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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认为人的一切行为能影响到天，这是人类文明早期阶段对天人感应的普遍认识，所有的禁忌、祭祀、祈雨等活动都是根植于这一认识之上的，但早期认识中“人影响天”的观念中还摆脱不了“神的干预”的观念的影响。先秦时代对异常天象的认识正是如此。《史记·宋微子世家》记宋景公时一次荧惑守心，文曰: “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优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脸。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舍。”从秦汉的记载看，此事在当时广为流传，反映了当时对人能感天的普遍信仰。但对人如何感天这一问题仍是以“天高听卑”来解释，天又具有一定的神性。 汉代的天人感应论者抛弃了“神的干预”这一观念，用阴阳、五行、元气等理论来联系天人，经汉武帝时的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加工整理，天人感应说成了一套系统化的理论。 天人感应说的基本论点是“同类相动”，“气同则会”，“阴阳之气固可以类相益损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应之而起，其道一也。”这与先秦的天人感应思想有了本质的差别。 天人感应说解释异常天象的基本思想是:“精诚感于内，形气动于天，则景星见，黄龙下，……逆天暴物，则日月薄蚀，五星失行，……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蜕见，万物有以相联，精浸有以相荡也。” “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天变见于星气日蚀，地变见于奇物震动。所以然者，阳用其精，阴用其形。” 日食是天人感应说最重视的异常天象，因为“日者阳之主也”、“人君之表”，日食是阴盛阳微的表现。 就在天人感应说盛行之际，对日食的直接成因的认识达到了一次飞跃，这就是认识到了：“日蚀者，月往蔽之。”奇妙的是，这一认识的飞跃不但没有削弱天人感应说，反而为夭人感应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因为至此，日食是众阴之宗的月亮遮挡了众阳之宗的太阳被认清，使天人感应说用臣蔽主、后党态横等所谓阴乘阳来解释日食就更加合乎逻辑了。 难怪刘向在“日蚀者，月往蔽之”之后紧接着就说“君臣反，不以道，故蚀。”天人感应说认为月食是阴失其位或刑罚不当所致，董仲舒说“臣行刑罚，执法不得其中，怨气盛并滥及良善则月蚀。 在日月食的规律被掌握之后，天人感应说解释日月食出现了理论困难，但后世儒生是不会轻易抛弃前儒旧说的，如唐宪宗时李吉甫答宪宗日食之问时，先讲了日月运行规律，然后说日食“虽自然常数可以推步，然日为阳精，‘人君之象，若君行有缓有急，即日为之迟速，稍逾常度，为月所掩，即阴浸于阳。亦犹人君行或失中，应感所致。”这段话对天人感应思想表述得很含混，他自己也一定发现了前后的矛盾。 天人感应说认为彗星是阴阳不调、恶气所生。 刘向说:“学星者，非李星，恶气之所生也。”天人感应说对流星和陨星的解释一般是依其所象在人事中找原因。 如西汉谷永曾在一则奏对中说:“王者失道，纲纪废顿，下将叛上，故星叛天。”天人感应说解释所谓五星失行有阴阳式和五行式两种类型，阴阳式认为是人臣谋乱所致，董仲舒说:“五星失行度者，臣非其人，贤不肖并立，臣乱于下，则星错于上。”五行式的解释则把五星、五行、五事相对应，“仁亏貌失，逆春令，伤木气，则罚见岁星。……礼亏视失，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 “仁义礼智，以信为主，貌言视听，以心为正，故四星皆失，填乃为之动。” “义亏言失，逆秋令，伤金气，罚见太白。” “智亏听失，逆冬令，伤水气，罚见辰星。” 天人感应说解释其它异常天象也是按照这一基本模式。 用天人感应说解释异常天象一直延续到清代，因为如果要把异常天象的产生归因于人事而又不借助于有意志的天或神的干预，就只有利用天人感应说了。正如王充所分析的:“论灾异者已疑于天用灾异谴告人矣，更说曰灾异之至殆人君以政动天，天动气以应之。”以后历代大臣的异常天象奏对中都经常用天人感应说对异常天象作一番公式化的解释。 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俱以灾异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广德归，县（悬挂）其安车，以传示子孙为荣。（集体辞职，亦是三公担责天灾，急流勇退，暗藏危机。） 帝之为太子也，从太中大夫孔霸受《尚书》。及即位，赐霸爵关内侯，号褒成君，给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屡缺，上辄欲用霸；霸让位，自陈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淡泊名利，不愿出世为头，以致太子也无太大作为。现在很多人德才不备，却想升官，日日幽思，胡乱作为。） 戊子，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汉族古乐曲。产生于约公元前23世纪舜时代乐舞。后来又先后被称作《箫韶》、《大韶》、《九招》、《九辩》、《九歌》等。）九成，凤皇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天人感应无科学道理，也许人尚未懂得。）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公文交到未央宫。），人满北军（类似秦城监狱。），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诉，转相是非；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旁观者清，看出端倪。）初元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皇上辩贤愚易，辩忠奸难。任何时候都有左中右，并非总是好坏分明。）《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宰相、御史）奏佞诌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拨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xī訿zǐ々（叽叽喳喳），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有四个部落不服从领导，舜就惩治了这四个部族的首领：流共工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这叫做四放。），孔子有两观之诛（鲁定公十四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上任后七日就把少正卯杀死在两观的东观之下，暴尸三日。少正卯也是一位私学的兴办者，孔子的学生往往离开孔子的课堂而去听少正卯讲课，只有颜回没去。孔子认为少正卯有五种罪，就把他杀了），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览《否》、《泰》之卦，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方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yín,kěn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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