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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中国辉煌灿烂的文化盛景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前文已经讨论过“焚书坑儒”的实际影响力有限，那么只能首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全国的文人名士亲自考察，董仲舒提出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汉书·董仲舒专》原文载其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而汉武帝完全采纳并执行了他的建议，在政治上将其他学说排斥在庙堂之外，导致了其他百家学说的迅速衰败。同时从这段记载也能看出，到汉武帝初期，百家之言仍然非常旺盛，侧面印证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 “罢黜把家，独尊儒术”的执政思想危害究竟有多大呢？让我们来一一讨论。 首先是对文化繁荣的扼杀。从董仲舒的建言中不难发现，汉武帝初期天下治百家之学的文人仍然有很多，这可能和汉文帝、汉景帝推崇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执政有关，学术风气宽松。汉朝的选官方式主要是察举制。一种是对有特殊才能或治国才能的人才的选拔，称为贤良；一种是对德行良好的人才的选拔，称为孝廉。在汉朝初期，修习百家之学的文人都还有机会被选拔，而自从独尊儒术之后，非儒家学说的文人就丧失了被选拔举荐的机会了，这就导致了百家学说的修习人数大为减少，很多本就小众的学派迅速消亡。 其次是对自由思想的扼杀。儒家通过攀附统治阶级的权力，通过利益来诱导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贵族阶层）对它的认可，成为了一家独大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充分利用了人性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缺点。此后的科举制，作为最大的推手，将其推上了巅峰，从此天下思想一统，再无反对之辞。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思想渗透，比任何严刑峻法都更为可怕，鲁迅先生笔下的“奴性”，就是得益于儒家思想在过去两千年间的日积月累，潜移默化。 再次是对法治思想的彻底扼杀。儒家学说的最核心思想，是以等级制度为基础，以伦理纲常为中心，以家族为本位的“人治”思想。神化统治者的地位，强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阶级特性，辅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执行方法，将“人治”发挥到极致。与法治思想完全对立，几乎彻底抹去了民众的法治思想，这种影响时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消除，可见其危害之深远。 最后是对后世帝王的纵容、权力的纵容和民生的璀璨。儒家神化统治者的地位，将皇权推崇的至高无上，所以产生了很多荒淫无道、穷奢极欲的帝王。而维系帝王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耗费的民力，又何止一座长城？民生之难，始于对帝王的纵容，发展于各级官员的层层盘剥，穷尽与底层吏员的花样百出。曾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大农村地区的税收可谓名目繁多，干啥都得交税，笔者家乡各家每年养一头猪过年杀，也得交税。这就是残留的儒家思想的复辟与毒害，幸好之后及时纠正，从跟本上杜绝了这类事件的发生。 儒家思想的虚伪仁政，在过去的两千年间，为害深远。相较与法家的大仁不仁，犹如“冰炭不能同器，水火不能相容”，请看下篇——儒家与法家的治国之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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