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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经就这个问题请教过老子，老子教训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你所提倡的东西早已过时，你又何必费劲巴力地去这样做呢。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坐着车，出去干大事，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随大流罢了。  孔子问道老子（汉砖画像） 老子说的孔子不知道理解了没有，但是照着山东汉子的耿直性格，孔子仍然是一条道走到了黑，反正到死都郁郁不得志。 对于功名，孔子和老子，一个苦求不得，一个避之不及，不过让两人都意想不到的是，曾经参与“造神”游戏的他们，五百年后，竟被后人变成了“神”，一个成了“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一个成了“太上玄元皇帝”。 老子是不信“神”的，在他的哲学体系中，“道”是核心，是根本。如果说他参与了“造神”，那么他造的“神”就是——道。 孔子继承了周文化，“天”是孔子心中的至高神。对于世俗所信仰的鬼神，孔子的态度一向很暧昧——明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又不能说出来。因此，无论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还是“敬鬼神而远之”，透过字面的意思我们能够明明白白地感受到孔子的无奈。 春秋战国以降，随着对自然世界认识水平的进一步加深，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一些原本在人们思想中认为是属于神鬼专利的东西，也被拥有知识的人群逐渐掌握。为了能够从理论上进行阐释，人们发明了各种学说，阴阳五行就是其中最流行的一种。
阴阳五行的源头不明，向上可以追溯到殷商文化，因为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甲骨文中虽然没有阴阳五行，但是已经有完整的六十甲子表。关于阴阳五行的起源，可以参见阿伟哥以前的文章）。到了战国时代，齐国人邹衍以“阴阳主运”和“五德终始”学说在诸侯间声名大噪，可以说是这套东西的祖师爷。 《论衡》中写到：“燕有寒谷，不生五毂，邹衍吹律，寒谷可种。燕人种黍其中。号曰黍谷。”不用祈求鬼神，通过律管吹律就可以改变自然界的气候，原本属于鬼神专利的技能，竟然可以为人所掌握，可以想见，这套东西的一经面世，对于人们产生的震撼和冲击，其意义不亚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给物理学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阴阳五行到底是不是迷信，一直到现在还有争议，不过反正阿伟哥知道，中国人的科学技术水平曾经领跑世界两千年，而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中医学一直到现在还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些曾经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如果没有一种曾经领先世界的哲学理论和思维方法作为指导的话，是不可想象的。 不知道是因为学习这套东西需要天赋异禀，还是邹衍保守，他的本事没有流传下来，反而引出了一批打着他旗号的跟风造假者（邹衍以《阴阳》、《主运》显於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史记.封禅书》）。所谓“传其术不能通”，也就是说空有理论，不能再复制邹衍的神奇了。 打动汉武帝的肯定也不是求雨这种小把戏，而是新儒学的核心理论——“君权神授”——君王的权利是由上天所授予的，这就赋予了皇权统治充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设神道以服众”，这是周公旦造神游戏的老路子，但是经过“阴阳五行”这种时髦理论的加持，较之前者，董氏新儒学的内涵有了很大不同。 “天人感应”理论肇源于春秋战国，经过汉儒的改造升级，更加趋于严密化和系统化，在天人的关系上，也赋予了人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天地大人身，人身小天地”，人的肢体、器官、功能，甚至思想情绪语言都是和上天彼此对应，相互感应的。无论君王还是庶民，人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会与天产生互动，引起天的相应变化，只不过由于君王是人类社会的中心，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与天的变化更是息息相关。 也正因如此，自然界的各种异常变化，就和君王的德行好坏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通过“阴阳灾异”的观察分析，就可以对君王的执政成绩进行一个“客观”的考核。君权神授，君权同样可以被神剥夺，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德行”。更关键的是，有没有德行，不是皇帝自己说了算，是由人世间发生的各种“阴阳灾异”所表征的。而对于“灾异”解读的权利，则下放到了儒生手里。拥有了这种权利，从理论上讲，则拥有了对王权的限制和制约的能力。这也是汉代儒生如同着了魔一般，热衷于谈论“灾异”的根本原因。 汉武帝毕竟是毛主席称赞过的少数几个帝王，还是很聪明睿智的。他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董氏新儒学逐渐成为“国教”，看重的正是新儒学对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作用。而对于这把双刃剑的厉害之处，他也心知肚明，在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之后，汉武帝秉承对这些“造神”大师不可不用，也不可大用的原则，让董仲舒离开权力中心，当了名为“江部相”的一个地方官员。 对于儒生利用“灾异”来议论朝政和皇帝的行为，汉武帝也是有忍耐限度的。董仲舒曾写过《灾异之记》，对辽东高庙之灾说三道四，议短论长，结果让主父偃参了一本，汉武帝大为光火，一道圣旨下来，董仲舒马上被扒去朝服，摘掉官帽，就要问罪开斩。幸亏多人说情，汉武帝这才回心转意，暂且寄下董仲舒颈上的人头。董仲舒跌跌撞撞出了死牢，也学乖了不少，知道在鸟笼子里什么是可以说的做的，什么又是千万不能触动的，从此不再拿性命去和天子开玩笑，“遂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 阴阳五行是个筐，啥都可以往里装。在这个框架下，汉儒开始了自己的造“神”运动。  一个大多数现代人都不知道的事实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所谓上古神话，其实大部分都是汉儒创作——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伏羲女娲创造人类，再到三皇五帝治世——汉儒们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结合流传于各地的民间传说，系统性地再造了一个有规则有秩序的神的世界。 在中国人的神的世界里，有的时候很难分得清楚你顶礼膜拜的到底是人还是神。因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来说，神鬼都是由死去人变化而成，而神鬼的区别在于一个下地，一个上天。神有特殊能力或品质的人死去变化而成，所以古人有“聪明正直，死而为神”的说法，而且由于死去的人不断地增加，神的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关羽、岳飞、秦琼、尉迟恭、包拯等等，都有幸加入了“神”的大军，而封神也不再是姜子牙的专利，皇帝做为“天子”，也有了册封的权利，到了后来，这种权利甚至下放到基层，只要是造福一方，受人敬仰的人物，死后受到香火供奉，日久也能成神。只是这种属于没有正式编制，不被官方所承认，只能算作“地方干部”。  手握方向盘的车神成了受人膜拜的对象，说明国人造神理念的与时俱进。 汉儒通过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重塑了华夏先民的精神世界，从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共同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汉。儒学则通过对传统儒学和流行科学的结合和扬弃，重新获得了新生，并作为“国教”融进了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获得超乎寻常的稳定性，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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