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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顾城诗中的多个“我” 作者 ：左秦 顾城逝世了多年，但对顾城诗歌的阅读、研究，却一直都在热锅里，没有冷却。顾城的诗，别致、丰富，可以找很多选题进行研究。比如顾城诗歌的内容、技法、写作视角、艺术风格、思想内涵。 在对顾城诗全集，进行多次阅读后，深感其诗的复述、多重意蕴的揭示、各种迷幻技法的使用，值得广泛、深入、交叉研究。还有就是，顾城诗歌中的“我”的突出、变化，更是值得关注。此文也是以顾城之“我”为中心、重心的。 我是肢体写作的提出者、阐释者。之所以提出肢体写作，就是因为现今的诗，多是不在场的、忽视“我”的存在。就是有“我”，我都不是处在关键位置，只是引子、切入点、视角发射器。对人本身的存在、情感、思想，却没有深入了解、书写。故而觉得，论述顾城诗歌的“我”，尤为重要。 中国是一个群体社会，人淹没在社会中。社会是一个网络，而人只是网络上的一个网眼。 “我”受到群体的牵扯、影响、交涉。在诗歌中，同样有着这个问题。诗歌，就像背负着一个巨大包袱的行人，在广场上行走。 诗歌，理应抛弃所有装饰，比如说传统、美学、理论、别人的视角； 诗歌，理应只是呈现自我，或者将自我异变，或者将自我之异变呈现出来。 顾城朦胧诗时期的诗就背负了很多杂物；而出国后的个性化诗，则完完全全扔掉了那些杂物、负担。 按照顾城自己的分期，可以将顾城的写作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然的我，以《生命幻想曲》为代表。 整体上是浪漫的、古典的、童话的、神性的。这个时期，他专注于自然的纯净、魔幻、优美、天真、完整。 整个世界是明媚的，使用的语言也是奇诡、艳丽。大量使用通感、异质混成、蒙太奇、相似联想、整体场构造。他用自己敏锐、细致甚至易碎、神经质的感知力写出了一个玻璃球一样美好易碎的世界。 第二阶段是文化的我，以《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为代表。 这个阶段的诗，最广为人知，也跟朦胧诗的整体氛围和风格最相似。用暗示、隐喻、穿插、象征批判现实和反思历史。 此时，他虽然依然以儿童的视角、以拟人的技法写作，但一个恐惧的、任性的、无奈的、抗争的“我”却横亘在他的诗中。 他在《河岸的幻影——与王伟明问答》中写到： “我习惯了农村，习惯了那个粘土做成的村子，周围是大地，像轮盘一样转动，我习惯了，我是在那里塑造成型的。” 顾城习惯了农村，农村跟自然最近，但他不可能永远都活在农村里，他终究要接触那黑沉沉的城墙。尽管他说，在他诗中，城市将会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但却不得不承认，这牧场里不是昆虫、花朵、小动物、被水打磨得发亮的鹅卵石，而是恶狠狠的人、冷漠的人、现实的人。 他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找到乌托邦。 在苦闷中，他追随着当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反思社会的变异、控诉社会的不公，抒发个人和时代的迷茫。 顾城曾说： “生命的所有自由，在一个个灵动闪耀的瞬间——如果你此刻不是，它便不是；如果你此刻是，那便就是——所以，中国说‘立地成佛’。” 在此阶段的顾城，远做不到立地成佛，甚至可以说，他到死都没有做到。他后期尽管有一个乌托邦，但乌托邦的根基却是不稳的。最终顾城的结局很惨，也能论证这一点。 第三阶段是反文化的我，以《布林》为代表。 此阶段的诗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蔓延。诗之古典主义结构趋于崩溃。诗句的断裂、崩溃、独立，越来越明显。诗写得碎片、日常，拟人的技法越用越少，更关注句子之间的碰撞。 所表达出来的反文化的我是复杂的、含糊的、没有中心的、飘忽的、游离的。 此阶段的组诗《布林》所塑造出来的布林这个形象，更像卡夫卡小说《城堡》中的K： 他进不去社会、系统，但又竭力进去。后来，即使表面上他成了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但他却依然是松动的。 在《布林》组诗的第一首《布林的出生及出国》中写到： “布林生下来时/蜘蛛正在开会/那是危险的舞会，在半空中/乐曲也不好听” 在《布林》组诗的最后一首《布林的遗嘱》中写到： “所有来交售悲哀的人/都必须/像洋白菜那么团结/都必须用唯一的方法/转一下金字塔/使它四面沾满阳光” 从起初的进不去、感觉危险、恐惧、不满，到最后说要把悲哀交售出来、要像洋白菜一样团结，并且还要四面发光，粗浅看，布林好像被同化了，但实际不是，布林依然是反动的。 顾城在后记《关于布林》中写到 “从形式讲，它很像现代童话； 从内容讲，它非常现实，不过不是我们所习惯的现实，它是拉丁美洲式的魔幻现实。总之，它展现的是人间，不是在愿望中浮动的理想天国。” 第四阶段是放弃对我的寻找，进入无我状态，以《颂歌世界》和《水银》为代表。 诗歌越来越依靠直觉、自由联想、交叉、叠合、混杂。向隐秘的内心出发。 在顾城的一个访谈中，他说： 到了后期，写诗步入了化境，任性而为、出口成章、随写随丢。 此时写诗不是为了表达什么、批判什么，纯粹是一种行动，通向词语内部、诗歌内部、心的内部。“我”已经化入到了语言、诗歌天地间。 在顾城大量的访谈、会议发言、随笔中，可以发现顾城对哲学的痴迷，尤其是痴迷于中国古典哲学，比如说易经、道德经等。他对于中国哲学的气论、天人合一，都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思索。 气论，贯穿整个中国哲学，尤其在宋明理学中，更是成了核心。万物的形成、演化，都用气论来描述。所谓清气、浊气，所谓阴阳，都是气论。形成天的气和形成人的气，是一样的，只是成分有所不同。 在《易经》中，就有这样的观点： 天之道，始万物，地之道，生万物，人之道，成万物。 老子的《道德经》里也有一句：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讲得更加清楚：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顾城的第四阶段，已经不寻找自己了，因为我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我和他者，本来就是一体的，无需寻找。 在顾城的组诗《颂歌世界》的序里，他写到： “……我用两年时间，把自己重读一遍，旧日的激情变成了物品——信仰、笔架、本能，混在一起，终于现出小小的光芒，我很奇怪地看着，我的手在树枝上移动，移过左边，拿着叶子……” 在这个序里可以发现，顾城已经不是那个有着旧日激情的顾城。它跟“物品”混在一起，他的手在树枝上拿着叶子，就像跟树长在了一起一样。 在《颂歌世界》组诗的第38首《应世》里，他写到： “我坐在写字台上/对付树叶一样降落的数码/我有假牙/中午的牛肉好吃/窗外的小汽车在叫/我没有种那棵漆树/我的一辈子完全白费” 在这首诗里，他觉得自己的写作、对抗、喜悦、创造，都感觉是白费的。这只是“应世”，并不是“自我”，并不是主动的入世。 在《颂歌世界》组诗的第7首的《内画》里，他写到： “有一个小小的瓶口/可以看看世界//鸟垂直地落进海里/可以看看蒲草的籽和玫瑰//我们从没有到达玫瑰/或者摸摸大地的发丝” 《应世》写的是“外在”，而《内画》写的是“内在”。但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没有达到物与人的融合。这只是从外到内，还并没有达到“无我”。 在《颂歌世界》组诗的最后一首《其》里，他写到： “把手放拿好/把玉拿好/梳子放好//十月/盒子小了” 盒子小了，实际上是进入“我”在一点点进入万物，“我”和万物的界限越来越小了。无我之境，已经越来越接近了，但依然没有达成。可以说，顾城的整个《颂歌世界》，都在写一种跟世界的关系，自己跟世界，还是属于两个部分，并没有融合在一起。 顾城组诗《水银》，是他第四阶段写作的一个代表作。 记得顾城有一个访谈里写到： “一个精神一旦到了一个活人身上，它一定会寻找一个形式，来跟外界衔接” 顾城的《水银》，就是他找到的跟外界衔接，甚至与外界融合的方式。 在《水银》组诗的第1首《名》里，他写到： “从炉口把水灌完/从炉口/看脸 看白天/锯开钱 敲二十下/烟//被车拉着西直门拉着奔西直门去//丫/丫/丫” 在《水银》组诗里，每一首都有着不一样的形式。有点儿像图像诗。顾城已经从起初的倾诉、对话场景转到了隐秘的对话、独白中。可以说，起初，顾城诗歌追求整体象征，整体完美、内敛，而到了《水银》时，形式上就越来越图像化了，独白、断裂、撕扯，甚至有了装置艺术和装饰艺术。大量的空白、大量断裂的句子全部揉搓在一起。诗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言说工具，而成了更加纯粹、本质的诗本身。当然，这种诗，并不容易接受，也导致读者普遍认识不到此类诗的美学价值、开拓功用。这类诗难懂，但也并不是不能懂。 接受美学的提出者伊瑟尔就提出了一种理论叫做召唤结构。即： 有些诗，需要读者想象、联想、填充、对话、再创造、再书写才能体会诗之意蕴。 顾城这首《名》，就是一首这样的诗作。至于诗之丰富内涵，就不多说，单纯说诗中的“我”：读者细心的话，会发现，此诗的“我”已经隐藏了。已经“无我”。诗人不需要那个自我的视角、观照、出发点。而且，顾城前期常用的孩子视角、拟人技法，都已经荡然无存了。 按照西川的说法可知，前期的顾城的诗是写给读者的，诗中有着人气、神气；而后期的诗是写给自己的，诗中有的是鬼气。此时的顾城，从自然中出来，也从文化和反文化中出来，深入到语言中。语言的游离态和自我的飘忽，是相对的。自我从起初的彰显到变异到困惑到最后的隐藏。 西川在一篇文章《顾城及其诗歌》里写到： “他（指顾城）并不享受别人对他的崇拜和这种崇拜的狂热，他在合影照片里面也是阴沉个脸。” 从此处就会发现顾城就像他写的那个布林，尽管后来进入了社会、系统，却并没有找到归属和自我认同。他依然希望找到乌托邦，希望自己可以融合在乌托邦中，也就是他自己认为的世界、万物、语言、“天”。顾城的天人合一的“天”，是顾城自己的“天”，但很遗憾，这不能容于世界，也没有存在及维持的因素和根基。 在《水银》组诗的第21首诗《水银》里，他写到： “他走过去/鼻子放低/整个城市都看城市//别想把他骗过去/烟掉进铁栅栏/鸡冠花呜咽地把脸挡住//同学都在桑木桶里” “一天比一天起得早 要/勤劳生活//用铁钎挖镜子挖到树顶” 从这首诗里就能看到他跟别人的冲突，还有自己对这冲突所做出的努力，但最终依然是虚幻的，这虚幻从“用铁钎挖镜子挖到树顶”就可以看到。后来顾城之所以会选择那镜子一样不切实际的生活，就是跟努力、失败、努力、失败有关。 臧棣在一个访谈《如何评价顾城是一个考验》里就写到： “（顾城）想回到很纯净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世界中去，用对那个东西的沉浸来对抗、疏离现实世界中的那种专断，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的、肮脏的东西” 顾城此时的“我”，依然是隐藏的。所谓不再追寻自我、进入无我，就是此意。并不是说他最终融入到了他所认为的那个“天”里，他只是希望，但希望没有实现。 谈完顾城的四个阶段：自然的我、文化的我、反文化的我、无我（即被隐藏的我，我并不是没有了）后，却总觉得，还并不透彻。 顾城写完《颂歌世界》和《水银》后，还写出大量诗作。从容量上看，最后还至少有五百页的诗作没讲到；从时间上看，顾城是1988年3月完成《水银》的，距离顾城逝世还有五年的时间。虽然也许后面五年也容纳在了无我中，却依然觉得，应该提出来深入地讲。 日本汉学家岛由子在文章《关于〈鬼进城〉：顾城诗的语言论》里，提到了顾城的两个访谈记录。 其一： “鬼对我来说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化身、一个旅行，人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名称，也是一种概念。人可以与鬼不保持距离的状态下写鬼诗，也就是说，完全进入鬼的状态，排除人的生气，作为鬼来写诗。” 其二： “我的生命内部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我必须把它克服掉，获得一个平静、一个平衡，以便让我做我自己的事。” 从这两访谈，其实发现，除了前面的四个阶段分类，应该还能将顾城的“我”，分成“人我”、“鬼我”。当顾城开始写《鬼进城》时，他整个我，都已经从人变成了鬼。只有脱离了人，才能真正摆脱人所固有的、必须要背负的责任、重担，才能从人类社会中抽离出来，从人话中抽离出来，才能进入他自己真正的“城”。西川说顾城有鬼气，甚至有人说顾城有精神病，这都可以印证顾城从人变鬼这个观点。 人，对鬼我的顾城来说，已经没有了实质、内容，只有名称、概念、形式。甚至对人我时的顾城来说，人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化身，就像鬼也是化身一样。人我和鬼我，起初就存在于顾城之人之诗中，只是此消彼长，人我越来越小，鬼我越来越大。至于人我和鬼我的关系，可以从顾城诗作《鬼进城》来讲。 在《鬼进城》的开篇，顾城就写到： “0点/的鬼/走路非常小心/它害怕摔跟头/变成/了人” 鬼伪装成人进了城。这城就是顾城所在的世界。顾城起初的本质就是鬼，鬼和人是相抵触的，不是鬼把人打败占临城，就是被人赶出去或者自己失落地出去。 0点的鬼，0点，是午夜十二点，当时人气最差，这也是鬼能够进城的原因。0点，实际上也暗指顾城所存在的那个社会。封锁、贫穷、自然灾害、文革，一系列事情，在顾城出生后不久发生。 在鬼进城的最后篇章《清明时节》里，顾城写了几句值得注意的诗句。 其一： “布告/鬼不变人” 其二： “无信无义/无爱无恨” 其三： “没爹 没娘/没子 没孙” 其四： “不死 不活 不疯/不傻” 其五： “鬼只在跳台上栽跟头” 这五句诗之表达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鬼不变人”就是对应《鬼进城》开篇的“0点/的鬼/走路非常小心/它害怕摔跟头/变成/了人”。 如果按照顺序，可知顾城出生之前是鬼我，但他要出生，也就是进城，就是要从鬼我变成人我。但带着鬼气的人我，在城里格格不入，他不可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此时怨愤、无奈的鬼，就开始从人我中，一点点冒出来。到了清明时节，鬼彻底从“变成人”中出来，也从城里出来。这也是顾城最终的命运。至于其人我鬼我的变化原因就是我在《清明时节》里摘出来的四个诗句所点明的。 讲完四个阶段的“我”和人我鬼我后，就必须对其诗作美学上进行再探讨一下。人诗合一，诗人自身的变化会反映在诗作中。为了方便论述，我就直接将诗分成前期的诗和后期的诗。 在前文里提到西川对顾城诗作的一个看法，即： 顾城前期的诗是写给读者的，而后期的诗是写给自己的。 写给读者，自然要顾全读者的涵养、喜好。读者，自然是指普通读者，也就是低一个层次的读者。读者所喜好的是，大多数是结构完整、天人合一、追求境界的意境诗。顾城前期写的朦胧诗，也确实有这个倾向，我在顾城的四个阶段中已经提到了。此时顾城追求的技法还是象征、暗示、蒙太奇、意识流、通感、异质混成，追求诗的陌生化、异域体验。写出的诗作就像竹帘，竹帘是精美的、朦胧的、整体的、使人隔但不会阻挡。读者通过阅读，依然能够进入到竹帘内的世界。 诗，不怕说的多，最怕说的少。这时期的顾城，依然是崇尚自然、文化的人我，所以要说人话、对人说话，要说得漂亮、深度，故而，诗多是增殖而来，诗之情志、理趣、神性，都用工笔细腻写了出来。诗之深入浅出、跳跃、以小写大、语言命名、所指发散，都有明显的表示。 写给自己，就完全是不理读者、拒绝读者，甚至写出来的是不可读文本。个人化、主观，就特别明显。此时顾城已经得意忘形、得意忘言。不追求意境而是写语言碰撞、重组出来的意味。不同于前期的增殖，此时的语言甚至枯萎了下去。 从观感上看，就会发觉顾城好像越来越没文采了、缺词了，通感、异质混成、奇思妙想，越来越少了。写出的诗作，可读性似乎少了很多。粗厉、原生态、带刺，不润滑，也没有意识流和蒙太奇带来的陌生化效果。后期顾城的诗作语言，就像公案语言。 所谓公案语言，实际上就是不言或者言不及义，诗是在意外的。所谓飞白、所谓顿悟、所谓语势，就是这个道理。顾城后期诗作断裂、不知所云，就跟禅宗记录的公案一样。至于你能领悟到哪一点，就只能看悟性了。可以说，后期顾城的无我、鬼我所写，已经“不说人话”了。诗作提供的只是一个个十字路口，需要读者自己走。 结语： 此篇文章，当然不是学术性的，也并不严谨。我写此文就是试图将顾城诗作中的“我”捋清楚。即：顾城的“我”的变化，变化的原因，还有顾城之个人变化带来的诗作之变化。 至于文章有无用处，那就留给读者朋友们来说了。 《顾城诗全集》在摄影与诗歌小店已上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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