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艺录丨雅词在两宋之关捩：李、周建立的体系与姜夔的补足开拓

前言

今人对宋代雅词似乎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误解--------这种误解的始作俑者大约便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南宋为雅词最为繁茂的年代，在王国维眼中饶是不能与北宋词抗手，“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甚至在对南宋词偶然的褒扬中，也要抬北宋一手：“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事实上，南宋词亦或是雅词非但没有王国维所说的不堪，而且还是词体成为独立文学的标志。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倚声之学,...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又朱彝尊《词综发凡》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然雅词在两宋的发展，虽然有诸多词人共襄举力，但其中仍是有几大关捩之处。即李清照与周邦彦对于雅词体系从理论和实践上的确定，以及姜夔对雅词的不足与创新。

李清照论前人词家之病，定雅词之理论标准。

自李清照开始，方始标举“词是一家”的理论。李清照著有《词论》一书，书中从音律、故时、情致、雅正等诸多方面，对前代词人进行了一一的驳斥，并为“词别是一家”的理论定下界石。其云：“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李氏这种观点的提出，虽然阐述了词体的特点，并初步的将词与诗区分开来，为词体的独立打过了基础。但这种“独立”仅是“能与之歌”的雅词的独立，在李清照的疆界之中，苏轼等人的词作并未得到重视，甚至是被捐弃在体系之外的，其云“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

宋代伶人

我们从当时的风气来看，李清照的这种论点却并不算狭隘。任何文体的流传或生发，所依赖的便是社会的功能性，词的诞生也是如此。自五代伊始，词便是作为歌词而出现的，欧阳囧提《花间词》序便说的很明白：“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而宋代音乐接受南唐遗产，并且更为风行。《宋史·乐志》称：“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在如此风气下，词学以“音乐性”为主，并在此基础上再对文体的技巧进行开拓，便是趋势所在--------而这种在谙合音律，且注重技巧的词学体系，就是雅词系统。

《片玉集》的集大成与雅词正统的确定

在李清照眼里，前代词人都没有完全符合她对雅词系统的审美要求。苏、晏等她认为不葺音律的词人除外，彼时引为雅词名家的秦观、贺铸、晏几道等人依旧有各种问题。

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丨《词论》李清照

颇为玩味的是，在李清照的臧否中却独自忽过了一位与她同代且久负词名的词人，即提举大晟府（北宋的音乐机构）的周邦彦。当时周邦彦词已然是名满天下，所谓“美成自号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藏一话腴》）。这种在词学中标杆式的人物，却在李清照书中未肯一笔，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究其原因，便是周邦彦的词是完美符合李清照审美的预期值的。从声律方面来谈，周邦彦提举大晟，论古音，定词调。从技巧方面来谈，周邦彦词“下笔无一点市井气”（《乐府指迷》），“长调尤善铺叙”（《直斋书录解题》），林林总总皆在李清照审美刀尺之内。（关于此点已有细论，详见前文：谈李清照与周邦彦：目空一切的她，为何对同代的周邦彦只字不提？）

也正是周词的这种集大成，让雅词体系第一次从实践中的得到了完整（李清照是理论上的完整），并从技法、句法、章法乃至是词辞上，都示人以完整的审美范式、传习范式。雅词发展至周邦彦处，遂成词家正统。

姜夔对雅词的二度创新

雅词在南宋则又有一大转变。彼时衣冠南渡，旧曲不传；时人飘零，歌姬为文人贵族私养。此时的歌词“宋词”便无需面对大众，雅俗共赏则去其“俗”只剩下“雅”了。故而此时词人为词，自然辞词求典雅，格律求精深。

宋室南渡，大晟遗谱莫传；于是音律之讲求，与歌曲之传习，不属之乐工歌妓，而属之文人与贵族所蓄之家姬；向之歌词为雅俗所共获听者，至此乃为贵族文人之特殊阶级所独享：故于辞句务崇典雅，音律益究精微；此南宋词之所以为“深”，而与北宋殊其归趣者也。《中国韵文史》龙榆生

雅词自李清照、周邦彦完成了在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双重完整之后，南宋词人便从“开拓”转入到“深研“。而在这一过程中，姜夔则在雅词体系中别开一派，形成了独特的“清劲骚雅”的风格。周济云“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姜夔这种二度创新，实际上是对雅词存在的弊病所补充而得来的。汪森序《词综》曾云：

西蜀南唐而后，作者日盛，宣和君臣，转相矜尚，曲调愈多，流派因之亦别。短长互见，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练，归于醇雅。

雅词因为讲求音律，务崇典雅，故多失之于意趣。在历代对周邦彦为数不多的批评中，这点便尤为显眼。刘熙载《艺概》故云“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又张炎《词源》云：“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

刘熙载、张炎所论，其实都是指向雅词中的“俗意”而来。针对这种情况，姜夔便以“不俗”而标出。其《诗话》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并且这种对“不俗”的尝试，颇得后世评论家之肯定。如张炎所谓“所以出奇之语，以白石骚雅句法润色之，真天机云锦也。”又陈廷焯云：“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清真之劲敌，南宋一大家也。”近人龙榆生也称姜夔是“视北宋秦、周诸家，又自别辟境界”。

结言

总而言之，雅词在两宋的发展呈现出“乱而集”、“集而深”、“深而变”的发展过程的，即北宋“百家争鸣”到李清照为词学定下理论标准之后，再由周邦彦完成了实践标准，最后到姜夔完成了二次创新。当然南宋除姜夔之外，吴文英也是对后世词坛影响特大的词人。但吴文英发迹过晚，只清代周济提出“宋四家”的学词门径之后，在清季四大词家的共举下才完成的地位擢升。然在两宋的雅词体系内，吴文英却并未与姜夔一般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