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们常常将秦皇和汉武相提并论，但实际上提到这两个不同的朝代，人们的脑海中涌现出的往往是两种极端的评价。秦朝注重法度，法律严明，焚书坑儒打压诸子百家，任何其他的学说都会被视为异端和不恭。 但是汉朝却对儒家思想推崇至极，三纲五常更是成为人们围观做人最基本的原则，通过儒学入仕做官的文官体制更是流传了两千多年之久。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汉武帝在诸子百家之中唯独青睐儒家思想呢？尊孔复古和董仲舒天人三策之间又是否蕴含隐藏的冲突和矛盾呢？为什么有专家认为独尊儒术反而是一种文化的退步呢？  一、天人三策：汉武帝和天下儒生达成共识秦朝大一统之时，为了加紧对上下民众的思想控制，对于私人著书立说等活动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打击措施，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活跃的各家学派仿佛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墨子一学就渐渐偏离了主流学说的领域，逐渐成为“游侠”一派。 但是这种现象在汉朝时期得到了改变，各家学说又如雨后春笋一般涌出。因为当时汉朝政治稳定，经济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加上汉初统治者比较推崇无为而治的思想，所以又给诸子百家提供了较为宽松和活跃的社会土壤。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黄老之学仍然是诸多学派之中的显学。换句话说，在董仲舒和他的新儒学出现之前，儒家也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已。 那么董仲舒新瓶装旧酒之后，是如何向汉武帝推销自己的学说的呢？  这还要从”天人三策“开始说起。 当初汉武帝即位之后，迫切的想对内外朝政进行改革，因为也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才能够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所以他下令全国举孝廉，和天下英才一起探讨天道，人世，治乱三个层面的问题。 董仲舒带着他的《春秋》来到了汉武帝面前，有人说董仲舒和汉武帝之间的《天人三策》，不过是君臣之间的自如问答。还有人将其视为汉武帝和董仲舒之间的师生问答，有传道授业的内涵。但是也有专家认为绝不能仅仅只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去分析天人三策。 论是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史上，还是在汉朝运用思想对民众进行改造和控制的阶段，它都有独特的意义。 那么汉武帝究竟如何在众多学说之中选择了儒家思想呢？董仲舒又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怎样的改造呢？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当时汉朝国力强盛，急需强大的思想体系来巩固统治。因为在开国之初，很多统治者还是选择继承秦朝遗留下来的传统。但是他们也深刻的认识到秦朝灭国和法律苛严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如何在其中寻找平衡，就变成了一种艰难的艺术。 国家需要采用一种新的体系来维持统治，同时又要避免前代已经出现的失败经历。统治者就在这双重困境中艰难的摸索，儒家学派的后人们也正是因为看到了机会，所以才积极的将学说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结合。 历史的齿轮完美地切合，一切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起来。所以这不过是从如深和君王的角度出发，均衡二者的利益之后创造出的一整套能够为天下人所接受的价值体系。  二、天不变，道亦不变：汉武帝如何用思想指导实践？有了董仲舒的建言献策，汉武帝在公元前140年的时候就立即着手指定自己的儒学治国之策。当时的丞相和太尉都是汉武帝精心选拔之后才上任的，而且这二人恰好就是儒家学说的爱好者。不过遗憾的是，窦太后却对此进行了干预，二人均被免职，所以汉武帝的儒学之路走得并不顺畅。 直到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之后，汉武帝才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 他首先又在全国上下举办了一次对贤良策，很多儒家学者都在这次会议上崭露头角，而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与重用。只要有真才实学，又对儒家思想有独到的见解，就能够封侯做官，所以很多人都跟随风向，儒学也成为最为显赫的学说。  与此同时，汉武帝也意识到想要利用儒家学说为风景国家机器服务，就必须将它与培养人才联系在一起。 所以在公元前124年的时候，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下令兴办太学。太学的主要负责人是知识渊博的经学博士，部分学习优秀的地方子弟在通过选拔之后也可以进入中央进行系统的学习。 所有太学的学生都必须通过考核，才能够根据成绩的优劣进行选官分配。太学中只有诗书礼易春秋的五经博士，而其他学说则不被纳入教授范围。 这无疑给了民众一个信号，如果想要入仕，就必须学习儒家学说。 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式各样的惯例都是从学校中选拔出来的。所以一时之间整个社会都对儒家学说推崇至极，而且这种现象一直维持了2000多年。 不得不承认，汉武帝将复兴儒学和读书做官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极为成功的。他知道儒家学说的内容是有利于统治和安定的，全天下的人都去学习，就一定能够巩固统治，促进社会的和谐。 儒生也深知，想要将儒家学说变为主流学说就势必要依附皇权。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靠，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  三、独尊儒术使文化衰颓倒退： 武帝文化政策的再思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深刻的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走向。首先最为明显的就是对儒家学说进行了重新的塑造和整合。 在先秦时期的儒学教育中是十分注重亲情和血缘的，但是到了汉朝，董仲舒却将这种亲情打上了等级制度的烙印，这种等级思想和男尊女卑的观念系出一脉。家里最为重要的权威是男子，女人永远只能成为男人的附属。 所以这种观念也就是董仲书所谓的父为妻纲，而后他又将这种思想投射到了整个国家范围内。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而其他的官员都是为皇帝服务的。 这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皇帝的指令，他将这种态度和原则称之为君为臣纲。 从这两个小细节就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内容和前代相比进行了很多的调整和改变，而这种调整是基于现实情况的。 如果当时的儒家思想想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打败黄老之学，就必须要迎合统治者的心理。毫无疑问，董仲舒做的很成功。  为了确保全国上下都敬仰黄权，增强皇帝的权威，董仲舒还特意将黄权与神权联系在一起。让所有人都相信天子是上天选择的，其他等闲之辈永远都无法成为天子。这就在无形之中给皇权增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和不庸置疑的权威。 可以说董仲舒十分清楚的探知了当权者的底线，所以他的学说才能够被汉武帝采纳，进而向全国推广。不过董仲舒的一些思想和观点也并非毫无优点，除了他为了维护封建王权之外，儒家学说中仍然还留存着“仁”和“性善论”等传统思想。 这也从侧面提醒当权者要实行仁政 才能够赢得民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对统治阶级的一种鞭策和警告。
 但是罢黜百家也同样阻碍了儒学的发展，虽然当时全国上下都推崇儒家，儒家已经占据了垄断地位。但是这种垄断是基于政治的，所以儒家思想的发展也必定是为了政治而服务的。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有很多专注于学术本身的人就受到了限制。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倒退呢？高度的统一实际上也是另一种打压和思想禁锢。 结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哪怕时至今日，中国人的神世界中也依然有很多儒家思想的痕迹。 有很多人甚至在不知不觉间就被儒家的思想所影响，一些美好的品质，如仁义礼智信，也开始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可以肯定的是，儒家思想在历史潮流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成为主流思想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有益无害。 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儒家思想和所谓的文官制度联系在一起，最后都不过是封建皇权统治阶级控制民众的手段罢了。“通经致仕”而形成的世家大族们最后居然可以左右朝政，这种垄断不仅不利于招揽人才，广开言路。而且还使儒学变成沽名钓誉的僵硬信条，早就已经失去了创立之初的活力和信仰。 参考文献： 《汉书》 《中国哲学史》 《史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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