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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陈寅恪、钱穆、邓广铭研究文化史，多以为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且以为近代学术多发端于宋人；严复宣称，宋人造就了近代史；赵铁寒断言，宋代三百年是近代文化史之根源。宋诗，是文化现象的表征，是一代文化的如实投影，当然也有这种承前启后的效应。吴小如《宋诗漫谈》称：宋诗继唐诗之后，它的特点只能是变；“总的说来，在唐诗以后，能在中国诗歌史上独树一帜的，只有宋诗；能有资格与唐诗相颉顽，基本上可以分庭抗礼的，也只有宋诗；对于后世，除了唐诗，能给予诗歌以重大影响的，还是只有宋诗。”更明确指出宋诗在诗歌史上居于仅次于唐诗的重要地位。宋代哲学思潮颇注意“变常观”，张载倡“化渐变著”，王安石言“新故相除”，程颐称“消长相因”，朱熹主张“渐化顿变”。一代思潮对于宋代诗学当有触发生成之作用。 唐诗抒情意境 方孝孺（1357～1402）称：“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浪与唐宋较优劣，有如痴儿侮厥母。”标榜风雅诗教，坚持源流通变之价值，方氏已肯定宋诗之地位。诗分唐宋，袁枚、钱钟书亦早有明言的确，诗国的花园应该姹紫嫣红，多彩多姿，不容定于一尊，而排除其余。先入为主，党同伐异，确实为论学之大忌。笔者以为，论宋诗之价值与地位，当以“新变自得”为准据，不当以“异同源流”定优劣。诗史上尊唐卑宋之风，起于南宋，盛于明，纷争于清，流播于近代。此风作俑于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之贵古贱今，尊崇李杜；至江湖诗派刘克庄、严羽，益变本加厉，标榜唐诗，抨击宋诗；下至明代前后七子论诗，先存一“唐样”于心中，持以观“宋调”，故讥之为“非诗”。 宋代诗人辛弃疾 历代尊唐诗抑宋诗者，大多预设立场：以源为正，以古为高；视流为变，今为卑。袁宏道（1568～1610）《雪涛阁集序》所谓：“今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黄宗羲（1610～1695）《张心友诗序》亦称：“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长；岂宜沟而出诸于外，若异域然？”皆可谓一语破的。宋元诗各有优长，唐宋诗亦各有优长；宋因唐而有法，犹唐因汉魏六朝而有法也。此《文心雕龙通变》所谓“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文学之新变代雄，莫不由于此。可见宗唐诗者，以唐诗为源为正，为古为高；相对地，视宋诗为流为变，为今为卑，毋宁是一种入主出奴、好恶因是之成见“诗文代变，文体屡迁”，既是一代文学成立之客观事实，以之权衡宋诗，在风神形貌上多不同于唐诗，对于追新求变，俨然有自觉之共识，宋人之诗话、笔记、文集多有提示与申说：东坡论诗，标榜“反常”、“奇趣”，犹论书法，所谓“变法出新意”。 宋代词人苏轼 释惠洪（1071～1128）论造语之工，在“尽古今之变”。陈师道推崇“因事以出奇，尽天下之变”，“乃善为文”。陈善（？～1149～1157～？）论定欧公、荆公及苏、黄诗文之价值，在能变文格，不能变诗格，诗格极于高古三个层面。《诗人玉屑》三条资料，强调诗家语贵在“变态”，变态则清新可喜；用事“破觚为圆，挫刚成柔”，则清新杰出。陈岩肖称山谷诗“清新奇峭，颇造前人未尝道处”。严羽称“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刘辰翁（1232～1297）谓“黄太史矫然特出新意，与李杜争能”，一言以蔽之，“追新求变”而已矣！《庚溪诗话》称宋诗足与唐诗相抗，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处”。王若虚（1174～1243）《滹南诗话》亦谓：“宋人之诗，虽大体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日自有妙处、曰有以自立，则视唐诗，隐然有“新变”之意在。 宋代诗人意境 林洪（？～1225～1264～？）《山家清事》论诗，拈出“理同体异”，此与朱子所倡“理一分殊”相通，谓学唐者不必如唐，学江西者不必如江西，不必以此律彼，“各精其所精”而已！此一真知灼见，出于唐宋诗争胜肇端之南宋，与陈岩肖说宋诗唐诗，谓“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处，不必相蹈袭”，有异曲同工之妙。唐诗宋诗，既“理同体异”，则就中国古典诗之长河而言，亦“理一分殊”而已！唐宋诗纷争愈演愈烈，尊唐宗宋往往师心自用，衍为宗派意气之争。明清以来，诗论家或以“变”、“奇”、“远”看待宋诗，此说十分通达可取，如袁宏道、袁中道、许学夷、吴之振、袁枚、方东树、钱仲联、程千帆八家，即是其中代表。《文心雕龙·通变》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宋人生于辉煌灿烂成就之唐诗之后，如何穷变通久，如何突破典范，“自成一家”，遂成为宋诗创作之首要课题。明人设身处地，曾探论宋诗新变之遭遇，与新变之成效。 宋诗以物抒情 袁宏道称：“法因于敝而成于过，宋因唐而有法。”袁中道指宋人：“为诗者处穷而必变之地，宁各自出手眼，各为机局。”许学夷（1563～1633）则谓宋诗“主变不主正，变幻无穷，凌跨一代”，“以论唐诗者论宋，正犹求《中庸》之言于释老，未可与语释老也”，亦从新变成家观点，肯定宋诗之地位。这些说法，出现在“唐宋诗之争”激烈的明代万历年间，公安袁氏昆仲反对前后七子之宗唐法唐，沦为“唐样”，于是提倡读宋诗、宗宋调。袁中道《花雪赋引》揭“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正可作“宋因唐而有法”，“变幻无穷，凌跨一代”之宋诗的新变诠释。宋人学唐诗，多所新变，多所自得，犹唐人学汉魏之新变自得然。宋诗之于唐诗，不过是各精其精、各得其得而已，论者不可执一以废其余。明代杨慎批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诗必盛唐”之复古成见，亦提出“人人有诗，代代有诗”之主张，其说与许学夷、袁宏道相互发明，与清代陈梓之论，先后辉映。 宋诗中的山水意境美 盖一代有一代之诗，所以能“自成一家”者，除了“参古定法”外，更要“望今制奇”，如此方能免于太似古人，堕入“剽袭滑熟”之恶道。杨慎提出“人人有诗，代代有诗”。袁宏道称：“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陈梓引申发挥，明确强调：“唐自成一代之诗，宋亦自成一代之诗。”其中自有优劣，不可一概而论，此说最平实可信。而宋所以能“自成一代之诗”者，其中有“新变”者在。虽然新异变态，并不即是优长，不必即是高明；然欲自成一代之诗，舍“新变”之外，却别无其他快捷方式。“唐宋诗之争”于清初，仍持续发展。宗宋派的吴之振、方东树，与折衷调和派的袁枚，不约而同，各从变化自得、求与人远，以及学唐变唐方面，推崇宋诗的价值。吴之振认为宋诗的价值与优长，在“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 唐代诗人雕像 黄庭坚作诗学韩愈，运古文之笔法入诗中，故方东树以为韩黄之“学古人，皆求与之远，故欲离而去之以自立”，标榜宋调之“远”字风格，离去自立之特色。袁枚论诗，折衷唐宋，强调变化，故提出“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乃不得不变也”之主张。要之，皆以新变唐诗、代雄唐诗，看待宋诗之价值与地位。当代学人钱仲联、程千帆二先生为《全宋诗》作序，论及宋诗之特色与价值，亦拈出“变”字以概括之。钱仲联先生论宋诗，认为：“宋源于唐，变态出而未有尽。”程千帆先生则将唐宋诗等量齐观，未加轩轻：“正（唐诗）之与变（宋诗），相反相成，道若循环。”可见诸家所论百虑一致，皆以“新”、“变”之难能可贵期许宋诗，以“新变”之自成一家推重宋诗，且以变唐、代唐肯定宋诗之地位与价值。回顾方东树论苏轼、黄庭坚诗之价值，推崇东坡诗“恒有远境，匪人所测”； 黄庭坚书法 称扬山谷诗“以惊创为奇，意、格、境、句、选字、隶事、音节着意与人远”；而抨击“求与古人似”、剽窃滑熟、凡、近、浅、俗之作。盖有鉴于明，学唐似唐，见讥为“唐样”，故以境远、意远、惊、创为可贵。然所谓远、惊、创，亦不过“求新求变”而已！所谓“一代有一代之诗”，着眼点在“新”风格之呈现；“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其关键处在标榜“变”，视为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新与变的追求与致力，正是宋人作诗评诗之重要焦点。故唐宋诗各有优劣，相对于唐诗，当以“新异”为优，“似同”为劣；自不可以“源流”定优劣清代叶燮《原诗·内篇上》，历考汉魏以来之诗，发现：“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宋诗固然为唐诗之流变，依“变能启盛”之原则，宋诗当然有他的地位与价值。 宋诗中的唯美意境 清代薛雪（1681～1763？）《一瓢诗话》所谓：“人之诗，犹物之鸣，莺鸣于春，蛩鸣于秋；必曰莺声佳可学，使四季万物皆作莺声；又日声佳当学，使四季万物皆作蛩声。是因人之偏嗜而使天地四时皆废，岂不大怪乎？”一花有一花之馨香，期望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相似的芬芳，几近无理苛求；一代有一代之诗，其理正同：宗唐派者，齐一诗风，遂规范宋诗之风格特质不离唐诗，何异削足适履，舍耘人？唐诗宋诗，各散芬芳，各作其鸣，各有自得，各成一家，岂可“因人之偏嗜”，而抑扬其间？林纾于清季虽抨击宋诗与江西诗派，论诗标榜性情境地，然称扬各雄一代之诗，反对“以我之格律齐一”天下宗派，其说与林洪、杨慎、许学夷、陈梓、薛雪异曲同工。依林纾之见，李杜、苏黄，各雄一代，不相沿袭，故皆能自成一家。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预设法式，不以我律人，具此胸襟气度论学、讨论问题，方能得其真解。 宋诗中的审美意境 诗者，性情之表现，各雄一代，不相沿袭，如此则各有成就，各自成家。清徐乾学所谓：“宋元人诗，风调气韵诚不及唐；而功深力厚，多所自得。”说亦平实可取。由此可知，唐诗宋诗、唐音宋调，非仅朝代之别，亦且性分之殊。明清以来，宗唐卑宋者，又“安能以我之格律齐一”天下之诗作乎？其理至明，无庸置疑。宋诗风格特色受宋文化影响，既不同于唐诗，就诗歌创作本质而言，为“相异而真”“新变代雄”，当然有它的文学史地位。
宋诗中的唯美意境 南宋以来，论诗者或尊崇唐诗，或宗尚宋诗，往往为左右袒，多所执著，又往往随兴抑扬轩轾，具宏观视野者，皆期期以为不可：袁枚于《随园诗话》以及《答施兰垞论诗书》高倡“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诗者，各人之性情”，已开钱钟书“诗分唐宋”之论述；成佐《艾香吟草·序》所谓“其人生于唐，未必其诗之尽唐；其人生于宋，未必其诗之尽宋”；钱钟书“诗分唐宋，亦本乎气质之殊，非仅出，于时代之判”，或得其启发。文学批评史家朱东润著论，亦从“世运代兴，文体递变”论定唐诗、宋诗之畛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宋诗中的山水田园生活 钱钟书《谈艺录》开宗明义即标榜“诗分唐宋”，其真知灼见与上列诸家同。至于引申发挥，批驳论证，自非诸家所可比，堪称集大成、有系统之作。其中精义，多可以片言折狱，如“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诗分唐宋，亦本乎气质之殊，非仅出于时代之判”，所谓唐音与宋调者，亦准此以断。案考中国历代诗歌，就风格特质言，钱先生所示，确为颠扑不破之论。诗歌既判分唐宋，故云：“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可见宋诗与唐诗一般，就诗风而言，已新变唐诗，自具本色当行之条件，与专尚仿真形似者，会当有别。所谓“能入能出”者，宋诗有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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