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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是一家之言，同时也欢迎朋友们提供新观点，促进文学交流。 《儒林外史》特种邮票 《对待科举的不同态度：捍卫者与背弃者》 科举作为考试类型的一种，在运行过程中参与科举的应试者势必会出现成功与失败的两种情况。成功的绝大多数成为了清朝科举取士的捍卫者，失败的大多数成为了清朝科举取士的背弃者。前者通过科举取士的途径，改变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并开始为朝廷效力，更为家族带来了荣耀，因而对于科举荣身之路无比推崇，成功士人相互串联情谊，方便彼此交际，如《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其他的乡绅老爷都来恭维他，拉近之间的关系，以示科举情谊。 仪礼之拜年帖 除此书中大量出现记录时人拜访主人时总会先递交一本帖子，帖子上书写上与拜访主人的关系和姓名，大多是要往师门关系里拉近了写，就《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中提及“‘门年愚侄’帖子一事，就是因科举师门而不顾亲属联系了，使余大先生气得要紧”这也从侧面写出捍卫者依附于科举制度下的丑态与腐败，显示出清朝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和盛行的天地君亲师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在政治上就导致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从地方到中央大大小小的政治团体不胜枚举，严重影响了清朝的吏制建设，士人依附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利用各自职务的便利与人方便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范进正在集市上买鸡 后者在多次经历科举取士未果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似乎都难以得到满足和认可，同时还遭到了前者的群体性排斥，面对来自科举的不顺和社交的困难，他们开始怀疑自己与社会，思考为什么考不上，最后得出做文习书应看重文行出处而不是功名富贵，因人而异地开始了对封建科举取士制度的揭露与思考。 贡院放榜场景 因人生轨迹的迥异，这两个群体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别，彼此视其为不入流。但两者几乎都具有同一共通点：参加过科举考试。他们都为自说，或是宣传科举的荣耀，或是揭露科举的丑态，因为科举产生的阶级差异，他们的说教和思想影响各异，但同作为科举的参试者，对于我们认知科举，都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反馈作用。 吴敬梓好友程晋文 如吴敬梓29岁参加会试不中,开始产生“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疑问；进而“独嫉时文人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没有具体的科考经历就不可能对清朝科举取士具有很高的认识，吴敬梓之所以能写出《儒林外史》，除开他丰富的文学积淀，更有来自于他长期不断的社会实践与观察。在当时以科举为荣的时期，他选择了背弃者的形象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曾有两次重大的事件：一是毁家移居，一是辞避征辟［1］。古人安土重迁，何况是离开祖辈居住的全椒老宅；据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安徽巡抚赵公国麟，闻其名，招之试，才之，以博学鸿词荐，竟不赴廷试。”这两件事情都是吴敬梓本人主动完成的，没有影响其思考判断的强迫与被动，对于他们的记载也在《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形象中得到了展示，吴敬梓在经历过理性的思考后，做出的举动，体现出他与封建科举取士的彻底断绝，以及对自己精神世界向往和追求，鲜明地突出了他作为当时社会的背弃者形象。 全椒风貌 就是因为这样异于当时常人的做法，导致招来捍卫者的攻击，外界的传言，家族的排挤，以及在吴敬梓家乡全椒更是“乡里传为弟子戒”。可以说“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2］ 集中体现了吴敬梓世界观的矛盾与复杂，但是在当时颜李学派脚为进步的思潮影响下,他又进一步的开始了对科举的思考与反省，最终从崇尚举业的传统社会风尚中挣脱出来并转向文学艺术方面的追求。 文章注释： ［1］何满子作《吴敬梓是对时代和他自己的战胜者》，1981年，为纪念吴敬梓诞生二百八十周年作。 ［2］鲁迅编《中国小说史略》，第204-210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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