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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社会学视角下的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的节选，原文发表于《青海社会科学》2017年第六期。 战国时期，随着列国间交往规模的日渐广泛，士人的社会流动方式也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一、战国士人的垂直阶层流动和水平流动 1、向上流动 战国时期，大批士人通过游说、从师、引荐等途径，从社会底层爬到上层，做着高官，拿着厚禄，不仅改善了生活条件，而且提高了社会地位，实现了人生价值。这样鲤鱼跃龙门式的流动，即垂直流动中的向上流动。 在规模庞大的战国士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出身贫寒，先赋地位处于劣势。这部分寒微之士能否实现向上流动，是衡量战国是否开放的重要指标。根据许倬云先生对战国时期见诸史籍的士人所作的研究，在赵国的13位宰相中，只有5位出身公子或与他国宗室有关；秦国18位宰相中，只有5位出身公子、王室亲戚或与他国宗室有关；魏国18位宰相中，有9位出身寒微；韩、齐两国宰相中，各有1位出身寒微。[1]可见，寒微之士位至卿相，已经不是稀罕事。若把士阶层比作一座金字塔，那么，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的士人，只是高居金字塔尖上的一小部分。相对来说，金字塔中间的那些一般的士人，他们社会地位的上升更能说明社会的开放程度。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例，在其兴盛时期，稷下先生的学生就达到数百千人，这些学生往往被先生们推荐到各国去做大大小小的官去了。这都说明，在战国时期，寒微之士实现向上流动是显著的事实，并且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日益显著。 需要指出，寒微之士要想实现向上流动，并非立谈可得卿相那般轻而易举。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人的先赋地位和自致地位“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共同决定着社会流动”[2]。士人自身劣势的先赋地位会对其自致地位的获得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这在史籍中有案可稽。《史记·张仪列传》载，苏秦曾直言，张仪比自己贤，但自己却先于张仪登高位，主要就是因为张仪“贫，无因以进”。“家贫”对张仪这样的杰出之士都能产生巨大的阻力，那些资质平庸的寒微之士，仕进之路就更加艰辛了！ 2、向下流动 在战国时期，士人轰轰烈烈的上升浪潮也伴随着下沉的命运，即向下流动。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免官。考核是战国时期列国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核是指中央官吏和地方首长到年终时要到国君那里去述职，由国君亲自考核，或由丞相协助考核，考核不合格，政绩不佳，则可当场没收玺印，罢免官职。[3] 其二，因犯罪而受刑。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变法取得成功，从一个落破士子，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商鞅变法侵犯了宗法贵族的利益，所以在秦孝公死后，以公子虔为首的宗法贵族立刻反扑，对商鞅进行报复，但宗法贵族还是给商鞅扣上了“欲反”即谋反的罪名，施以车裂及诛灭全家的重刑。秦国法律素以严苛而著名，按律，“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其时已经爬到秦国权力顶层的应侯范雎任用的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按律应侯当被族三族。紧接着，两年后又发生了王稽私通诸侯而被诛的事件。高敏先生据云梦秦简《大事记》中“昭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的记载，及《战国策·秦策》所说“秦王大怒，而欲兼诛范雎”，范雎应侯应是受到王稽事件的牵连而死，严格地执行了“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的法律规定。[4] 3、水平流动 战国时期，水平流动几乎也伴随士人一生。如魏公子信陵君留赵期间，平原君门下宾客认为平原君诚非待贤之人，于是“半去平原君归公子”。这些宾客从一贵族门下跳槽到另一贵族门下，社会地位丝毫没有发生改变，仍然被豢养，这种典型的水平流动，在战国是较常见的。 二、战国士人的代间流动与代内流动 战国时期，士人的主要职业就是做官，几乎不会从事商、农等行业。因此，战国士人的职业变动并不显著。鉴于此，这里对战国士人的代内流动暂不展开论述。这一时期，不仅国君之间抢夺人才的竞争异常激烈，士人之间的较量也是日益紧张，每一位士人都必须靠自身的才智，“真刀真枪”地获得自致地位，以摆脱劣势的先赋地位。但史载代际关系明晰的战国士人家庭只有零星几个，因此，父辈的教育程度、职业等对子辈教育、职业选择的影响，这里就难以展开研究。 三、战国士人向上流动的路径 以上几种流动方式中，士人最关心的是向上流动，即入仕做官。但战国时期尚未形成一种如后世察举制、科举制那样的选士制度。那么，人数庞大、流品复杂的士阶层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向上流动的呢？ 1、游说和师从 杨宽先生指出，游说和从师是士人的两个主要门径[5]。战国私学兴起，承担起培养人才、为各国输送官僚后备军的历史重担。孔子、墨子、鬼谷先生、许行、慎到、田骈、邹衍等，无不开门受徒。战国还没有形完备的教学机构和教育制度，从师就是当时的主要教育形式。美国人类学家沃纳认为，“教育是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6]。刘泽华先生指出，战国时期，学生投师门下多半是想入仕，老师也有介绍弟子入仕的职责[7]，一般情况下，老师会积极地运作，促成弟子做官，实践自己的治政思想，这在儒、墨两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据《论语·公冶长》记载，鲁国大夫孟武伯曾向孔子询问其弟子的情况。孔子坦率地说，弟子们的道德水平他未敢轻言，但要论政治才干，他们做诸侯、卿大夫的邑宰、家宰是完全能够胜任的。果如孔子所言，子路先后为鲁之季氏宰、卫之蒲大夫；子有为鲁国季氏宰，并于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帅鲁师与齐交战，获胜；公西赤曾“使于齐”，展现了自己的外交才能。从孟武伯之问，我们或可得到这样的信息：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可能会影响到诸侯对士人的取舍。 墨家弟子大部分出身社会下层，但通过投师，亦获得了入仕的机会，墨子本人也是积极地促使学生入仕做官。如墨子曾“出曹公子而于宋”。在宋为官三年后，曹公子曾直言，自己甫投师门之时，穿的是“短褐之衣”，吃的是“藜藿之羹”，完全是因为仰赖“夫子之教”，才得以“家厚”[8]，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生活状态也得到了显著的改观。 战国乃“大争之世”，七雄无不奋发踔厉。对很大一部分士人而言，战国乃“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9]。游说，不仅是战国的社会风气，也是士人博取卿相、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的重要途径之一。 儒家自孔子至荀子，无不奔波于列国之间。孟子的游说规模之大，从其弟子彭更的话中就可见一般：“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诸候，不以泰乎。”只可惜，战国之时“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儒家学说被诸侯视作“迂远而阔于事情”[10]，与列侯急功近利的愿景相抵牾，所以，尽管备受礼遇，但终究未能通过游说一途，获得实权性的官职。以游说之途博取卿相之位的，还有以辩才著称的纵横家者流。他们通过驰说诸侯，分析天下形势，为诸侯提出图存或进取的谋略，赢得诸侯的信赖，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其杰出代表苏秦，说服赵、燕、韩、魏、齐、楚“六国从亲”，致使“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张仪、甘茂、范雎、蔡泽等人，也都通过游说一途而位至卿相，实现了向上流动。 2、引荐 除从师和游说，引荐也是士人向上流动的重要补充途径。战国时期，士人的道德、学识、军政才干等都是被推荐的资本。引荐一途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种是师门弟子之间的互荐。如魏文侯当政时期，翟璜引荐了曾参弟子吴起，为魏解决了西河之忧。吴起，先师从曾子，后投师子夏，虽然中途转学兵法，但仍与儒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又引进子夏弟子李悝，他在经济上“尽地力之教”，法律上制定《法经》，使“赏必行、罪必当”，一度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再如纵横家，张仪与苏秦皆学于鬼谷，时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约从亲”，张仪于是到赵国“上谒求见苏秦”[11]。可见，张仪是想借同门之谊，搭引荐之桥。第二种情况是指先事在职官吏，借“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被推荐给诸侯。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曾投身在魏相公叔痤门下，担任“中庶子”一职。公叔痤临终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范雎为了更快地接近诸侯，也曾做过在职官僚的门客。他们二人虽未能通过这一途径达于王庭，但这种途径在战国时期却是普遍存在的一条捷径。第三种情况是开明的贵族或贤臣推荐贤士。如在秦国，据《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甘茂由张仪、樗里子引荐，才有机会面见秦惠王，“王见而说之，使将，而佐魏章略定汉中地”。再如在赵国，《史记·赵世家》中说，公仲连向赵烈侯推荐牛畜、荀欣、徐越三位贤士为官，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荀欣“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徐越“节财俭用，察度功德”。 3、诸侯公开招贤 诸侯公开招贤，也为士人提供了用武之地。国君招贤涵盖的范围广泛，四海之内，不问国别，不问出身，士人只要有真才实学，皆在招贤之列。自春秋初期齐桓公首开招贤之风，至战国时代，诸侯招贤已蔚然成风。据《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元年（前361年）向天下士人广发求贤令，明确开出了“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丰厚条件。可以想见，那些出身寒微，没有家世可以依凭的士人们，看到这一求贤令后，是多么振奋！公叔痤死后，在魏国不得志的商鞅，就是在听闻这一求贤令后，一脚踏进秦国的大门，开展变法，成为秦国甚至中国古代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还有田齐建稷下学宫，招致贤人。据《史记·燕世家》记载，燕昭王即位后“卑身厚币”，建黄金台以招贤士，一时之间，“士争趋燕”，乐毅正是在此时入燕，被拜为亚卿，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在鲁国，据《孟子》记载，鲁穆公身边也笼络了子思、曾西、公仪休、泄柳等一批贤士。 4、豢养 战国时期还滋生出不甚体面的流动途径，即豢养。战国士之流品极低者，如贩夫走卒之辈，鸡鸣狗盗之徒，任侠刺客之流，因晋身无阶，只得乞食于贵族，成为门客。在“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时代，贵族或权臣也愿意广招门客，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这些被豢养的士人，以自己的思想、智慧或一“技”之长，换取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们在经济上依赖贵族的施与，但在人身上却是自由的。其社会地位很特殊，既非官非吏，又无品无位，常被用来为“主子”们处理公关危机。与平民百姓相比，他们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生活处境也大为改观。仅战国四公子，养士总数就在万人以上。何以在战国晚期，有如此多的士人，以豢养一途，来提高社会地位呢？沈长云解释道：战国晚期，社会提供给士人发挥其所长，使其免遭贫困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这也是各类食客，包括被豢养的学士的队伍在战国晚期越来越庞大的重要原因。[12] 四公子以门客众多著称 参考文献： [1]参见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 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 高敏.云梦秦简初探[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 [5] 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陈婴婴.职业结构与流动[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7]参见刘泽华.士人与社会（先秦卷）[ 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8]［清］孙诒让撰新编诸子集成本.墨子閒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9] 史记[O].北京:中华书局，2014 [10]史记[O].北京:中华书局，2014 [11]［汉］徐幹撰.新编诸子集成续编本·中论解诂 [M].北京:中华书局 2014 [12]参见沈长云.崛起的士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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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