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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奥的学生曾这样地问鲁奥：如果把你和你的艺术追随者永远隔开，将你终身关在一个荒岛上，而你又知道你的艺术不再有任何人能见到，那你还画画吗？鲁奥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当然，我将继续画画，我需要和灵魂对话。 与灵魂对话 一位伟大艺术家心灵的自白 如一面镜子，能够照出我们每个正在从事所谓艺术创造的人的灵魂。如果我们是清醒的有自知之明的，那么我们几乎无法否认这个事实：在目前种种诸如商品化的冲击、人文环境的封闭倾向，以及传统势力的无孔不入等不利情况下，我们的艺术确实表露了一种停滞甚至倒退的迹象。显然，许多艺术家已经缴械投降了，或者屈从于商人的钱袋，或者回归传统的怀抱。他们太需要安宁，太需要保护，因此宁愿牺牲艺术上的创造和开拓，甘心与世俗同流合污。这是我们文化的悲哀，也是我们人格的缺陷。 一个知识分子，至少应该具备知识所赋予他的鉴别真伪和评判是非的能力。自然，对于艺术家来说，他的优势，他的长处，正是他在艺术上敢于反对任何成见，抵制一切俗流的独立意志。一个国家的艺术水平，取决于它拥有什么样的一批艺术家。如果我们没有一批——或者至少几个——像鲁奥这样的艺术家，我们的艺术还有没有希望？也许我片面地强调了一点。我所接触的艺术家中，没有一个不承认自己不是独立的有创造性的——尽管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基本上已经出卖了自己，这是问题的实质。 我们何以确定一个艺术家真正的独立性？ 在我看来，至少有三点。 其一，不为金钱而画。 现在很多艺术家宣称，商品社会的一切都是商品（艺术品也是商品），艺术家无法回避这个现实，因此无论是毕加索、凡·高，还是李可染、吴冠中，他们画的都是商品画。我敢说，这完全是一种荒谬的逻辑。艺术家的创造最终转变为商品，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但艺术家本身却与此无关。任何一个伟大艺术家的生活经历，都是一部执着追求、至死不渝的精神奋斗的历史。 一个天才会在平庸中倒下，而一个才能平平的人却会在崇高使命的支配下得以永恒。所以，当那些宣称艺术也是商品的人心安理得做他们的金钱梦时，上帝已经剥夺他们做一个艺术家的资格。鲁奥告诉我们：“我在自己的部分生活中成为一个囚犯，落入贫困的网络。但我没有偏离某种内心的界限，或出卖不可剥夺的灵魂自由，这是我仅有的财产，对此我信守不移。”在众多强加于我们自由之上的枷锁中，金钱的诱惑无疑是强烈的，因此，它也是伟大与否的分界线。 其二，不为名而画。 这是另一种境界，卡夫卡嘱咐他的朋友在他死后焚烧他的所有手稿，他是不愿让后人了解他的心灵轨迹吗？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我们可以从中判断这种做法的价值。在我们周围，为盛名所累，在艺术上过早衰退的事例举不胜举。为什么人们如此看重自己的名声，这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吗?而且大多数盛名不过是一时的溢美之辞罢了，实际上，一个艺术家越是重视别人对他的评价，重视自己在别人眼里的位置，他就越可能埋没在众口一辞的沙堆中。 真正的艺术家像一股洪水，他以雷霆万钧之力冲垮一切俗见。要么他如一只孤傲的雄鹰搏击长空，要么大家不得不屈从他跟随他。因为他从来只依据意志和信念的导引，名声对他来说——就如金钱，仅仅是一种包裹他的事业的外壳，以致迷惑那些永远不理解伟大之为何伟大的市侩。我们无需列举这方面的事例。历史提供给我们这样的昭示：唯有那些融生命到信仰中去的人，并且一以贯之磨砺生命创造力的人，才是人类的英雄。
激流勇进和激流勇退都是一种标志——标志着一个艺术家在某种时刻的独立精神。我常遇到一些人问我对于现代艺术的看法，我的回答与昆德拉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回答一样：反对媚俗。在中国，投入现代艺术运动的人，大多是一些毫无主见的跟随者。他们盲目照搬那些现成的模式，急于把自己打扮成时代的先锋，从他们的粗制滥造的作品那里可以看出，他们不过是一些喜欢赶时髦的不负责任的人。 如果说，传统卫道士们的做法的媚俗——屈从于一种传统思维和传统审美的势力，那么，许多现代艺术家的做法同样是媚俗——迎合一种赶时髦的瞎起哄的潮流。凡是媚俗都是错误。我只相信这一点：只有用尽毕生精力从事艰苦艺术创造的人，只有固执、顽强、具有英雄式耐性的人才可望建树丰功伟绩。而这些人，命运也许注定他们必须处在孤独的逆境中，在没有任何援助的环境中奋斗。可是我相信，这些人的内心并不孤独，远离潮流和人群，在上帝慈祥的目光下默默地闪发内在生命中最彻底、最强烈的自由之光，这是一种激情和意志的体验，也是强者最终的超越。 保持艺术创造力，首先必须保持艺术家的独立性。在老一辈艺术家中，林风眠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林风眠在他一生最艰难的年代(五六十年代)却画出了他最好的画，这在我看来是具有启发性的。林风眠在没人理解、不断横遭打击的情况下，而以充沛的精力发挥出创造性，在中国画创新方面作出典范性的突破。 但从70年代末开始，他的画几乎丧失尽了激性和活力，成为徒具表面形象的空壳。换句话说，从那时起，他不过是在重复自己以往的技巧和内容，他的艺术比他本人的死亡提早了十几年。这里，我需要声明一句，我并非推崇受苦甚至受虐，我反对传统文人某种变态的自虐心态。福楼拜和托尔斯泰比巴尔扎克和陀思妥也夫斯基活得舒适，但他们都是大师。问题不在外在的生活环境。 假如我把林风眠晚年在艺术上的衰退看作是年龄的因素，那我们怎么来看毕加索或鲁奥呢?从外表判断，林风眠的画始终是一致的，晚年也不存在变化的迹象，我是说他的内在精神上的萎顿。这一点恰恰是最根本和最关键的。不妨这样设想：人处于重轭下，精神的反抗反而坚定和长久，不参与环境的决心促使自己保全了独立性。而一旦卸去重负，处于软靡的包围之中，人很快就会放弃一贯的努力，即使他保持了以往的外表，内在独立性已经丧失。像林风眠这样的首屈一指的艺术家如此，更不要说其他二流、三流的画家了。
一个艺术家最困难的便是保持独立性。 现代商品社会，蝇营狗苟的利益时时发出魔鬼般的诱惑，艺术家时时面临意志的考验，恪守清贫仅仅是一种选择。我有一个朋友，激愤之下声称：他宁愿为自己的追求牺牲一切，甚至准备躲到深山老林去画自己要看的画。的确，他害怕自己的独立性一点一点被消蚀，所以他趁早隐退。这显然不是一种强健心智的表现。 我认为，艺术家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还必须认识，我们并非老庄的门徒，我们不是洁身自好的高人，我们鄙视消极的遁世。如果一个战胜了自己的欲望和功利目的的人，忘记了承担义务去战胜社会，那也是一个不足挂齿的人。独立与入世，这是现代艺术家天然的指责，也是他们的力量所在。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几个冒失的男孩儿受到帕尔特农神庙浮雕的诱惑而变成了冰块儿。其他人则拜倒在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面前，蜷缩着，如同被判下地狱的人一样，气喘吁吁，几乎连路都走不成了，也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还是回到我的老街区吧，我出生在那里的一个地窖。当时既有国内战争，又有对外战争。正因为此，我猜测，那些玩光影的朋友们后来说我是“黑暗与死亡的画家”，实际就是“令人厌恶的画家”的意思。在那动荡的日子里，只有他们还在追究到底有没有法兰西岛玫瑰。他们眯缝着眼睛，嗲声嗲气地让我也那么做，但必须加入他们。天哪！我可保证不了不会扰乱他们的队列。
他们没有因此意识到把“黑暗与死亡的画家”这顶桂冠加给予我是对我的恭维吗？他们这样做看似贬低我，实际上抬举了我，因为他们是将一个我自认为受用不起的荣誉角色给予了我。那可是一个许多前人费尽心机才使其享有盛名的角色呀。客观主义，主观主义。——自从来到这个世界，我便强烈地渴望着两样东西：一个是既看不到，也以我们残缺的手触摸不到的东西；另一个就是能够被明确分辨的东西。
从我开始画画那天起，我就在这种令我十分热爱的艺术中找到了一个轻松的生存理由，找到了一种视觉、听觉上的平衡，也找到了精神心灵上的平衡。有时候我做事可能做不到按部就班，但我在幼年发现的东西均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我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就像硫酸在铜板上留下腐蚀的痕迹。
我所居住的美丽城市巴黎的一个区。我在那里生活的时候，这个区还没有皈依基督教。小公共汽车爬坡还要靠马拉，速度之慢真到了难得的程度，当时市中心的坡路还都颠簸不平。从美丽城到蒙马特，我总是溜达着过去，无论白天黑夜，每每走得两腿站立不住。在这个老街区，与许多人一样，我默默地忍受着贫困。这种贫困会在全世界最美丽的姑娘脸上留下深深的刻痕，但却不一定能动摇每天处于抗争状态中的人们的勇气，也不能破坏人的好心情、不会妨碍鞋匠唱歌。
1939年，鲁奥在819幅作品中烧毁了其中的他觉得不满意的315幅作品！1917-1939期间，画家交给他的画商拉伏尔563幅油画、266幅木刻画、162幅铜版画，即1947年，这些作品的总价值相当于3亿法郎。与此同时，画家每年的平均收入是10万法郎，对此他表示满意，前后这些年的总收入为220万法郎。鲁奥87岁时辞世，也就是说，焚画之后的十年是他人生的最后岁月。1956年，也就是去世前的两年前，所有速写笔记、草图将被拍卖。鲁奥再次走入竞技场。他在《巴黎快报》上写道：画家们，雕塑家们，小心你们的试验作品，当心你们的装物箱子。如果你们已婚，那么每晚都要烧掉那些可能未经你们同意就被卖掉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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