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漫谈汉代儒学独尊的原因

引言

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到今天，儒学也依然在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而说起儒家学说，相信大多数人想起的应该都是孔子、孟子，但实际上，孔子和孟子虽然是儒家学说的奠基者，但在他们生前儒学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儒家学说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和宣传的学说是在西汉。

说起这一段历史，想必大家一定会想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儒家学说被定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哲学并不仅仅是因为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董仲舒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儒学之所以能够在古代封建王朝时代定于一尊，是与儒学本身的思想内涵以及历代儒家学者为适应统治者需求而对儒学的改造分不开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本文的目的，便是向读者展示西汉儒学独尊背后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向读者们展示儒家学说的独尊并非因为某些个人的努力，而是因为儒学本身适应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统治需要。

难以适应现实的先秦儒学

我们今天将孔子与孟子尊为儒学的鼻祖，但实际上，今日我们所熟知的儒学与当时孔孟竭力提倡道的已经有所不同。对于孔子和孟子来说，儒学是一种处世的理想，儒学中的君子必须是真君子，儒学所强调的“仁”必须得到严格的遵守，绝不能因为现实有一丝一毫的缩减。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的颜渊的一段话实际上很好地概括了孔孟儒学的精神：“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孔子像

但是，理想虽然很美好，但是统治者追求的是利益和权力，儒学总是在理想化地强调君子的品格，但这些品格对于统治者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处。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需要的是能够富国强兵、在政治上获取权力和利益的学说，而儒学在当时并没有办法满足这样的要求，自然无法得到重用。

对于信奉儒学的思想家来说，坚持自己的理想非常重要，但让儒学受到统治者的接纳、让儒学成为被普天之下景仰和学习的学说，也是这些思想家的一大抱负。孔子和孟子虽然希望能够得到君王的重用，但他们不愿意降低自己对于儒家道义的坚持，而荀子则不同，他认为儒学若再不进行变革，便永远不会被统治者所采纳。

因此，在他的著作中，他对于儒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革，提出了“人性恶”的说法，并吸纳了许多法家思想，主张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不仅如此，荀子还主张加强君主的权威，

他在《荀子·富国》中提出：“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

故荀子开启了儒学从“道”向“术”转化的道路，这一趋势在西汉初年被进一步强化，直至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荀子人物及其简介

务实致用的汉代儒学

从西汉初年开始，在一众儒生的努力下，儒学逐渐开始了向务实致用的改变过程。叔孙通和公孙弘是推动儒学转变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对儒学的内涵不断作出调整，大量地吸收来自其他学派的思想。

叔孙通对于儒学的改造主要是为了满足帝王的需要。当时，西汉的皇帝是汉高祖刘邦，由于刘邦出身草莽，又刚刚当上皇帝，叔孙通为了让刘邦对儒生留下一个好印象，大量地简化了儒学的礼仪，并且在其中加入了大量彰显帝王崇高身份的内容，使得刘邦大为满意。相对于孟子的“言必称尧舜”，叔孙通则更加擅长于以帝王喜欢的方式来建言献策。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由此可以看出，叔孙通是一个善于变通的人。

叔孙通影视剧形象

而公孙弘则是更进一步将儒学与权术相结合，在他的身上已经很难找出先秦儒士的那种高风亮节，公孙弘最为擅长的便是察言观色、阿谀奉承，也正因如此，他深得汉武帝的信任，后来还当上了宰相。在当上宰相后，公孙弘便开始向汉武帝推荐大量的儒生作为朝廷中的官员，并且向汉武帝建言“劝学修礼，崇化厉贤”，《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了公孙弘向汉武帝建言的具体内容：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儒林列传部分史料

经过叔孙通和公孙弘的改造与铺垫后，儒学实际上已经在西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朝中有大批儒士担任官职，而且汉武帝也采取了不少推动儒学发展的措施。可以说，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学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哲学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窦太后的去世和董仲舒对于儒学的改造则一举让儒学成为了汉代的统治哲学。

窦太后非常信奉黄老之学，当她还在世的时候，儒学虽然已经得到了蓬勃发展，但碍于窦太后对于黄老之学的追捧，儒学的地位一直无法得到官方承认。当窦太后去世之后，儒学的发展便得到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在这个时候，董仲舒适时地对儒学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改造，儒学开始强调大一统和君权神授，将帝王的地位捧到了顶峰。

窦太后影视剧人物形象

并且，董仲舒还吸收了大量法家的思想，提倡“德主刑辅”，这一方面方便了封建王朝对于黎明百姓的统治，另一方面又为这种统治铺上了道德的光环，使得封建王朝的统治合法化。最后，董仲舒还提出了“天人感应”说，将帝王的意志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得君主专制的威严更上一层楼。在董仲舒之后，儒学正式成为了汉王朝的官方统治哲学，《汉书·董仲舒传》中是这样记录的：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可以看到，此时儒学已经彻底被推上了独尊的宝座。

董仲舒人物图

适应需要的儒学

西汉初期儒家学者对于儒学的改造当然是儒学最终独尊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儒学的特点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便会发现儒学的独尊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儒学强调道德、伦理的作用，并且强调宗法、等级的关系，这样的特点使得儒学成为一种“守成之学”。在国家稳定的情况下，儒学对于道德、伦理的强调非常有利于统治者控制人民，统治者可以用道德、伦理的说教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使得儒学在封建统治时代本来就有着更大的优势。

以法家为例，法家学说所强调的法治与国家对人民的绝对控制有利于国家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逐渐富强，但是到了稳定时期，缺乏道德包装的法家学说便变得太过严苛，国家只是一味地盘剥百姓，而无法给予百姓精神上的解释与满足，这往往会使得百姓对于统治者十分不满，秦朝的速亡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而儒学则恰恰相反，儒学道德化的外衣为王朝统治进行了最好的包装，可以说，儒学是最为适应封建王朝统治的学说。

汉武帝像

而中国自有文明出现开始，农耕便占据了最为重要的地位。这种小农耕作、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得家庭成为了社会经济中最为重要的单位，因此，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血缘制度便在中国诞生了。这种制度从周朝开始便在中国出现，一直到封建王朝的末期一直在中国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宗法血缘制度最为强调的便是父权与等级。

中国古代的这种社会特点，实际上与儒家学说所强调的尚宗法、崇礼义、重伦理最为契合，因此可以说，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众多思想流派中，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特点最为契合的。正因为如此，儒家学说在后来占据统治地位，也就并非是什么怪事了。

儒学的独尊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通过本文的分析大家可以发现，儒学思想本身便非常契合中国古代社会与封建王朝统治的特点，这样的思想加上后来诸代儒家思想家对于儒学的不断改造，自然便会造就儒学独尊的地位了。

参考资料：《汉书》、《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