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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有隐士。从许由、巢父的“洗耳”、“拒禅”到庄子、鬼谷子的著书立说，都被历代国人传为佳话。隐士作为中国所特有一种身份象征和文化符号也早已超过其原本的涵义和范畴，成为国人心目中理想地的寄托。《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大量关于魏晋时期隐士的言行，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隐士文化彻底形成的全过程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一、“小隐隐于野”：中国隐士的起源在先秦时期的大量典籍之中就有许多隐士形象的存在，虽然没有直接的历史记录可以佐证，但当时关于上古时期大量隐士的记载至少可以说明先秦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了隐士文化。从许由、巢父的传说可以看出，隐士文化的最初起源正是发源于道家思想学说。 许由和巢父作为上古贤人，拒绝了尧的禅让，甚至认为这是对他们人格的一种侮辱，正是道家学说中“道法自然、顺天应人”理念的体现，也是对于当时社会环境的一种反思。 其后出现的“伯夷叔齐”之说，象征着丧失政治地位后的无声抗争。伯夷叔齐作为商代的王子彼此推让王位，双双出逃到周国。武王伐纣时二人劝谏失败，又一起“不食周粟”，采薇于首阳山，最终一起饿死。 他们作为最初的经历改朝换代后不与新朝合作的隐士形象出现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因战乱导致的大量国破家亡情况的再现，二人的所作所为也是许多先朝遗民对于理想和现实出现的差距无法弥合时无奈的选择。 从许由、巢父和伯夷、叔齐的传说可以看出，中国的隐士最初就是不愿从政以及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从政资格的人们。他们或主动的以道家思想作为提升人生境界的办法，或被动的用道家“避世”理论来进行个人心理上的安慰。可以说隐士从一出现就诠释了国人对于远离庙堂行为的两种解释，即主动逃离和被动避世。 二、“中隐隐于市”：隐士为出仕1、春秋战国：“道不行，乘浮浮于海” 东周起，较之以往，士们的世袭政治地位已经开始丧失。士们为了获得官位不得不奔波于各方势力之间。有的士则开始选择另一种途径：为了避免繁杂的具体政务工作而又不至于荒废自己的学识，许多士开始著书立说、开宗创派。既避免了具体事务的操劳又可以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才识传与世人。 在其中不乏真正有志于做隐士的人。比如介子推，在完成自己的政治任务后隐居深山，宁可火焚而亡也不愿意再次出仕。也有是对现实环境感到失望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学说来找到真正的治国之道，达到天下大同。老子、庄子、荀子等就是这部分隐士的代表。他们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学识涵养，认为通过自己的思考可以找到那条康庄大路。 也有在做隐士的同时积极入世甚至鼓励门下弟子入世的，鬼谷子、墨子等人就是代表。他们或亲自参与或委派弟子，积极地加入到各国之间的政治、军事行动中，又不居于高位，仅仅是不想自己的学说被埋没。孔子则是积极的参与到入世的行动中，当遭遇挫折后只能无奈的选择隐士的道路，所谓“道不行，乘浮浮于海”不过是不被认可之后的解嘲罢了。 2、秦汉：出世是为了入世 秦代重用法家学说，最终统一天下，所以秦代对于法家学说极其推崇。秦始皇就特别认可法家“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说法。当李斯提出了毁禁其他学说时秦始皇就开始了焚书坑儒的行动。大量的书籍被集中销毁，大批的儒士、方士、策士被残杀，造成了大批的士心理上的恐惧，主动选择出世做隐士。 而当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之后，他们又积极参与到出世的活动中。例如商山四皓，都是秦朝的博士，当看到有危险的时候就主动隐居于商山，等到汉朝建立又接受了张良的邀请出任太子刘盈的老师。可以说这时的隐士主要是为了保全身家的手段，有机会时仍然要投入都政治活动之中。 汉武帝创立了察举制度，大量访求贤士担任官职。此时的选拔标准以“德才”作为参考，且“德”在“才”先，于是两汉时就出现了大量具有高尚品格的“隐士”，或以孝闻名天下，或以仁惊动世人。总之两汉时因为选官制度的改变造成了许多人主动成为“隐士”，除了少数如严子陵之类的人，大多数士都是借助在“隐居”时种种异于常人的举动来获得“德”的评价来进行入仕的。 三、“大隐隐于朝”：《世说新语》背后的乱世人心东汉末年开启的一系列大乱世，无论是士人还是平常百姓都处于朝不保夕的生活状态下。在如此严峻的现实环境前士人普遍对传统的儒学产生了怀疑，对于“克己复礼”、“孝悌纲常”的质疑日益加深。当孔子的后代孔融因学说违反了“孝”的理念而被曹操处死后，这种对于传统礼法的反而愈演愈烈。士人在追寻治世之学时也更加看重自身的解放。 1、政治上的“隐士”典范诸葛亮 准确地说诸葛亮就是两汉时期选官标准中德才兼备的典范，加上他入仕之前的隐居生活、先主刘备的三顾之礼、政治军事活动上的全身而退，无不成为士人羡慕、崇拜的理由和目标。西晋人郭冲身处于司马氏的统治下竟然对原属敌国的诸葛亮大加推崇，甚至撰写“五事”来歌颂诸葛亮，可见当时的士人已经对诸葛亮的形象进行神话了。 士人们需要入仕之时就对诸葛亮的从政过程进行甄选，厌倦俗务又对诸葛亮早年的隐居生活艳羡不已，此时的诸葛亮无论是对于在仕途的士人还是在野外的隐士都有着极大的榜样作用。 2、《世说新语》中的政治“隐士” 受东汉末年月旦评风气和五行谶纬盛行的影响，魏晋的士大夫们形成了“谈玄”的风行。也正是在最初谈玄时的领袖人物何晏、王弼的带领下，士人中开始流行起“放浪形骸”、“不尊礼法”的潮流。人们对于生命的短暂和肉体的享受有了更多的深入理解。于是在士人中普遍开始出现不愿从政的隐士思想。 《世说新语》中《栖逸》一章共十七则都是讲述了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忘情于山水之间、彷徨在庙堂之外”的故事。其中的嵇康就是不肯出仕的代表。他因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而寄情于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又因为愤世嫉俗，对当时执掌大权的司马氏及其爪牙十分藐视而被害死。成为了隐士被当权者残害的典范。同时也影响了当时一大批寄情山水的隐士转变自己的态度，选择与统治者合作，向现实妥协。 《世说新语》中还有谢玄、谢安、戴全等人本希望安居一生却不得不因为家族而出仕的故事。这是士族子弟个人意愿与家族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服从于家族的实例。就个人而言他们无疑是十分痛苦的，不能按照自身的意愿享受生活，只能每日在“案牍”上忙于公务。与两汉时的“出世而出仕”者不同，他们本身高尚的情操决定了他们对于名利的淡泊，却不得不选择向现实妥协。 《世说新语》中还有一种“隐士”，就是真正做到了“大隐隐于朝”的一些人。如王羲之等人虽然“身居庙堂之高”，却无“案牍之劳形”。每日纵情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之中，对官位既不看重又不舍弃，听之任之，随遇而安。在乱世之中既不苟活于世又不向现实低头，对于自己不喜爱的官位虽然不能彻底放弃也能做到不贪不恋。 正是《世说新语》中记录的魏晋名士们，向后人展示了世上是有真正隐士的。他们要具有高尚的情操，不会被世俗所侵扰，只会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物下大功夫。就是这一批魏晋的隐士们，藐视世俗、权贵，有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抗争。 四、《世说新语》的遗珠：陶渊明仅比《世说新语》完成的年代稍早的陶渊明，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隐士。《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诸多名士，独独没有陶渊明。陶渊明在东晋、刘宋交际时曾经担任过一些官职，最后一次任职彭泽县令时只做了不到三个月就致仕而去，过起了“采菊东篱下”的悠然生活。 中国历史上的隐士最令人羡慕的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他留下的许多典故都成为了“隐士”的轶事，他所喜爱的事物都成为了“隐士”的象征。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使得桃花成为了中国人所向往的精神乐园，而菊花也因为陶渊明的喜爱而得到了国人的欣赏。 可以说陶渊明不肯牺牲人格和气节、甘于享受清贫却宁静的田园生活影响了后世的大批士人，自陶渊明之后每当士人面临挫折和失败时都以“南山客”自诩，来寄托自己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 结语魏晋之后以科举取仕，士人们都踊跃参加，期许能够跃居龙门。也就是说之后的文人读书的目的就是入仕，极少再有真心的“隐士”。隋唐以降的所谓“隐士”都是政治斗争中失利的官员，或是国破家亡后的逃亡者，再也没有魏晋时期宛如仙人般的隐士世界了。而对于魏晋时如《世说新语》中的隐士们，也只能在内心里进行缅怀和感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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