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聪 故乡是每个人魂牵梦萦的地方，作为一个“城籍农裔”的写作者，安黎也不例外，他在自己的笔端一次次重返故乡——陕西耀州。在我看来，长篇散文《石头发光的地方——回望耀州》是安黎献给耀州的一部“简明地方志”，是身处陕西西安的安黎又一次全方位打量故乡、描述故乡的精神返乡之旅。“回望”一词透露出洞穿世事后的雍容和闲散，它是一种观照现实世界的方式，安黎把个体的记忆与生命体验，全部融入耀州的地理风貌和人文风景之中。在安黎的笔下，耀州既是个体的童年经验之源，也是“华夏历史大系统”中的一个别致的样本。作为一种集个体经验与文化符码于一身的耀州，才是一个真实、迷人的耀州。 耀州如一艘船“端坐于一个瓢状的盆地里”，石川河与漆河赋予了耀州“灵性”和“韵味”。在对耀州的地理特征的呈现中，宝鉴山无疑是不可缺少的精神命脉。山和水，孕育出耀州城的基本轮廓和文化性格。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光的石头与断裂的山脊》一文中，安黎在描绘耀州的地理概况后，笔锋一转，“站在工业文明的山巅，回望农耕文明，也许一种财富占有量上的优越感，会油然而生。”安黎并非排斥现代文明，他忧虑的是现代文明进程中，工业化吞噬了沉寂上亿年的山体，这一后果需要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完全承担。如果说山和水是耀州城的骨骼，那么砖石、城墙、城壕等则是耀州城的肌理，它们一起拼凑出耀州城的“肉身”——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耀州城。 在绘制好耀州城的地理图谱后，安黎迅速将笔墨转向了耀州城的各式商铺。例如，《戏坊，骟娃的地方》聚焦戏坊，该文从“书坊戏坊，骟娃的地方”这句古语起笔，进而勾画出名角婉香、哭莲的命运沉浮。《林立的作坊和兴隆的烟馆》则绘制了一幅耀州城的商业分布地图，烟馆的历史是一段耻辱史和伤痛史。《杀坊里嚎叫的猪》为我们还原了屠宰艺术的原始和血腥，并对人们“喜欢围观杀戮”这一现象进行了颇有深度的剖析。《铁匠铺里玩命的肉身和飞溅的火星》回顾了铁器作为一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对耀州人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这种影响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式微。《瓷是器皿，亦是艺术》和《“公道杯”中蕴事理》浓墨重彩地重述了耀州瓷的烧制过程，并讴歌了耀州瓷低调内敛的素朴品格，进而分析出耀州瓷对耀州人生活和性格的重大影响。而《脚夫磨破的脚与寻花问柳的心》通过数千脚夫磨破的脚步，复原了耀州瓷集散的具体路径。应当说，正是这些千姿百态的戏坊、烟馆、杀坊、铁匠坊、瓷坊等作坊，才为我们勾勒出耀州人的生活史，那是一种饱含日常体温的俗世生活，也是中国乡村和城镇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容抹煞的生活和记忆符号。 事实上，在作为地理学符号的耀州和作为生活史符号的耀州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文化符号的耀州，那就是由孙思邈、柳公权等人物构筑的耀州品格。药王孙思邈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人的尊重，对人的悲悯，对人的怜惜，对人的透析”，这些颇具“仁德”精神的要旨深刻地影响着耀州人的处世之道。而书法家柳公权，以字立于天地间而不朽，他“追求的是素朴与骨节”。孙思邈和柳公权是耀州城著名的文化符号，是耀州人悲悯与素朴品格的重要源泉。让我尤为动容的是，在《笔墨中的“骨头”有多硬》一文中，安黎回顾了自己多次寻访柳公权兄弟墓茔的种种逸事，对艺术的理解与尊重打通了两个相距逾千年的文人的精神世界。 读完《石头发光的地方——回望耀州》一书，在作者质朴无华的语言与不动声色的叙述背后，我能体察出安黎为耀州立传的野心。耀州是安黎的“一座生命的圣城”，他满怀信心讲述了耀州城的地理特点，全景式地呈现了耀州居民的日常生活，并探究了耀州人的文化品格与性格成因。然而，耀州于安黎而言又是“一座精神的迷宫”，它存活于安黎的记忆和经验世界之中，一旦被语言描述出来，耀州作为一个流动和变化的主体难免会被某些言辞遮蔽，也就是说，安黎在某种程度上又解构了自己笔下的耀州城。不管如何，随着安黎的叙述，我们心中会萌生出一种或清晰或模糊的耀州印象，它也许只是一块砖石，一条河流，抑或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咸汤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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