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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谢安形象看魏晋名士风范及其心态

 一寸大海 2014-03-14

从谢安形象看魏晋名士风范及其心态
  ——《世说新语》赏析
  (作者 谢建国 指导老师 廖晓桦)
  
  【摘要】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的时代,然而思想上却极自由,士风有巨大转变,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不断冲突中得到调和。玄风大畅,出现了魏晋风度。谢安以其独特的性格魅力为士人所仰慕,是魏晋名士风范的代表。谢安的隐居与出仕反映了魏晋士人心态。魏晋风度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影响深远。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风度、名士、谢安、心态、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1]其间,士风有极大转变,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受到冲击,老庄道家思想融入士人的人生当中,玄风大畅。儒家思想在不断地冲突当中得到融合。思想的变化给文学、艺术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给士人的生活和心态带来很大变化。而《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正是了解魏晋士人风貌、思想、言行和社会风俗、习尚的百科全书。
   《世说》的作者是南朝宋宗室刘义庆,也可能是刘义庆及其门客集体编撰。南朝宋距魏晋不远,所载士族阶层的言行轶事应较近于史实,其中不少资料还被正史采用。全书“以类相从”,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个门类,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记载了名士玄虚奇异的思想、言谈、举止,尤其是详实地记载了魏晋名士的清谈。谢安极具名士风度,是全书重点记述、着笔墨最多的人物。宗白华说:“谢安是东晋风流的主脑人物。” [2]
  据张万起、刘尚慈的《世说新语译注》统计,《世说》里有关谢安的记载达114则之多,居全书之冠。[3]鲁迅说“《世说》差不多就可以看作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4]如此可见,谢安是魏晋名士的典范。不但与谢安同时的王蒙、王羲之、支道林“共推之”,就是在南朝宋时《世说》的作者也认为谢安很符合当时的名士标准。另据学者所证,在盛唐时谢安的隐逸与事功也为时人所仰慕。[5]谢安生于东晋,对汉末、西晋以来的名士风度应有很大继承,加上先辈族人谢鲲就是玄学名士,终使谢安成为承前启后的名士典范。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世说》里谢安的形象来了解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并对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以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深远影响作个初探。
  
  一、谢安以其脱俗的言行、超逸的气质而为士人所仰慕,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
  
  (一)、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雅量指胸怀宽阔,气度宏大。魏晋士人崇尚玄远高迈,十分看重雅量,以此作为品题人物是否够名士资格的一个重要条件。有的为政从容不迫,胸有成竹;有的视死如归,临危不惧;有的处世淡泊,志趣高远。实际上,雅量是老庄道家思想的虚无和自由人生境界的具体体现。《世说》写雅量最传神的当属谢安。
  
  谢安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已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邃,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还有一次,桓温伏甲设宴,广请朝士,想借机除去谢安、王坦之。王坦之惊恐万分,谢安却“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最后桓温畏其旷远,终于撤兵。
  谢安雅量如此,气度非凡。无怪乎桓温叹道:“安石居然不可陵践,其处故乃胜也。”又道:“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
  
  (二)、喜好清谈,辩名析理,简约玄澹。魏晋玄学兴盛的主要原因是清谈,士人们经常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某个命题,有时还专门就某个话题写一部专著,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清谈在《世说》里占了很大篇幅,所以有人以“清谈之书”来给《世说》定性。[6]清谈是一种高雅的、高智力的娱乐,清谈者需要有很高的学识涵养和领悟能力。当时有名的话题有“有无之争”、“言意之辨”、“名教与自然之争”等。谢安与刘惔、王蒙、王羲之、支道林一道,同为清谈大师。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殷、谢诸人共集。谢因问殷:“眼往属万形,万形来入眼不?”
  前两例可见谢安是赞成清谈的,并且自身就是清谈领袖。有一次,支道林、许洵、谢安共聚王蒙家清谈,“各怀言毕”后,谢安“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
  
  (三)、善于品评人物,审视人物的才华品性、言谈举止辨其流品。“声名成毁,决于片纸。”[7]《世说》、《赏誉》以较大的篇幅表现了魏晋士人评价人物的审美标准和情趣。宗白华说:“晋人的美学是‘人物的品藻’。” [7]和汉代的“以德取士”不一样,魏晋的人物品评“失去了其实用的政治意义,转而为审美性的人物鉴赏。”他们看重的是人的内在品质、才性,欣赏人的言行脱俗、境界深远。有时把自然之美与人格美融合起来,有时把几个人类比起来,这样能使所表现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在与谢安有关的114则条目中,品藻、赏誉两类是最多的。
  谢公称蓝田掇皮皆真。
  谢公道豫章:“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
  谢公云:“刘尹语审细。”
  谢太傅道安北:“见之乃不使人厌,然出户去不重使思。”
  王子敬问谢公:“林公何如庾公?”谢殊不受,答曰:“先辈初无论,庾公自是没林公。”
  王子敬问谢公:“嘉宾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诚复钞撮清悟,嘉宾故自上。”
  谢安品评人物充分展示了他的才性、鉴赏能力、审美能力。所言多能切中要害,将被品者的才性优劣、流品高低各得其所。自已也被王孝伯品评:“谢公融。”
  (四)、崇善自然,寄情山水,鄙薄功名利禄。由于魏晋连年战乱,宫庭政变频繁,士人多无意于仕途,专情于山水游宴,对山水诗、山水画的发展起了不少积极作用。不少名士隐居山林,以避乱世。如著名东晋诗人陶渊明,再就是隐居东山四十年的名士谢安了。谢安出仕前已是大名士,与王羲之、支道林、孙绰等人游山泛海,赋诗论文,携妓出游,极具隐者风度、名士风采。朝庭屡次征召皆不就。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
  谢公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不得不与人同忧。”
  王右军语文尹:“故当共推安石。”刘尹曰:“若安石东山志之,当与天下共推之。”
  谢安的深静俊秀,风神萧洒来自内心的淡泊宁静,在谢安身上我们能看到儒家思想与老庄道家思想的融合,而在隐居期间以道家思想为主。如谢安在泛海戏时遇风浪时能镇定自若正是专情于欣赏波涛汹涌的大海,从那壮观的景象中得到美的享受。从游山玩水中得到的快乐可以解决仕途无望的痛苦。其实隐士们也并非不能在仕途上求生存,但他们早已厌倦了宫廷政变、斗法带来的苦痛,又不愿扭曲心灵委曲求全,愿保持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
  
  (五)、率真通达,恣情任性,不拘礼俗,放诞不羁。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处于经典地位的儒家思想被拉下了神坛,为道家自由、任自然的思想所取代。老庄以无为本的玄学崇善自然,精神上不受外物的牵累,强调个性自由,力争摆脱儒家纲常名教的束缚。为了避开政治漩涡,魏晋士人纵酒为乐,倨傲不恭。《世说》的《任诞》、《简傲》表现了这方面的内容。然而他们的奇诡、怪异的形为却不为时人所怪,可见世风如此。这方面有关谢安的内容不多。
  谢安始出西,戏,失车牛,便杖策步归。道逢刘尹,语曰:“安石将无伤?”谢乃同载而归。
  谢安生在东晋,前有“竹林七贤”阮籍、嵇康的放诞不羁,同时期的也有王徽之等人。受风气的影响自是不言而喻。但《世说》主要表现的是出任谢安的隐居生活、出任后的名士风采。王孝伯的话间接有所表示“谢公融”。
  
  (六)、赋诗论文,有突出的文艺素养。魏晋时期繁荣的文艺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魏晋士人在仕途上没有希望便把注意力转向文学艺术,试图在文艺上消磨时光暂时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山水画的独立也起源于这个时期。谈诗论文与清谈一样,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便够不上名士资格。谢安作为东晋文坛领袖,在文艺方面当然是十分出色的。《世说》多次记载谢安召集众子弟,谈诗论文,他自己也经常发表对文艺的看法。 谢太傅寒窗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遇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庾仲初作《扬都赋》成,……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馀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
  此外,谢安在音乐、书法方面也很有造诣。正是如此,他才为时人所膺服。
  
  二、谢安的隐居与出仕所体现的魏晋名士心态
  
  谢安隐居东山时因极具风度而成名士,出仕后又因突出的事功而倍受人瞩目,而这个从隐居到出仕的过程却十分神形毕现地展现了魏晋士人心态。而如果不是谢安出仕后仍然保持名士风范和有突出的政治能力的话,谢安就很可能因此受人鄙夷。如钟会、山涛的待遇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从隐居东山四十年看魏晋士人为全身远祸而疏远政治。以汉末至魏西晋,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参与政治的名士很少有能保全生命的。汉末的“党锢之祸”使陈藩等人丧生,曹魏时孔融、弥衡也遭曹操杀害,西晋的“八王之乱”更是使一大批名士丧生,如张华、裴頠、陆机等。在这样的政局里,士人们一方面对仕途感到彻底的失望,另一方面又惧怕生命不保而惊恐。这样的结果造成一大批士人疏远政治、淡漠政治,为全身远祸或纵酒为乐、放荡不羁,或清谈玄理、排调戏谑,或高洁自侍、隐退山林。
  在疏远政治的同时,他们感到生命易逝,人生短促。“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于是他们拼命放纵性情,一方面注重精神娱乐,另一方面拼命占有物质财富。
  谢安的隐居能得到时人如此赞许,正反映了魏晋士人的普遍心态。
  
  (二)、从谢安出仕看“东晋门阀士族”形成后士人心态的变化。到了东晋,士族在国家权力核心中的分量发生了变化,“从对皇帝的乞讨尾随式的附着,逐渐过渡到可以主宰皇权政治的门阀政治状态。”[7]到了东晋,朝庭政权的核心再不是皇帝宗室,而是已经落在几个士族巨头手中。东晋初的“王与马共天下。”权力经历庾亮、谢安、桓玄。士族大家不断地为增强家族势力而努力,当家族有了十分雄厚的经济基础,有了较大的名气,便可以在朝做官。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士人要在朝庭成为中坚人物,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家族后盾,否则便不够资格。而家族要进一步拓展势力,又必须在朝中有人。
  谢安出仕是事出有因的。隐居东山时,族中有从兄谢尚,官至尚书仆射。督四州军事、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卒后又有兄谢奕继任,奕卒后又有弟谢万继任。另一方面,谢鲲的由儒入玄解决了谢族的“门资”问题。有这样的家族背景,谢安自可高卧东山。但在他出仕前几年,发生了几件不利于家族的事件,先是尚、奕的去逝,后来谢万兵败被废为庶人,这意味着谢氏一门已“朝中无人”。而对这样的门户中衰,谢安才决定出仕,重振家业。
  防御桓温加九锡、淝水大捷意味着谢氏家族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世说》里有不少篇幅教育家族众子弟,恐怕也是出于为族培养后进、为家族利益而考虑的。谢氏家族到谢安任宰辅时已经繁荣到了极致。像这样的大族有琅邪临沂王氏、陈国阳夏谢氏、泰山南城羊氏、颖川鄢陵庾氏、陈召长平殷氏等。他们大族之间互通婚姻,煊赫当时,操纵国家大权。所以到了东晋,士人们便热衷于提高家族势力来提高自身及族人的社会地位,即便大名士谢安也不能例外。
  
  三、魏晋名士风范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以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深远影响
  
  魏晋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精神史上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魏晋风度的士人行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他以自己的独特的风貌呈现出时代文化旋律的总体精神。宁稼雨先生认为,“魏晋六朝文化则处于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过渡的阶段”,“其根本动因就在于士族文人的崛起,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从而为士大夫文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世说》作为魏晋风度的百科全书,是“名士的教科书”,其中的士人言行对后来读书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此,中国士人大致出现了三种形态:隐士、儒生、狂士。魏晋风度对后世文人的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魏晋士风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发觉与重视。汉代的士人依附于帝王文化,没有独立的文化作为。如文学,它与实用文体没有明显的界限,艺术上也没有艺术大师的出现。而魏晋士人,当他们对仕途失望后,便把目光转向生命本体,独立去思考生命自身的意义。
  这是一次精神大解放,是人的意识的觉醒。两汉经学、儒家名教礼节、迷信谶纬受到怀疑和否定。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去领会和体悟宇宙和生命的本质。他们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主张顺其自然,不要人为改变世界的本质,主张以审美、游戏的态度去体验生活,思索个人存在的价值。他们发出“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独立意识。如人物品藻讨论的是人生的本质,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神韵。看过《世说》会发现,连谋反的王敦都会被视为“可人”,桓温也成为风度极佳的名士。
  
  (二)、魏晋士风体现了崇无轻有的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史发展到了魏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儒道释三教合流,魏晋士人兼受三教的影响,但其中以受老庄道教思想最深。清谈成风,口谈玄言、不谈政治成为时尚。士人们学“三玄”《易》、《老》、《庄》,辩名析理,标榜玄虚,研究讨论事物本质。老子以无为本的宇宙观成为魏晋玄学的基础,庄子所标榜的“逍遥游”、“无所待”是他们最理想的无拘无束、自由浪漫的境界。“贵无”思想奠定了玄学的理论宗旨,也成为士人的思想基础。
  “贵无”思想深深地影响着魏晋士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在政治上追求无为,主张不应受虚伪的礼教束缚而要顺乎自然。玄学理论在经历“贵无”之后,又经历“崇有”,但最后又返归“虚无”。从中可以看出士人从为政治改革寻找出路,转向为士族文人自身寻找人生精神归宿的转变。实际上崇无轻有的本质就是道法自然、超越名教。
  
  (三)、魏晋士风体现了士人超越实用功利、审美的人生态度。“晋人的美是自然美与人格美交相辉映的美,美在神韵”。他们既把自然、人生作为审美对象来进行艺术观照,以从事艺术化、审美化的生活实践。他们完全超越了世俗的功利,不计个人得失,把达到自由状态视为最高审美境界。他们游山玩水、品评人物都是以审美为标准,他们还积极从事艺术实践,使魏晋的文学、绘画、书法有很大的发展。
  自然美(山水美)、人格美、艺术美是魏晋士人审美的三个部分,它们来源于人的心灵美,士人们与外界(“非我”)保持一种距离,去观照一切“非我”,远离世俗功利,因而极富神韵,这种神韵可以使人“忘我”,可以使人“超然于死生祸福之外”。
  魏晋士人审美性的人生实际上是一种人生解脱,是将摆脱儒家名教束缚的人生快意与“得意忘象”的人生哲理结合的产物。它主要受老庄道家思想艺术化、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宁稼雨指出“如果把儒家的人生态度比作演戏的话,那么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的人生态度则是看戏。”[9]魏晋士人与外界保持一定距离去观照世界,远离功利,但又并不离开现实人生,他们以平常、虚静之心来看待世间的一切事物。魏晋人的美是一种哲学的美。
  
  (四)、魏晋风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从魏晋开始,儒道互补的中国士人精神成为中国知识份子的人格基础。到后来出现的士人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他们具有“内儒外道”的特点,“在朝为儒,在野为道”。甚至出现了王维这样的“半隐半仕”的特例。白居易一生经历信儒、信道、信佛的过程。李白却是狂放不羁之士,明显可以看到受“任诞”的影响。到明清之际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不与朝庭合作,在世间游山玩水、寻欢作乐。《世说》并非儒道经典,但却成为几千年来读书人案头必备之书。
  今人虽不必模仿《世说》里的奇诡怪异的言行,但《世说》的影响、魏晋风度的影响已深深地扎根于知识分子心中,它所体现的理想的、审美的人生境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永远的追求。
  
  [参考文献]:
  [1][2][7] 叶朗,彭锋.宗白华选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3] 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与其前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5] 钟其鹏.六朝士人的典范——浅析《世说新语》中的谢安形象[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3)
  [6] 刘强.20世纪《世说新语》研究综述[J].文史知识,2000(4).
  [8][9] 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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