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董仲舒是西汉时期有名的大臣，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了汉武的采纳，进而掀开了我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历史帷幕。 董仲舒提出的这一种政策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教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隋唐、宋元和明清时期的道德思想、政治思想以及社会生活皆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可以说整个封建社会都在受儒家思想的支配与改变。 董仲舒和他提出的政策虽然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的时间，但是“独尊儒术”对我国的影响依然很大，甚至可以说至今都还在。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一、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的融合思想融合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开始发生，比如荀子虽然是儒家学者，但是他却将法家文化融入到了儒家思想中去，在礼的基础上提出“重法”、“重刑”，从某个角度来说董仲舒也将儒家文化与汉初的黄老思想进行了融合。 黄老之学的核心思想是“无为而治”，但“无为而治”并不是要求君王不治理天下，而是人人各尽其责、各自管理各自的领域，其目的就是给老百姓提供修养生息的机会。 西汉建立之初经历了秦末战争、楚汉争霸，所以黄老之学与时代的契合性很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不断进步，治国的理念和思想也需要发生改变。 此时董仲舒将黄老之学的一些有价值理论融合于其新儒学体系之中，进而向汉武帝阐述自己的治国之道、君臣之礼，跨时代性的思想体系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  1.君道、天道和贵神、执权 标题中的4个词语代表着4个概念、2种体系，董仲舒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找到了无为而治的立足点，他把“君道”和“天道”等同视之，君主的无为旧士效法天道，颇有一丝君权神授的色彩。 何为天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万事万物在天道面前都是公平的，平时或许看不到天道是如何治理万物的，但无形中天道又必然存在并影响着万事万物的运行，而这也是君道。 无论是“贵神”还是“执权”都是建立在君道的基础上，亦或者无为而治的基础上。贵神并不是君王不管理朝政，而是君王无需事必躬亲、面面俱到，他们只需要把命令颁布下去让臣子们去执行就可以了，进而达到控制天下的目的。 君道更多的时候应该把精力放在国家宏观调控方面，亦或者是国家发展的大方针，细节方面应该懂得放权，而“执权”就是“贵神”的一种结果。 “执权”更像是君主威严的一种体现，官员在执行君王命令时结果有好有坏，这些都会影响到君主在天下人心中的威严，所以君主一定要重视“执权”的结果，以提高自己的威信建立君臣尊卑的关系。  2.何为臣道 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为了打压百家学说、提倡儒家学说，而是为君王控制天下、驾驭百官提供了一个思想理论基础，所以在君道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臣道”。 何为臣道？其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是做事情要对君王诚实忠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辅佐君王管理天下。其二臣道要服务于君道，也就是说不能够和君王抢夺仁义的美名，这是一个最低的标准。 如上述所言君道无为是需要将权力下放给臣子，所以“臣道有为”则决定着“君道无为”能否顺利实施，基于此他还提出了相应的官员考核管理制度。 董仲舒提出的官员考核制度，其思想来源于儒家文化，但具体实施的措施则结合了黄老之学的内容，可见他将儒家文化与黄老之学融合的很合理且彻底。  二、董仲舒眼里的法家与墨家战国末期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结合法家理论总结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礼法思想”，这样一种礼法思想在韩非的著作中也有很大的体现（韩非是荀子的学生），甚至于对我国后世君王治理天下的政策也有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董仲舒根据时代的发展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全面借鉴了阴阳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文化体系，进而形成了一种属于自己的价值观。 以法家为例，董仲舒的法家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是肯定了“独尊儒术”环境下刑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甚至将刑法视为教化的辅助手段。 他把法家的刑罚手段比作“刽子手”，把教化视为一种社会主流和趋势，直白来说就是社会应该以教化为目的，法家的刑罚可作为辅助教化的工具，其目的就是在限制百姓内心的“性本恶”。 董仲舒把诸子百家学说的精华有选择性地和儒家文化相融合，既实现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儒家文化的一种升华，更促进了西汉集权统一、尊君爱民和发展生产的现象诞生。  回看汉武帝时期西汉的发展史，不难看出刘彻基本把他的“独尊儒术”作为治理天下的主导思想，汉初时期的黄老之学被彻底的取代了，使得我国儒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很多人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做是我国诸子百家消失的一个标志，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它不仅不是百家争鸣盛况消失的原因，而且还是促进百家学说相互融合的开始，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对立局面。 从此之后，儒家思想也不单纯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它既有孔子、孟子的仁义礼智信，也有法家的依法治国理念，更有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等。 三、“独尊儒术”在汉朝的发展及影响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来治理天下，他从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降低了法家文化对社会的压制力，而选择偏向于教化、休养生息的黄老之学。 从结果上来看，刘邦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围绕黄老之学建设的一种政治架构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但随着汉朝逐渐实现中央集权，急需一种新的主导思想来代替黄老之学。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直接且暴力手段无疑是不行的，秦朝二世而亡是一个很奠定的例子，这样一种高压的手段也让汉武帝不敢轻易采取。 黄老之学虽然保障了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甚至还打造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历史盛世，但其“无为而治”的思想却让汉武帝无法解决国内存在的矛盾以及国外存在的危机，亦或者说无法集中全国的力量办大事。 基于这一个现实情况不难总结出汉武帝需要的新思想有什么特征，第一点能够达到汉武帝所需要的统一局面，第二点就是新思想要具备融合力，不会造成民间的反抗与抵制。 经过对诸子百家的对比不难发现，儒学在任何的情况下都具备包容性和协调性，这一点很符合汉武帝的思想需求。另外，战国末期荀子提出的礼、法思想，又为儒家思想融合了法家文化的“法治”和“刑罚”理念。 既有儒家思想的协调性，又有法家思想的强制性，这样一种新的儒家文化很显然符合汉武帝的需求，因此董仲舒才能从诸多的人才中脱颖而出，不是汉武帝选择了董仲舒而是时代选择了兼容百家学说的儒家思想理念。  一直以来，儒家的文化和经典都具备很高的地位，《周礼》于西周、东周时期影响了人们近八百年的时间，而儒家文化从某个角度说就是脱胎于《周礼》。 春秋战国之后虽然周礼崩溃，但八百年来的文化思想和传统观念却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要不然秦始皇推行法家主导的郡县制时，也不会受到诸多儒家学者的阻碍。 儒家的经典“六经”也具备很广泛的覆盖力，典籍丰富、涉及范围广泛且有深度，最主要的还是儒家思想提倡忠君爱国，有利于君王对天下臣民的统治。 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汉武帝最终决定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文化凌驾于诸子百家之上，成为了西汉王权认可的官方学说，成为了统治者治理天下的一种意识形态。 “儒术独尊”在西汉王朝的出现和地位的确定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文化的必然，儒家文化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这是道家、阴阳家等百家学说不具备的。  西汉中后期，儒家思想又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和完善，成为了一种兼容并包的、对封建统治者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思想体系，自然会被统治者所采纳并使用。 自此之后，汉朝无论是私学还是官学皆以儒家文化为内容，这一种政治形态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儒学在民间、朝堂都获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至今其影响力都没有任何的削减，奠定了文化主导的地位。 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