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儒家进阶之路——王莽揭秘(三)

前篇：

西汉外戚崛起逻辑——王莽揭秘(一)

汉初诸子百家学派思想之变迁——王莽揭秘（二）

六、儒学内部派别与今古之争

• 诸子百家内部派别

上文我们说到诸子百家，其内部本身也有派别。

如道家分老庄派(自然为本，天性为尊)、黄老派(身国同治，两相自然)、杨朱派(全生避害、为我贵己)，其中黄老派更成为汉初的官方指导思想。

法家本身有法治派(卫鞅，惟法是从)、术治派(申不害，整顿吏治)、势治派(慎到，君权至上)。汉初诸子百家学派思想之变迁——王莽揭秘（二）中百家争鸣影视片段里有介绍。

至于儒家和墨家，韩非子曾在书中详细介绍，如下：

世之显学，儒、墨也。
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韩非子·显学》

墨家三派，分别为相里氏为秦墨(科技研究，经世致用)，相扶氏为齐墨(学术辩论，游历传播)，邓陵氏为楚墨(侠客身份，行侠仗义)。

儒家在孔子去世之后，分成八个派别。其中孟氏(孟子)和孙氏(荀子，又名孙卿)派别影响较大。史料记载如下：

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汉书·儒林传》

意思是在战国百家争鸣的时候，儒家遇到严重的竞争危机，但齐鲁之间的学者仍然有传承。在齐威王和齐宣王时期，孟子与荀子相继而起，上承圣人之学，进行发展创新，成就显著。

荀子和孟子的思想区别不是本文讨论对象，后世熟知两人的一个区别就是“性善”和“性恶”说，子思、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而荀子提出“人性本恶”。

• 汉初儒家两大派别

儒学在传承过程中，其内部也在分化，到了汉初，儒学已有齐学和鲁学之分。

鲁国是儒学的发祥地(孔子是鲁国人，《春秋》就是鲁国的史书)，儒学在鲁地的传播从文化传播方式上讲是“区内传播”，因此“鲁学”贴近儒学传统；而“齐学”是儒学传人齐地后产生的一种地域变体，属于文化传播方式上的“跨区传播”。

齐学崇尚权变，鲁学则相对传统。鲁学的主体思想是儒学，也兼有墨家。齐学以儒学为主，兼有道法家、兵家、阴阳五行学说等思想，而以稷下学为代表。上一篇我们提到给刘邦制定礼仪的叔孙通就是齐学代表人物，而战国时期的孟子则是鲁学代表人物。

齐儒学的代表作《公羊传》、《齐诗》、《齐论》都是在西汉初年完成的。它们的完成标志着“齐学”的形成。鲁儒学以《谷梁传》、《鲁诗》、《鲁论》为经典作品，这三部作品也都是在西汉初年完成的。

(我们读书时学习过《左传》，为史官左丘明所写，又名《春秋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一样，都是解释《春秋》的传记，三者之区分有言曰“其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

有了以上的儒家背景介绍后，我们可以研究儒家进阶的具体路径了。

(儒家内部还有今古之争，我们后续再介绍。)

七、儒家进阶之路

• 西汉的政权合法性质疑

汉景帝时，有大臣提出疑问：

“商汤灭夏，武王伐纣，这一类历史事件是什么性质？”

儒学经师辕固生认为是正义革命；尊崇黄老法家之术的黄生认为是犯上作乱。两人争执不下，辕固生釜底抽薪，如果这类是犯上作乱，那么高帝斩白蛇起义，诛秦称帝又该怎么评判呢？黄生顿时哑口无言。

景帝敏锐地感觉到此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禁止以后讨论该类问题。这个问题严重在哪里呢？就是戳破了西汉政权合法性的窗户纸。

西汉推翻了秦朝，却几乎照搬使用秦制，秦以法家治天下，虽然汉初高层主观上易之以“黄老之术”，但执行起来还是法家。对天下人来说，改朝换代只是换了一层外皮，怎么能具备深层次的合法性呢？

喜欢黄老之术的窦太后，闻言召见辕固生，询问对于黄老之学的看法，辕固生说“此家人言耳”，意为是给仆人家奴看的，非经世治国之学。窦太后大怒，让他与野猪搏斗，结果辕固生赢了，窦太后无奈作罢。

但窦太后对儒家的防范一直未减。

• 汉武帝第一次问政儒家

汉武帝即位之初，策免了先帝旧臣，令魏其侯窦婴出任丞相，武安侯田蚡出任太尉，由鲁学大师申培公的弟子赵绾出任御史大夫。

西汉外戚崛起逻辑——王莽揭秘(一)中我们介绍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其中窦婴和田蚡还是外戚身份。这三位外朝实权人物由于出身缘故均支持儒学。另外，九卿之一的郎中令也由申培公的另一名弟子王臧担任。

新皇帝的第一道改革政令，把举贤良设定为儒生入仕的专属渠道。理由是“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不久，各郡国新举的贤良陆续抵达长安，皇帝亲自对策。

此时在贤良里有一位后面很重要的人物——公孙弘，公孙弘的老师是著名的《春秋》学名儒齐人胡毋生，胡毋生汉景帝时期曾担任博士，他有一位同事在历史书上更有名，就是董仲舒。

董仲舒和公孙弘是影响西汉儒学的关键人物，我们先初步认识一下他们。董仲舒在儒学辈分比公孙弘高，但公孙弘却比董仲舒大了约二十岁(公孙弘四十岁才开始习儒学，举贤良时，他已经六十岁了)。上面我们说过儒家的内部派别，两人均属于齐学派。

不过董仲舒和公孙弘现在还看不到什么前途，因为现在受宠的是鲁学派。上面我们提到的申培公、赵绾、王臧等属于鲁学。鲁学和齐学彼此的师法传承并不相同，齐学推阴阳说灾异，究天人感应，其学说比鲁学要激进和夸张，而鲁学以严谨敦厚著称。

汉武帝将已至耄耋之年的申培公请到长安，询问“治乱”之事。

申培公久离长安，昧于时局，没有理解这位少年皇帝的意图，出于谨慎，他答道：

“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简言之就是“少说多做”。这自然不能让汉武帝满意。

虽然申培公的奏对没有让汉武帝满意，但整体上来看，在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的运作下，儒学的势头还算突飞猛进，朝廷甚至筹划修建明堂，制定巡狩、封禅、服色制度。

但是第二年十月岁首，已经是太皇太后的窦太后来到未央宫，向刘彻举证赵绾、王臧有贪赃枉法之事。(汉室的太后轻易不到未央宫，到就是干预大事，甚至临朝称制。)

刘彻还年轻，迫于无奈只得诏令查办。同日，丞相魏其侯窦婴、太尉武安侯田蚡皆被免职，明堂停止修建，申培公罢免驱逐。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下大理议罪，双双自杀。

汉武帝第一次改革只持续了四个月就失败了。为何汉武帝不救昔日宠臣赵绾和王臧呢？揣测刘彻内心，可能与申培公师生令他失望有关，这批鲁学的儒生虽然自诩得到孔子真传，但并不符合他的理想。

儒家在汉武帝时期的第一次重要亮相，由于鲁学没有令汉武帝满意而失败了。鲁学没有成功，那么齐学呢？

• 汉武帝第二次问政儒家

赵绾等人虽然倒台，但他们提出的“举贤良”制度仍然存在，几年后，汉武帝还增设了“五经博士”(六经中《乐经》已经失传)这个职位，说明皇帝并没有忘记儒学。

博士品秩不高，也没有什么权力，但作为皇家顾问团，经常被皇帝召见询问国家大事。董仲舒当上五经博士的第二年，二月辽东郡高皇帝的宗庙起火，四月高皇帝长陵陵园的寝殿又起火。汉武帝十分惊惧，诏令董仲舒奏对。

本来董仲舒的草稿中写“阳失节，火灾出”，这个“阳”指的就是汉武帝。不过最后董仲舒还是怂了，他考虑再三，不敢写皇帝失节，而是把笔墨花在解释为什么火灾会发生在高皇帝庙这个地点上，以及怎么消除灾异。

所以当汉武帝展开董仲舒呈上的简册时，看到的是：

“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

意思就是外有不法的诸侯王，内有不安分的近臣，必须将其诛杀。汉武帝忽然发现儒学竟然还有如此肃杀的一面，与当年申培公那句“少说话，多做事”好像不是一回事。

没过多久，窦太后崩殂。汉武帝罢免原来的丞相和御史大夫，外戚武安侯田蚡拜相。同年汉武帝下诏举行贤良对策，仍旧问询“治乱”之事。

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
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
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缪而失其统与？
...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
朕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汉书·董仲舒传》

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业，上参尧舜，下配三王？

《汉书·武帝纪》

董仲舒所作的对策就是大名鼎鼎的《天人三策》，其主要政见有：

1.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2. 推明孔子，抑黜百家；
3. 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
4. 建立太学，拔擢人才。

第一点，“君权神授”解决了统治合法性的问题，衍伸出来的问题是“天人感应”，君主做的好，上天会有吉兆；君主做的不好，上天会示警，从而在君主专制的同时制约皇权；

第二点，天意的解释权归儒家所有，儒家有一套秩序体系，如“三纲五常”(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为仁义礼智信)，可以维持统治稳定，其他思想可以传播，但不能入仕；

第三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思想上的统一，最终为了政治上统一；

第四点，官方培养儒学人才，为统治服务，同时散布儒家道德礼仪，教化万民。

其中有一句“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便是“罢黜百家”的最初由来。

(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并没有亲口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罢黜百家”是东汉班固总结的，“独尊儒术”也是后人总结的。汉武帝刘彻在执行过程中，并没有独尊儒术，而是各种思想流派均拔擢人才，不拘一格。)

《天人三策》在后世看来很精彩，但并没有在奏对中拿到第一名。

拿第一的是谁呢？就是上文我们提到的，四十岁才开始习儒术，第一次举贤良后出使匈奴，回来被汉武帝赶回老家，现在已经快到古稀之年的公孙弘。

公孙弘的对策比董仲舒要更务实，他首先提出“治民八本”：

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
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
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然后拐到了刑名之术，落脚在“赏罚分明”上，也就是法家推崇的“法”：

故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故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又提出“治本四要”，也就是“仁、义、礼、术”，落脚在法家推崇的“术”上：

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
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於上，谓之术：
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
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於上，官乱於下。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再加上君权天然具有的“势”，用儒家的道理来论证出“法、术、势”的必要性和互相联系，相当于在法家外面套一层儒家的外壳，这不就是汉家统治者最喜欢的“外儒内法”吗？

汉武帝龙颜大悦，拔擢公孙弘为太常博士，留在身边，没过多久升迁为左内史，而董仲舒则被发配到江都，给江都国当国相了。

• 三个男人一台戏

汉武帝在举贤良发掘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同时，也由外戚卫青的推荐，得到主父偃等人才，主父偃打动汉武帝的是其纵横家思想。

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三个人，影响汉武帝的方式不同：

1.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推说阴阳灾异，以儒学平决政事；
2. 主父偃则是纵横家术，用“推恩令”奠定地位；
3. 公孙弘位于他们两人中间，以儒学修饰刑名之术。

董仲舒本来远在江都，不过没过多久，江都王上书请求兵权，要北上打匈奴。汉武帝当然不会将军权交到诸侯王手上，于是没有答应，顺便把江都国相董仲舒召回长安，降职为中大夫。

回到长安的董仲舒，发现公孙弘有点像汉初的叔孙通，以儒学媚上，缺乏刚毅之气。即使与同僚商量好的对策，如果发现汉武帝不悦就会改口，以至于当时的名臣汲黯向皇帝说公孙弘“不忠”。

公孙弘不亏是齐学代表，擅长机变，说出名言“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精明无比的汉武帝对此非常满意，以后旁人越是诋毁公孙弘，他反倒越是欣赏。

由于天人感应的关系，董仲舒回到长安后，经常被汉武帝召见询问天象异兆，主父偃便把董仲舒当成潜在的对手，另外的原因是，主父偃担心同样出自儒家齐学的董仲舒和公孙弘结成同盟。

主父偃寻找到一个机会，找到当年董仲舒写的“阳失节，火灾出”简册，向汉武帝告状。武帝不悦，几天后将董仲舒下狱，后来不知为何，董仲舒又被释放，可能背后有公孙弘的努力。

公孙弘发现主父偃是个威胁，眼前正好出现一个机会。

主父偃前往齐国任国相，他手中握有大量齐王淫秽失节的证据，他想在齐国掀起大案，这很可能是汉武帝的授意。但是，当他得知公孙弘被封为御史大夫时，主父偃感受到压力，不得已与齐王摊牌。

没想到齐王竟然自杀了，这意味着案件没有审判就结束，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主父偃准备会长安向汉武帝解释，但是流言蜚语更快，他刚进函谷关就被捉拿。刘彻觉得主父偃有才干，想留他一条命，不过此时，公孙弘发话了：

“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

意思是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齐国被撤销成为汉朝的郡。皇上富有四海，如果为了得到齐国的土地，不惜派主父偃逼迫亲人自杀，显得皇帝冷酷无情。为了避免天下人在背后骂皇帝，只有杀了主父偃，才能告诉天下人，皇帝本意并非如此。

刘彻认为公孙弘说的有道理，下诏“主父偃族诛”。他甚至不满足于只杀掉主父偃，帝王心术可见一斑。

• 公孙弘拜相改制

主父偃死后没多久，公孙弘拜相，打破“拜相者必封侯”的惯例，公孙弘作为一介儒生成为大汉丞相，这还是首次。

公孙弘接下来做了两件事，显示齐学“权变”的传统：

1. 组织一次儒家内部齐学和鲁学的辩论，齐学代表为董仲舒，鲁学代表为瑕丘江公(瑕丘人，姓江，名不详)，力推董仲舒的齐学更胜一筹，使得齐学在汉廷的地位更加巩固；
2. 公孙弘又举荐董仲舒担任胶西王的国相，使其远离政治中心长安，更远离皇帝，使得自己可以专宠御前。

胶西王为汉武帝刘彻之兄，这些年给他当相国的人总是被他用各种理由整治，甚至莫名其妙死亡，公孙弘这一手，先利用董仲舒为齐学正名，然后又为董仲舒布下“杀局”，站在公孙弘的立场，手段可谓神妙。

董仲舒自然明白，到胶西之后给公孙弘写了一封信，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愿君侯大开萧相国求贤之路，广选举之门

...

仲舒愚陋，经术浅薄，所识褊陋，不能赞扬万分，君侯所弃捐

...

仲舒叩头死罪，谨奉《春秋》署置术，再拜君侯足下

《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

文中承认错误，并隐约指出自己也是儒门中人。公孙弘看到之后很高兴，一代儒宗董仲舒既然认输了，就采纳他的建议，打开求贤之门，让儒家弟子垄断仕途，这也是公孙弘的想法。

于是公孙弘推动汉武帝刘彻下诏：

1. 以儒家原则建立中央太学；
2. 为博士配置弟子五十人，由太常选拔，相当于“公费研究生”，毕业后经过考核进官府任职；
3. 发掘现任地方官中的儒学人才，予以提拔。

这几乎重建了汉朝的官员选拔体系，保证儒生源源不断补充到中央和地方的中低级官吏行列。随着他们日后升迁，汉代朝野中，儒家话语权会越来越大。

这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理想，却在公孙弘手中初步实现。

公孙弘穷尽后半生，就是给儒生铺就了一条仕途，从而与外戚、功勋在官场上分庭抗礼。这样一项看似简单的事情，也必须由公孙弘这个既懂儒学还能取得皇帝信任，同时对待政敌心狠手辣的人才能完成。

董仲舒一生参与的政治，只是为帝国的法律事务做顾问。不过他身为一代儒宗，那些天人感应、灾异论解，都深深融入公羊学说(齐学)里，为汉朝后来的儒生们打下坚实基础。

注：

本文前半部分介绍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的内部派别。汉武帝时初始鲁学为显学，但是并不受汉武帝喜欢，加上窦太后坚信黄老之术，所以儒家在汉武帝时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窦太后去世之后，董仲舒和公孙弘把握住机会。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但他在政治上的稚嫩导致没法亲手完成。

公孙弘虽然如汉初叔孙通一般媚上，私德有亏，甚至通过狠辣政治斗争，除掉政敌主父偃，种种作为颇有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为西汉的儒者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儒家逐步进阶为显学。

后世的王莽，刘歆等人，便是在这样儒学日渐昌盛的环境下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