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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原文由詹姆斯·A·马库姆（James A. Marcum）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原标题为《托马斯·库恩的颠覆性理论》（The revolutionary ideas of Thomas Kuhn）。 由于译者能力有限，译文中不免有疏漏舛误之处，欢迎留言指出或后台交流。   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 1922—1996，美国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被誉为“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以英文写作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语）。
 作者 | 詹姆斯·A·马库姆 翻译 | 柳曦 二十世纪后半叶，托马斯·库恩对学术和知识界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研究横跨自然科学、历史、哲学、艺术甚至贸易领域。但托马斯·库恩究竟推崇什么呢？简单说来，托马斯·库恩使得“范式”及“范式转换”概念广为人知。库恩的“范式”理论是科学家们认可并应用于日常研究活动的一系列谜题、方法、猜想、标准和术语，为人们更好地理解、解释自然提供极大帮助。然而库恩的理论却在无意中对非科学领域产生了影响。比如，贾斯汀·福克斯在2014年《哈佛商业评论》撰文，质疑经济学是否处于“范式转换”的边缘。当然，库恩的理论也不乏批评者和异议者，那些持异议的学者从各个角度抨击他的理论，尤其是他对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推崇。
库恩于1922年7月18日出生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在顺利完成学业后，他于1940年被哈佛大学录取，主攻物理学，194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此后他参与了一系列战争相关的研究项目。欧洲胜利日后（即二战结束。1945年5月8日午夜，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宣告二战欧洲战场战事结束，因此5月8日被称为“欧洲胜利日”）他回到哈佛开展固态物理学研究，并在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而此前一年，库恩在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的赞助下成为哈佛大学的初级研究员，他利用这个机会从物理学转而着手研究历史学和科学哲学。1950年，库恩被任命为讲师，讲授由科南特设立的个案研究史学，然而1956年他被取消了教职，原因是校委会认为他的学术成果过于通俗，不够“专业”。
1956年，库恩接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负责建立一个历史和科学哲学项目。1961年他被提拔为正教授，但仅限于历史系。1962年，库恩撰写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科学》）作为《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的最后一部专著出版了，在这本书里，库恩开始建立范式和科学发展理论。1964年他加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科学哲学研究项目；1979年离开普林斯顿大学，进入麻省理工语言和哲学系。1991年，库恩成为荣誉退休教授；1996年7月17日逝世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在《科学》一书中，库恩着重批判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的一个广受认可的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知识的积累是渐进且连续的。
他有力地反驳道，认为牛顿力学只不过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种例外情况，这种想法即是明证。对库恩而言，这两种理论不可通约，也就是说，这两个术语和概念是完全无法兼容的。根据库恩的说法，当牛顿讨论质量时，他指的其实是和爱因斯坦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与其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科学连续演进过程中的新阶段，不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代表了一种“范式转换”，他彻底突破了牛顿的力学理论，并引进了一整套全新的标准、谜题以及术语。库恩同样驳斥了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实证原则。根据库恩的观点，科学术语和概念不是以一种客观的，不依赖于精神的纯粹语言体系发挥作用，相反，科学术语是一些与特定的理论框架相关的指涉和意义。换句话说，理论不能仅仅通过对现象的观察并进行直接表述而获得证实；理论框架的建立本身就无可避免地建立在现象观察的基础上。因此，没有任何理论能被彻底证实，无论是从逻辑上或是经验上。库恩同样驳斥了卡尔·波普尔的证伪原则。正如从直接观察的经验中得来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一个理论那般，它同样不能证伪。
没有一个理论在预测未来上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在指导科学实践的过程中，只有最适合的理论。根据库恩的历史科学发展观，（今后的）新理论不会殊途同归地指向真理，相反，它们只会从一个范式转向另一个范式，而每一个范式都是（应运而生地）指导着当代的科学实践。
在《科学》中，库恩发展出一套科学的历史哲学理论，包含了三个主要的理论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范式科学，在这个阶段多种理论范式出于对终极科学的信仰，彼此竞争，当一种共同认可的范式开始指导科学实践时，社会就开始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不幸的是，这些范式并不能和自然现象完美匹配，当出现与范式预测相悖，与客观现象不符的反常情况时，一旦这种情况持续，就会产生认识危机，从而导致第二个阶段出现。社会开始进入非常规科学状态，期望能有一种科学理论彻底解决这种反常现象。如果一种新的，具有说服力的范式解决了这个危机，那么学术界就会出现范式转移或者说科学革命，从而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一种新的常规科学的建立。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这种更迭会在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的情况下，无限循环。
库恩就科学实践阐述了一些重要观点。正如上文提及的，不可通约性大概是他最重要的理论。在科学的革命颠覆阶段，两种在内容上完全无法兼容的范式相互竞争，这也意味着，在这两种范式之间不存在共同参照或基础。之所以它们无法兼容是因为一种范式解决了另一种范式所造成的危机。所以解决危机的范式怎么可能和产生危机的范式有共同之处呢？与这个理论相关的还有一种论断，认为范式转换并不完全是理性事件：那些转变范式以解决危机的学界成员，除了凭借显见的证据外，一定是“相信”该范式能引领学界步入新的常规科学阶段。换句话说，学界成员们是通过此种“信念”发生转变的，但“信念”——正如库恩在阐释不可通约转换时所强调的那般——并非是反理性的。
库恩的批评者们从许多方面抨击他的理论。他们辩称这种范式理论太模棱两可，不足以支撑对科学实践的有力批判分析。此外，在他们看来，库恩的不可通约理论太过野心勃勃。相互竞争的范式，由于一个需要解决另一个产生的危机，因此在某些方面当然是不兼容的。尽管如此，它们之间还是会有一些“重合部分”，他们驳斥道，否则科学界的成员不可能在范式完全背离的情况下产生任何有效的沟通。最后，库恩的批评者们宣称他的观点导向了相对主义，正如他把科学真理的标准导向了一种特殊的、可变的范式，而非科学家们通过研究调查认识的那个独立于主观意识和理论之外的世界。
这种“相对主义”的指控与“非理性主义”指控密切相关，根据库恩的阐释，科学界在危机中对新范式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信念”，并非完全依靠理性。正如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声称的，假如库恩是对的，那么科学是沿着“暴民心理”而非理性道路前行。此外，由于范式规定了科学实践和结果预期，因此科学家们会无意识地遵从该范式的规定及预测。另一位批评者，卡尔·波普尔则认为，如果库恩关于科学发展的阐释是真的，那么常规科学家们就不应该为在无知沼泽架设求知桥梁，帮人们铺设通往真理的道路欢呼雀跃，他们只不过是“应用”科学家，而非“真正”的科学家。
尽管库恩在一些场合回应了他的批评言论，但他主要是在《科学》修订版的后记里进行说明的。为了回应“模棱两可”的指控，他引入了“学科基质”的概念代替“范式”。学科基质代表了多重不同要素，包括象征性概括、模型和价值观。这些要素指导着常规科学。而库恩特别指出的一个要素是“参考范本”。学界的研究人员出于教学或研究目的，将已经解决的难题作为参考范本，而每一种学科基质都有自己的一系列“参考范本”。
为了回应对不可通约性理论的批评，库恩发展出一个更纯熟精密的概念，用以区别局部不可通约性和整体不可通约性。前者指代相互竞争的范式之间存在部分实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对它们进行理性比较。而整体不可通约性存在于大多数截然不同的范式之内，类似于“哥白尼式革命”（译者注：即哥白尼的“日心说”与当时普遍流行的“地心说”是截然不同，绝对不可兼容的两种理论范式）。
库恩发现关于相对主义的指控十分微妙：他反驳道，一个范式解决了另一个范式产生的危机显然更适于指导常规科学的工作。至于范式是否是真实的或客观上正确的，都不在考虑之列。无论从主观上或客观上，常规科学家们都不具备验证科学知识真伪的平台。他们仅仅根据最符合标准的证据与论断来开展工作。
至于非理性主义的指控，库恩同意批评者们的说法，认为在对范式进行抉择时，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进行考量是必要的——但仅仅这样并不够。他认为价值观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理论概念的简洁性和自然法则的简便性对于相关人员来说总是讨喜的：一个理论简洁的范式总是更吸引人，也因此更可能被采信。个人因素、信仰和社交关系都可能导致一个科学家倾向于某个范式而非另一个。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1日)； 作者：托马斯·库恩 尽管库恩在《科学》的附录中试图反驳批评言论，但不久后他自己也产生了范式转换。1980年代，库恩改变了《科学》一书中表达的科学的历史哲学观，转而支持进化论。的确，最初在《科学》一书中，他就承认达尔文的进化论能最好地概括他的科学进化理论。他声称，正如物种形成是生物进化的目标一样，科学专业的形成也是科学进化的目标。换言之，科学进化的目标并非真理本身，而是关于自然界的更精致的阐述方式，特别是就科学专业的不断衍生而言。对库恩来说，科学进化就是科学专业的不断兴起。因此随着科学从业人员开展实践活动，一个新的专业会从旧的中间脱胎萌芽，这通常是为了解决旧专业中出现的反常现象。
库恩计划撰写《科学》续作以阐明这个“进化转向”，该书起名为《词语与世界：科学发展的进化观》。他开始以“语汇”来代替“范式”的概念。“语汇”是科学专业的一系列术语和分类阐释世界的概念的统称。因此，当科学专业进化时，它的语汇就会反映一个全新的世界，也因此，它便无法与孕育它的“母语汇”（即旧的“语汇”）通约。不同于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它们之间完全不存在相同的含义。库恩据此反驳道，不可通约的范式之间不具备共同的“语汇”。库恩还辩称道，想要以通用的学界语言进行科学转译并不能彻底解决它们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相反地，历史学家们需要亲自走进旧的科学世界，并学会多种科学语言。库恩同时也把“不可通约”的作用定义为孤立不同科学专业的“语汇”发展，以便一个新的科学专业能从“母体”中脱胎并自成体系。总而言之，随着科学专业的进化，他们的“词语”能够捕捉到更多世界所展示的秘密。
不幸的是，库恩还没完成《词语与世界》就去世了。不断引发关注的是，这本书对于现今的科学哲学是否能产生重大影响，毕竟如今的科学界相较于库恩撰写《科学》时更为多元复杂。今天的科学哲学家们不再迫切地需要一个“共识框架”，他们进入不同的哲学次级领域研究各种自然科学。然而，库恩的科学哲学进化论似乎为恢复“共识框架”提供了可能——当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共识。通常来说，理论框架是由非物理科学不断简化为物理科学得出的。物理学是科学的模型，非物理学内容则需要顺应物理学的术语和概念。但这种试图为科学领域提供“共识框架”的努力在二十世纪末宣告失败。
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进化与专业化，库恩的科学哲学进化论为勾勒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共识框架”。它通过厘清不同科学门类之间的进化关系，尤其是追溯它们的共同科学源头，解释了如今科学哲学复杂多元的状态。其目的并非迫使不同的科学门类重归单一的科学模式，例如物理学，而是希望对科学在树状发展过程中如何不断衍生出新门类进行解释。尽管我们无法完全了解库恩科学哲学进化论所产生的影响，但《科学》一书与学术体系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神圣而不容置疑的，正如最近庆祝《科学》出版五十周年一样，它对学界依然影响至深。 <作者詹姆斯·A·马库姆系贝勒大学哲学教授，著作包括2015年出版的《托马斯·库恩的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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