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年前的今天，一位核化学家永远离开了我们。 他是曹本熹。他和那个时代30万核工业人一起，为“两弹一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天，我们把版面留给他，以纪念他和那个激情奋斗的时代。  他创建了“清华大学化工系” 曹本熹，1915年出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38年从西南联大毕业，1943年获伦敦帝国学院化工系研究院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被聘为清华大学复校后新成立的化工系任副教授，代理系主任，后被提升为教授、系主任。在没有系馆、没有教师队伍、没有教学实验仪器设备，经费又十分有限的条件下，曹本熹很快把这个系从无到有地创建起来。到1948年底清华解放时，成立时间最短的清华大学化工系已经是全国最大、实验条件最好的。1953年，曹本熹参与筹建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北京石油学院，任筹建委员会副主任，后任教务长、副院长。该校先后为国家培养了十多万名优秀人才，为国家石油石化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被誉为“高层次石油科技人才的摇篮”。  1947年，清华化工系首次学术会议全体早期教师合影(最前为曹本熹)他在核工业工作20年，68岁去世 曹本熹与核工业结缘，始于1963年。当年根据国家《关于加强原子能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加强核工业的技术力量和领导力量，从全国抽调一批高级科学研究人员、工业技术骨干和行政领导干部参加核工业建设”的指示，曹本熹经石油部推荐，调到二机部，被国务院任命为二局（核燃料局）副局长兼化工总工程师。从1963年1月到1983年，曹本熹在核工业工作了20年。他曾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3年12月25日因患癌症去世，终年68岁。   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曹本熹从事核燃料生产的科研、设计和工程建设、技术改造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他组织了国内许多化工专家及大学、研究所参与核化工的研究。作为负责核燃料科技攻关和生产技术的领导者，作为科研、试验、生产的主心骨、强有力的指挥员，作为和各级技术人员一起摸爬滚打的贴心人，他以高度的责任感，渊博的学识，勇于赶超先进水平的创新精神和杰出的组织才能，在铀和浓缩铀的转化，氢同位素热核材料的生产和加工，辐照元件的化工后处理提取，以及放射性废物处理四个方面，为中国核燃料化工生产装置的顺利投产、及时产出国家急需的合格产品、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及核科学技术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铀转化方面，曹本熹参与解决了由四氟化铀转化为六氟化铀、由六氟化铀贫料加氢还原成四氟化铀的生产技术问题；领导了苏联原有湿法生产四氟化铀工艺的改革试验；解决了将流化床技术用于由二氧化铀制四氟化铀的技术问题。 在热核材料生产方面，在小型试验成功基础上，决策越过中间试验，直接进行大生产试验、试车和试生产，提前两年多为热核试验准备了原料，并为后续氢弹武器研制提供了高纯度原料，曹本熹作为主要完成者中的一员，获得了“氢弹突破及武器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在后处理方面，曹本熹领导改进后处理工艺，用萃取法代替了落后的沉淀法，将我国的后处理工艺流程钚和铀的回收率及产品的质量方面达到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水平，并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颁发的重大科技成果奖。 一张珍贵的照片  这张珍贵的照片，是他在生产试验现场留下的。照片上的他在生产车间，头戴工作帽，身穿白大褂，防护口罩已经摘下，刚工作完，正在休息。他两眼望着前方，像是在思考着什么，脸上露出倦意。 一个当时一起在现场工作的技术干部，后来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1970年的一天，曹本熹代表部里到工厂下达生产一种高质量材料的紧急战备任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无论是试验，还是生产，55岁的他自始至终坐镇现场，三天三夜没回招待所休息，实在困了，就在现场办公室的椅子上打一会儿盹。当时，厂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一周只能吃到1～2次肉，能吃到一点肉就是大改善。在这种条件下，经过工厂同志们的共同努力，终于摸索出一套优质的工艺流程，按期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他也和工厂的同志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流泪同意将女儿的遗体用作医学研究  1963年，曹本熹全家在北海公园 1963年初冬，本在清华大学上大四的女儿曹瑛突然病了，多日高烧后从清华校医院转进北医三院，诊断结果是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当时曹本熹正在甘肃企业执行生产任务。白文治局长以“要他回来汇报”紧急调他回京。他回来之后，只呆了一个月，安排好女儿的住院和治疗后就又走了，因为那边工作实在离不开他。 白血病的医疗费用很大，女儿住进协和医院治疗，病情缓解后又回到了家里。当时的办法就是输血，输了好几次血。而输血是要花钱的。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医疗都是自费，局里准备给曹本熹补助，他没有同意。他为了给女儿治病，花光了家里多年的积蓄，却仍无法挽救爱女的生命。在女儿住院时，协和医院医生向曹本熹提出，希望能在他女儿去世后，进行尸体解剖，以对白血病进行研究。曹本熹和夫人魏娱之商量后，流着泪同意了。 1965年7月曹瑛悄悄离开了人间。她不仅功课好，政治上要求进步，而且是校花样滑冰运动员和乐团的小提琴手。曹本熹悲恸、伤心。但他深深知道，女儿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既然已不能为祖国效力，就献出遗体来报答祖国的养育之恩吧！曹本熹悄悄地打电话请协和医院派来一辆救护车，把女儿的遗体送到协和医院，贡献给医学科学的研究。 忍受“双重”悲痛 曹本熹忍受着悲痛仍像往常一样工作着，但不幸的“文化大革命”劫难又降临了。“文革”开始后，白文治局长受到严重迫害，很少有人敢来看他。曹本熹却来到他家，一方面劝白局长不要“顶牛”，另一方面叫他放心，业务工作自己顶着，不会受损失。他不顾当时极“左”思潮给他带来的沉重政治压力，忍辱负重，深入北漠现场，用高尚的情操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沉稳地担负着核燃料新工艺投产试验的领导工作，耐心细致地检查指导生产线的每一个细节，终于赢得试车的成功，也感动了现场的工人和技术人员。 戴着“肛门套”工作 1980年以后，曹本熹的身体日益虚弱。当时他正在负责一新项目的设计试验和研究工作，仍忙着跑研究所、工厂，抓方案、设计。直到1982年下半年，爱人魏娱之发现他有便血的症状后，才陪他到宣武医院检查。医生用手一摸，没有用任何仪器检查，就确诊为直肠癌，让他立刻住院，并请他单位马上来人进行了通报。他很快被安排手术，切去直肠，右下腹开了个口子，戴上肛门套，改道排泄。曹本熹为了不影响工作，托人找到了当时国内生产的各种肛门套，并根据肛门套的缺点，请厂里帮他改进，为的就是不影响工作。 术后不到半年，1983年5月，曹本熹戴着肛门套上班了。组织上只许他工作半天，他却经常整日埋头工作，半天到机关，半天在家翻阅文献资料。还为迎接西德专家的来访，每天自学德语，到接待时，他已能用德语和西德专家交流。
同事王世盛回忆曹本熹 去世前的半年，他满负荷工作 1983年6月，国家在北京西郊召开核科学技术军转民用论证会，曹本熹坚持天天到会，抱病熬夜，亲自进行复杂计算，在会上作详细发言。他谈到，我这一代可能看不见后处理大厂的发展，但是，要做好论证，技术上要做好组织工作。 7月参加废液处理的研讨会并确定一些问题。 8月参加核燃料系统考评委员会考评工作。 9月，西德专家来京访问、讲学。曹本熹除了到宾馆接送，还亲自主持了几天的讲座以及双方的讨论交流，陪同专家到原子能院参观。德国专家评价他“像慈父般”，能被称作“慈父”，可见曹本熹的人品。他还驱车到研究设计院与该院领导一起研究解决核燃料生产中的三废处理问题，商谈设计要求，推动三废处理工作。 10月份，曹本熹仍然多次听取工作汇报，还参加了与外国再处理公司的会谈。但他在医院定期检查中，被发现癌细胞扩散到肝。爱人魏娱之说用手已经可以摸到他肚子里的肿块，疙疙瘩瘩的。他自己虽然从没有跟家人说过他的病，但身体的明显消瘦和体力不支已使他感到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老朋友来看他，他谈到“这几天病情变化很大”，他要抓紧这不多的时间，把工作再处理一下。 11月他去研究设计院商谈落实废液固化科研工作，11月25日，他主持召开了核化工学会理事会，研究制定了1984年全年工作计划。
同事蒋云清回忆曹本熹 永远的圣诞祝福 12月初，他让儿子从部里拿回贺年卡和信封，准备给那些改革开放以来建立了友好关系的外国专家们写卡片祝贺圣诞节。他的手已经开始哆嗦，写字不听使唤，但他不要爱人帮忙，用了两天时间，一笔一划写好了祝福的话语和专家们的地址，让儿子给寄了出去。 12月14日，他的体力已明显不支，说话、穿衣都有困难，但还亲自过问一项对外科技合作项目的安排情况，他一直记挂着这项工程。他在最后的日子没有留下对家人的嘱托，只是完成了他挂念的最后几项工作。临去世前，还一再强调要搞一套完整的后处理工程，保留住技术和人才，对后处理事业仍念念不忘。 圣诞节这天，在外国朋友们欢庆节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收到的贺卡是这位中国朋友最后的祝福。因为这天，这位朋友已经永远离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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