只能提供一个总体性的哲学说明，对临床治疗没有实际指导意义。临床医家注重实效的理论清醒展现出医理与哲理的截然判分，也透显出早已在形式上合流的阴阳、五行难以彻底合流。后世彻底阴阳五行化的中医学始终在医理阐释的不确定性与临床疗效的偶然性之间摇摆，这是今日的我们反省阴阳五行理论并重构中医学形象的极佳切入。 在中国医学史的惯常叙述中，《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分别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和临床基础①。如果参之以这两本著作创作年代的普遍看法，则可以说中医学先有理论而后有临床，二者之间相隔了也许数百年时间。即便我们可以强调中医学相对于现代医学或其它医学的独特性，那我们也难以想象，一种医学居然在没有临床实践之前便可以有指导临床之理论？ 如此情理难通的医史叙事之所以长久地被视作理所当然，本质缘由在于医史观。近代以前，圣贤史观是医学史的主流观念。既然古圣先王发现了医学的核心原理并创作了医学经典，那后来的贤人将圣王早已阐发的医理与自己的临床实践相结合就在情理之中②。 近代以来，进化史观逐渐居于主流。既然医学是逐渐发展成熟且处在不断发展进化之中，那一代代的智识之士不断地累积经验抽绎理论而后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理论亦属合理③。这两种史观实际上分享了同样的前提，即中国医学史的核心参与者遵从的是同一个话语系统。或者说，中医学有一套独立且被普遍使用的话语系统。借用汉学家的说法，这个话语系统以气、阴阳、五行等概念为核心，且被中国古代科学所共享④。 但问题在于，医学为何要使用这样的可被共享的概念？或者说，医学是否必然要使用这些概念？对张仲景的适当理解恰可成为解答这一问题的钥匙。我们将从仲景对五行学说的明确拒斥中看到医学家的理论清醒，更可看到隐藏于其后的医理与哲理的冲突，以及在更大程度上作为哲理而存在的阴阳、五行学说本身的问题所在。   正如姚际恒早就清醒指出的：“此书（《伤寒论》）本为医家经方之祖，然驳杂不伦，往往难辨，读者苦不得其旨要。”（第59页）要对张仲景做出适当理解，首要难题在于文献本身之考辨，即历史地形成的张仲景著作中有哪些部分是仲景原作而哪些部分为后人附丽?虽然这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比较如今可看到的不同版本的张仲景著作而推论出最接近仲景原貌的版本所具有的特征。 上世纪40年代，叶橘泉得到大冢敬节所赠康平本《伤寒论》后惊叹： 我国《伤寒论》之存世者，惟宋本、成本为善，而文字犹多疑义，盖自西晋迄北宋，传抄既久，错乱孱杂，割裂窜补，已失叔和撰次之真面目也。予近得日本所藏康平《伤寒论》，与通行本大异，殆系叔和撰次之真本。（叶橘泉，序第5-6页） 此“真本”最显明的特征在于，凡是今本《伤寒论》中有疑义或难解的部分，皆以注文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难解的部分皆为后人所附丽。以屡遭怀疑的《伤寒序》为例，“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这一与上段风格大异的整段文字皆非仲景原文（叶橘泉，序第1-3页）。历来屡遭辨难的《辨脉法》《平脉法》及《辨不可发汗》以下诸篇此本皆无，且凡今本《伤寒论》中涉及五行、五藏或脏腑经络的文字，皆被目为后人附丽。由此即可断言仲景学说本来不包含这些内容。范行准指出了康平本的几大可疑之处⑤，殊为公允，尤其提及“闻日本有中西惟忠以《伤寒论》一书析出孰为原文、孰为后人窜改及注文，然未闻其据康平本者，则此书或为日本好事者据中西惟忠之说托为康平本乎？”据此，则“横空出世”的康平本很可能只是日本古方派排斥阴阳五行之理路在文献修正上的最终发展成果。古方派开山祖师吉益东洞以自己所理解的张仲景为据，欲将阴阳五行逐出医学⑥，处理文献问题时将凡与其理念不合的内容皆目之为王叔和及后世附丽。虽然这种做法未免过于激烈，但也第一次揭示出，医学本来的样貌也许和世所共尊的阴阳五行学说并无实质上的关联，而对张仲景学术的重新理解尤其关键。 唐代时本无《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更能代表张仲景著作本来面貌者当为王焘《外台秘要方》所录《仲景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和孙思邈《千金翼方》所录《伤寒》。正如丹波元胤所说：“先子曰：‘《金匮玉函》是《伤寒杂病论》之别本，同体而异名者。盖从唐以前传之，大抵与《千金翼》所授同。’”（丹波元胤，第401页）相较于唐本，宋本《伤寒论》多出了包含五行理论的《序》及前四篇。宋代成型的《金匮要略》关于五行的论述亦只见于第一篇《藏腑经络先后》。类似情况也出现在经宋臣校正后的《金匮玉函经》中，与五行相关的论述皆见于前两篇《证治总例》⑦和《辨脉》。无论是《外台秘要方》还是《千金翼方》所录的仲景原文并不包含五行理论。如果五行理论本为仲景书所有，为何皆只出现在宋本诸书《序》、《例》之中？ 观此则五行为宋人增入就很明显。即便在宋本《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条文（去除各《序》、《例》）中⑧，也皆不见“五行”字样。与五行理论相关之“生”字皆指“生姜”（表达生长或生发意的“生”字两见于《金匮要略》的《脏腑经络先后》）；“克”字无一见（仅《伤寒论》第二五六条注文中有“互相克贼”字样）；“胜”字两见（《伤寒论》第一九二条注文中“不胜”亦有一见），皆表“不胜”之意。“水”字多见饮水、水气、水中、经水、风水、水饮、皮水、水逆、石水、水病等，多指饮水与病名，无一处有五行之水的含义；“火”字多见被火、火熏、火邪、火劫、因火等，多指火疗法，无一处有五行之火的含义；“木”字仅两见，皆指木防己；“金”字仅一见，指金疮；“土”字有四见，两处指土瓜根，一处指黄土汤，一处说“阳明居中主土也”（《伤寒论》第一八四条）似有五行含义，然《金匮玉函经》此处为“阳明居中土也”（钱超尘，第39页），《千金翼方》此处为“阳明处中主土”（孙思邈，第107页），则仲景原文仍难断定。  与五行理论相关之五藏六腑以“心”“胃”二字最多，多表达病位含义如“心下”“胃中”，与胸、胁、腹等为同一类词；“肺”字次之，多指病名。五味五色虽出现很多，但皆无五行生克内涵，甚至甘、青、赤、黄、白等多指药名或药方名（其中“青龙汤”与“白虎汤”似与五行理论相关，但更可能是对前代药方名的继承）。 由此可见，仲景对五行理论的拒斥是全方位的，可惜历来学者多将宋人对五行理论的增入视作伤寒理论本有，更未虑及此中所现的医理与哲理之内在冲突难题。这一难题虽历来不被承认，却在中医学形成自身基本形象过程中承当了背后的推动力量。不充分认识这一难题，便难以解释为何中医学的关键性奠基大都发生在两汉时期，更难以理解为何对于中医学而言尤其重要的“医经”“经方”的判分发生在两汉之际。 本文系第21届世界中国哲学大会 （ISCP 2019）参会论文 未完待续…… 批注： ① 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如：“《内经》的产生，便是中国医学有理论体系的开始；（张仲景）为祖国医学确定了‘证’和‘治疗’的规律”（陈邦贤，自序第5页，第72页）、“《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理论化比较完整的理论著作；《内经》是一部专论中医基本理论的著作；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及华佗等著名医学家的杰出贡献，使战国时代《内经》所确立的理论原则与临床实践更紧密的结合起来。”（李经纬，第52、53、59页） ②典型说法如：“医之为道，肇始于《本草经》，阐明于《素》《难》，至《伤寒论》而大备焉...《本草经》之作于神农氏，继天而立极者也；《素》《难》之作于轩岐、越人，启天人之秘也；是论(《伤寒论》)也，本之风暑湿寒，发之于三阳三阴。风寒暑湿者，天之四气也。三阳三阴者，人之所得乎天，周于身之六经也。”（方有执，第4-5页）“《本草》《灵》《素》，圣经也；《伤寒》《要略》，贤论也。贤论犹儒者之四书；圣经犹儒者本经。”（张志聪，第623页）。 ③典型说法如“《内经》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对中医学今后的提高与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张机，字仲景，是我国临床医学的伟大奠基人；仲景正是在比较全面的继承内、难经等基本理论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将医经、经方两家冶为一炉......才使临床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飞跃。”（王琦，第1、101、109页）。 ④以劳瑞德( Lloyd)与席文( Sivin)先生的说法为代表：“Chinese investigators had a very different set of fundamental concerns,not nature and the elements, but the tao, ch’i, yin-yang, and the five phases; What concepts, then, did the Chinese invent to describe the domain of experience outside the self, society, and the realm of the gods?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h’i, yin-yang, and the five phases supplies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answer as it applies to science and medicine. The notion of the body as microcosm gave medicine a focal role in the ch’i complex.”（第241、200页）。 ⑤ 范先生的怀疑可简要归纳为：第一，北宋前《伤寒论》没有旁注；第二，此书不分卷；第三，丹波元简父子与森立之等皆未提到此本；第四，此书可能为中西惟忠改编后版本；第五，此本文字校以赵本、坊本（大冢氏所校坊本似与赵本相同），诚多歧异，然大概无甚胜于赵本之处，至于《千金》、《外台》等书所引《伤寒论》更不相侔，则此本似亦从宋本出而非唐以前之原文也。不过范行准仍然强调说：“至云采用平脉辨脉证，明为叔和之语，而皆阐入序文，殊为怪舛，康平本作注文是也。其他吾人有所疑之处，此本大多析出为注文、旁注，怡然顺理，涣然冰释，此亦为吾中土医家所未为之业也。”（叶橘泉，序第2-4页） ⑥吉益东洞弟子述师教曰：“古疾医之道凌迟，阴阳五行之言兴，加之以神仙妄诞之说，牵强附会以论医事。夫阴阳五行之于医事也，譬之犹尘饭土羹可以戏而不可以食欤？...阴阳五行之妨医事，可谓一乱矣，是医之一变也。”（吉益东洞，序第1-2页） ⑦钱超尘先生已详列《证治总例》与孙思邈《千金要方》中的很多内容相同，遂认为孙思邈见过《治总例》，甚至认为“孙思邈称‘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其所见者，主要是《证治总例》，则《证治总例》成于江南诸师无疑。”(第191-195页）这里有两个逻辑困难：其一，既然《证治总例》传于江南诸师且极为重要，为何孙思邈晚年所成《千金翼方》中的《伤寒》反而无这些内容？其二，《证治总例》与《千金要方》相同的内容散见于《千金要方》中，如果《证治总例》真是孙思邈得自于江南诸师秘传，为何要将如此重要的内容打乱后零星分布于自己著作中？观此，则《证治总例》极有可能为后世人据《千金要方》创作而附会于宋本《金匮玉函经》。 ⑧本文在检索《伤寒论》及《金匮要略》原文时也参考了手机APP“伤寒论查询”，特向制作团队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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