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优质投稿】《统编本教材如此表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值得商榷》

新用户56909953 20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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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编本教材描述汉武帝在思想上巩固大一统王朝的措施时，如此叙述：“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家学说立为正统思想，……以儒家的《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作为教材，培养统治阶级需要的儒学人才，儒学也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这一说法严重偏离了历史事实，是一直以来深信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传统认识，早已经被史学界所抛弃。

关键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

汉武帝“独尊儒术”不是出自董仲舒的建议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刚登基继位之初，就罢免了丞相卫绾，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建元初年把持朝政掌握实权的仍然是信仰“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田蚡作为新贵官僚的代表，企图从以窦太后为首的旧贵族手中夺回权力。田蚡认为取代“黄老之学”便是第一步，于是开始在思想领域与“黄老之学”作斗争。百家学说之中，法家由于亡秦的影响，不能用于政治斗争，田蚡认为儒学是可以和“黄老思想”针锋相对的，田蚡向汉武帝推荐了赵绾、王臧两位儒生，《史记·魏其武安列传》载：“（田蚡、窦婴）推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在田蚡等人的指使下，赵绾、王臧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儒学独尊运动。

赵绾、王臧先是将其老师儒学大师申公邀请到长安，以彰显儒学的久盛不衰；其次就是“立明堂”，以此弘扬儒学，“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为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将儒学变成直指窦太后的思想武器，“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于东宫，窦太后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经过窦太后罗织罪名，逼迫汉武帝将赵绾、王臧下狱，汉武帝被迫向窦太后屈服，将田蚡、窦婴免官，这一次儒学独尊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其本质是新贵族高举儒学的旗号向旧贵族发起的一场残酷的夺权斗争。

因此，并不是因为董仲舒的建议，汉武帝才“独尊儒术”的，“独尊儒术”是汉武初年的一场政治斗争，他要剔除“黄老学说”的影响，以求达到自己的皇权专制，而发起“独尊儒术”是当时的新贵族田蚡，他向以窦太后为首信仰“黄老学说”的旧贵族发起的政治进攻，在建元年间“独尊儒术”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出现董仲舒的身影，直到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亲自掌握政权，为了从思想领域去除窦太后的影响，汉武帝决定以儒学代替“黄老学说”，并不是因为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才推崇儒学。

统编本教材认为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一直是受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影响。司马光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捏造了董仲舒在建元元年上《天人三策》的历史，《资治通鉴》建元元年卷记载了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内容：“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并不是在建元元年（前140年）。《天人三策》载：“今陛下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宜”。西汉收服夜郎是在平定西南夷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使略定西南夷”，在司马相如的出使，元光六年（前129年）为唐蒙打开了始通夜郎的道路，因此董仲舒作《天人三策》是在元光五年之后。

所以，“单独的阅读《资治通鉴》，很容易对汉武帝一朝作出错误的判断”，《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是“三国以后至隋的史料价值胜于战国两汉，唐五代的史料价值又胜于三国以后至隋的一段”

统编本教材采用建元元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家学说立为正统思想”是延续司马光《资治通鉴》的错误。

汉武帝并没有“罢黜百家”

汉武帝本身并不是一个真正信仰儒学的人，究竟什么是儒学汉武帝也并不感兴趣，喜欢的是虚言浮词，《史记·儒林列传》载：“是时天子方好文词”。作为一代雄主为了巩固大一统的汉朝，汉武帝仅仅用儒学出身的人才是远远不能满足朝廷需要的，儒家主张“法先王”，汉朝到汉武帝继位的初年，内忧外患，国内有诸侯王的对抗，边境有匈奴的威胁，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汉武帝任用儒家学派以外的人才为朝廷重臣是政治发展的需要。“黄老之学”虽然被罢黜，但信仰黄老学说的人才却依然被重用，例如汲黯，位居九卿之位，也曾指出汉武帝并不是真的信仰儒学，汲黯当着大臣指出汉武帝对儒学的虚伪：“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汲黯也认为汉武帝是一个内心很多欲望，外表却装出儒家的仁义道德的君主。

为汉武帝出推恩令这个主意的主父偃是西汉时期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他因为借用法家李斯的思想得到了官职，更甚的是酷吏张汤，深得汉武帝的宠信，作为法家出身的张汤不仅帮助汉武帝杀掉了当时主管财政的大农令颜异，还帮助他处理了陈皇后巫蛊案，充当汉武帝的刽子手，法家人物显得如此活跃，据《史记·酷吏列传》记载，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就多达十人。陈登原指出：“史称武帝崇儒，实则好以法制驭下”；主张与匈奴和战的御史大夫韩安国也不是儒生；担任丞相长达九年之久的石庆和丞相庄青翟都不是儒家学派的；为汉武帝沟通西南夷的唐蒙、庄助等也并非儒生。可见汉武帝不只是任用儒学人才，《史记·龟策列传》载：“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成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这足以说明汉武帝并没有“罢黜百家”，百家人才在政治的舞台上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更直接的指出了汉武帝信仰的并非儒学而是鬼神之说：“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论语》中说“子不语鬼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儒家是不谈论鬼神的，儒生必然也不会相信鬼神之说，而汉武帝一生11次寻求神仙，5次封禅泰山，《史记·封禅书》载：“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汉武帝封禅泰山主要使用方士阴阳五行思想，儒学甚至遭到排挤，汉武帝首次封禅“尽罢诸儒而不用”。晚年更是迷信巫蛊，宠信方士江充，导致牵连甚广的“巫蛊之祸”，在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时，留下辅佐汉昭帝的四位大臣中无一是儒学出身，从迷信神仙到四面出击都说明汉武帝本人并非是一个按照儒家思想行事的君主。

司马光评价汉武帝：“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无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在司马光的笔下汉武帝和秦始皇没有什么区别。在汉武帝死后多年，汉宣帝则公开承认汉朝并没有“独尊儒术”，汉宣帝时，太子喜欢儒术，见宣帝所用之人“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对身边侍从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听闻后，“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在，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足以见得汉朝至汉宣帝以来是法、儒、道并存，不是单纯的以儒学治国。宋人王应麟指出：“昭帝幼，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武帝用法之深，霍光因而不革”，汉武帝是使用法家思想的，并非“独尊儒术”。

儒学人才并没有被统治阶级重要

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复召举贤良，于是董仲舒等出焉”，董仲舒被任命为江都国相，元朔初年，董仲舒从江都相被“废为中大夫”，此后他居住在家中，著《灾异之记》，被人告发，汉武帝认为董仲舒应该被处死，其弟子吕步舒将董仲舒判处死刑，后被赦免，“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汉武帝认为这位大儒议论神怪之说应该被处死。晚年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在这篇文章当中董仲舒强烈批评了汉武盛世，“而丁三季之末俗”，并表达自己没有得到重用的愤怒，诉说自己晚年遭到羞辱“遑遑匪宁，秪增辱矣”。董仲舒一生的遭遇完全是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讽刺。

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一直被认为是儒生从此受到重要的开始，“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其实，公孙弘的儒学修养较差，而且不是单纯的儒生，儒学思想并不纯正，公孙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杂说”就证明其思想不单是儒学，而且他的儒学水平并不如董仲舒，“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如果汉武帝真要推崇儒学应该用当时的大儒董仲舒，而不是儒学修养差的公孙弘。汉武帝之所以任命公孙弘为丞相是他不会因为坚持自己的立场而违背皇帝的意志，深谙吏治的公孙弘老于世故，司马迁道出了公孙弘被任命为丞相的真相：“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儒家学派的其他人才在汉武帝一朝并没有受到重用。

汉武帝希望通过调整统治思想来加强皇权，正因为如此，儒学其实是汉武帝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也并非真的信仰儒学，更非出自董仲舒的建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的一朝百家学派的人物始终活跃在政治的舞台上没有被罢黜。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82年

2.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1983年

3.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2011年

4. 董仲舒：《天人三策》岳麓书社 1997年

5. 辛德勇：《制造汉武帝》三联书店 2015年

6. 董仲舒：《士不遇赋》

7. 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新探》《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10. 辛德勇：《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11. 孔子：《论语》中华书局2002年

12. 王应麟：《答通鉴问》北京出版社 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