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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中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这是一本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方面的专著，主要是通过对于不同时期、不同科学领域内的科学共同体通过范式竞争来解释科学进步、科学革命的方式和规律。科学革命是怎样产生的？科学是怎样进步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什么?答案就是“范式”二字。文章原初的表述和翻译都不是很清晰，使得我一开始很难把握其主旨，不过好在作者库恩（Thomas Sammal Kuhn,1922-1997）有一个补写的后记更为清晰地梳理了全书的内容。在我看来，《结构》一书对于科学史的贡献是用“范式”这一概念，破除了科学史上的既有成见，建立了一种崭新的科学史观。 （1）过去人们都认为，自然科学作为对于自然世界的主要反映，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就在于它能够更为客观、全面和深入地反映世界的本质。自然世界的连续稳定性造就了自然科学的连续累积性，科学的进步就是一个科学家前赴后继、不断地添砖加瓦、知识不断累积的连续过程，它不可能像社会进步那样会发生全盘性转变的革命，不会像宗教革命那样发生格式塔心理转换性质的改宗现象，而纯然是一项客观、价值中立和持续累积的、根基稳固的千秋事业。事实上并非如此。科学其实是一项具有带有极强历史性、人文性、信仰性乃至革命性的社会事业。它需要本体论上的承诺，需要各种方法论、问题意识和世界观的支撑，当然也存在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语言、符号和术语的通约性问题，亦即不可翻译性等难题。总之，科学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连续累积过程。在作者看来，科学的进步总体上会经历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危机时期、科学革命时期，具有突现式的和常规式的两种科学进步类型。前者是范式的转变导致术语符号系统、思维方法、问题意识、世界观和本体例论承诺的根本转变；后者则是在某种稳定的范式下，科学家通过解谜而不断累积知识的持续过程。科学的革命其实就是一场从术语到方法和问题，再到世界观的范式革命！ （2）过去人们都认为，科学作为世界的一种客观反映，因此它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而且因为世界的如一性，使得科学的世界观成为一种客观的和普适的世界观。换言之，因为有了同一的世界这一研究对象，使得科学（家）的世界观成为超越时空的，是可以相互通约、翻译和累积的。可是，作者在研究科学革命时却发现，“范式的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所涉及的世界看法不同了。……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这就是说，不同的世界观使得革命前后的世界之间格格不入，有时甚至面目全非。造成这种不可通约性的原因，是由于不同范式之间本体论、方法论、问题意识和理论共识的不可通约性使然。各种范式的革命性和不可通约性，使得过去认为科学是一项不断累积的连续性事业的观点必须进行修正。范式革命意味着科学进步往往是一种整体性的批判重建，而非继承修补那么简单。 （3）过去人们都认为，科学是如实反映自然世界的一门学问，依靠的是观察、逻辑和定律，与主观性和非理性绝无关系。实际上，作者通过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一个人看到什么并对其进行解释进而形成知识，这是受到教育（前见）、偏好、环境影响的。现代哲学中“让事实直观呈现出来”的现象学，也意在说明没有一个知识是纯粹客观的。人的感觉经验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因素。而这种主观因素，对于你把一图画看成是鸭子、兔子还是线条的结果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回答世界是什么，并不那么简单。世界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它实现呈现出来的面貌永远只能是人们眼中的那个世界。在这个意义说，世界并不只有一个，而是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世界，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世界。科学的世界观永远不可能是纯然客观的世界观。因此，科学虽然不是一种主观的、非理性的事业，但是只要是人的事业就没有哪一种事业能够与主观性与非理性完全撇开关系。如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1994）所言，科学与神话、宗教、形而上学等非科学形态常常是相互渗透的。 （4）过去人们都认为，科学进步是有目的的，它会朝着终极真理和人类设定好的目标一往无前地迈进。这个目标可能是神所期望的，或者是原起于生命的进化伊始就自然设定好了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共同的目的论式的进化观，使得我们把每个科学进步都看成是达到最终目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阶段，因此科学史就变成了一部编年史。作者举例时指出，《物种起源》当初最难让人接受的部分并非是人从猿猴变化而来的观点，而是达尔文想废除目的论式的进化观。自然界就是一个大杂烩，既没有一个统治者，也没有一个终极目标，而是在一种漫无目的的状态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科学前进的道路是无法预定的，正所谓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才有了路。未来的科学之路在何方？这个问题可以预测但不可预定。科学也许只是一种漫无目的的范式竞争过程，但科学的进步不是说“范式的转变使科学家和向他们学习的人越来越接近真理”，因为并不“存在那么一种完全的、客观的、真实的对自然界的叙述”或终极真理，而是在于“由科学所解决的问题的数量和这种问题解答的精确度都将不断增长。”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何谓“范式”（paradigm）？作者对于范式的总体解释是：“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他们有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为科学家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科学传统，规定共同的发展方向，限制共同的研究范围。 它是在两个层次上使用的：“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即“团体承诺的结合”，类似于共同的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概念）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或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即“是示范性的以往成就”）”。 具体而言，它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符号概括”，一个科学共同体所使用的术语——语言符号系统。这是逻辑经验主义语言本体论的时代反映。二是共同体成员共同承诺的信念或者世界观，类似于蒯因所说的“本体论的承诺”或“形而上学的承诺”。三是特定共同体的维系纽带——共同的价值观，尤其体现在对科学一致性与反常性现象的区分与判断上。四是可供模仿的共有范例，包括共同的教科书、实验、参考文献、公理等。 相较而言，价值投资也有一个特定的共同体成员。价值投资者都钻研过同样的文献，并从中获得许多同样的教益。在价值投资这个特定的共同体中，他们交流相当充分，专业判断也相当一致。在后者，价值投资的范式衍生了其他的范式，比如，困境型投资范式、成长型投资范式或者指数型投资范式。这样的范式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追随者。同时，这样的范式也一定是开放性的，具有许多问题，以留待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去解决。 价值投资范式之所以能够获得它在一部分投资共同体中的地位，是因为它比它的竞争对手更能成功的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一批投资者认识到是最为重要的。当价值投资范式被视为理所当然时，它所面临的问题就会被认为是有解的。正如塞思·卡拉曼所指出的那样，格雷厄姆-多德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出色的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已经被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坚持使用了75年，它能够一往无前地引领我们走出困难的甚至没有标记的领地。 格雷厄姆的策略发展出了一套强有力的投资技巧，使之极具新颖性。格雷厄姆的学生们也因此大获成功。巴菲特在1984年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发表演讲时，列举的9位杰出的投资者，就是典型的代表。这说明格雷厄姆确实提供了一幅极其简单而又说服力的图景。不过，那时格雷厄姆的策略也总是伴随着困难一起突现出来，许多人并不相信价值投资的策略。这种情形就如同格雷厄姆-多德在1934年写的忠告：“就在我们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与一个广为流传的偏执做斗争，该偏执深信目前的金融崩溃将是一个永恒的状态。” 然而，任何一个投资范式确实都会出现“反常”。当出现一种范式不合常规时，反常就会出现。反常就是以似律规则性相悖，更一般地与预期相悖。通常要真正看清楚一项“反常”，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它是某种与现存秩序相悖的东西。价值投资最初范式，也就是困境型投资或烟蒂股投资曾经存在了近40年，直到巴菲特买进喜诗糖果，才与之告别。在这期间，巴菲特显然已经看到了“反常”，并且与现存秩序相悖的东西。 “反常”只在范式提供的背景下显现出来。这个“反常”就是巴菲特于1962年开始买进的伯克希尔公司。到1965年，巴菲特获得了伯克希尔公司的控制权，总共购入了价值约1400万美元的伯克希尔股票，而当时伯克希尔的市场价值约为1800万美元，账面净资产2289万美元。可以说，这是典型的价值投资最初范式，价格超级便宜，符合格雷厄姆式的投资策略。然而，在随后的岁月里，巴菲特注入了大量心血和巨额投入，不仅没带来高额回报，反而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和包袱。这就是所谓的“反常”。 与科学的范式相似，价值投资的实践既是范式变化的原因，又是范式变化的结果。而且隐藏在实践中的变化，既是建设性的，又是破坏性的。当投资实践进入一个显著的不安全期，现有的规则明显失效时，“危机”就会来临。就比如巴菲特，在他所有的努力和付出，依然抵不住传统纺织工厂的没落，苦苦挣扎了近十多年后，巴菲特不得不缩减纺织业的营运规模， 1979年关闭 Waumbec 工厂，1985年彻底关闭了伯克希尔纺织厂，所有资产的拍卖所得只有16万美元，扣除相关成本之后已经所剩无几，最后只保留了名字。至此，作为纺织厂的伯克希尔完成了历史使命。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公司花了20年，前后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机器，但所有努力都白费了，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公司损失了至少2000亿美元。 如果一个理论的变形剧增，那么正是危机的通常迹象。一个新范式只有在失败之后才会突现出来，因此新范式是对危机的一个直接回答。事实上，当巴菲特陷入伯克希尔的经营“危机”时，他已经在着手转换范式了。“危机”的意义在于，它指出更换范式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个范式就是菲利普·费雪成长型投资的范式。导致巴菲特范式转换，显然是因为价值投资最初范式存在着缺陷。这种缺陷直接诱发了脆弱性。巴菲特在1959年就拜访过费雪，但奇怪的是，后来还是在查理·芒格的帮助下，才完成了范式转换，而这竟然是在13年之后。难怪巴菲特后来会引用约翰·凯恩斯的话感叹：“困难不在于接受新思想，而在于摆脱旧思想。” 接着，价值投资就进入了第二范式的时代。巴菲特在这个范式中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在库恩的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蒯因、卡尔·波普尔等人的影子。正如很多哲学教科书中所说的那样，在蒯因等人的逻辑实用主义兴起之后，库恩着眼于科学的历史和现状，在科学中引进了科学以外的因素，如社会、科学家的心理，科学家集团的要求和心理状态等因素。库恩科学哲学的确立，标志着西方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不过，库恩这一历史主义的哲学基础究竟有多大的局限性，尚待我们仔细考察。 最后，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仅对于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誉为科学哲学的圣经，而且被广泛移植运用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在诸多社会共同体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投资领域范式给我们带来了同样的启示：随着指数型组织的不断涌现，价值投资第二范式也进入“反常”阶段。在旧范式的“崩溃”和新范式的突现之间都会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此，继续实施价值投资最初范式的投资者与开始实施价值投资第二范式的投资者将会共存很长的一段时间。而继续实施价值投资第二范式的投资者与指数型组织局部冲突已经凸显，对这种指数型组织的谜题解答显然需要第三范式的出现。库恩当初对诸种“范式”之间是建立在不可通约性的研究基础之上，但是投资领域的范式是围绕通约性展开研究还是不可通约性研究，这是主要的问题。因为在某种情况下企业的发展、社会进步也具有连续性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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