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手工业是学术界高度重视的一个基本课题，但抗日战争时期的研究相对薄弱，在研究视角方面或许有进一步扩展的余地。本文尝试在工业化、现代化理念之外考察近代手工业的地位问题。通过分析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主要手工业的发展和生产特点的延续性，结合战前手工业状况，本文认为近代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基于现实约束的一种可行、有效的要素配置方式，是吸纳农闲劳动力的重要途径。
关 键 词：抗日战争/手工业/国统区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经济史，1937—1949”(批准号：10ZD&07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樊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是传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是农民的基本生存方式。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手工业的发展亦受影响，但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从产值来看，全国27种手工业产值自1914年的9.5亿元逐年增至1917年的21.6亿元，1918年和1919年各为13.8亿元和11.8亿元。①1920年中国手工业估计产值为42.6亿元，1933年为43.5亿元，1936年为100.1亿元(分别是同期近代化工业产值的4.8倍、2倍、3.5倍)，年均增长率为5.5％(低于同期近代工业化产值年均增长率7.6％)。②从对外贸易来看，1910年手工开采矿产品、手工半制品和手工制成品出口值近2.5亿元，1920年3.4亿元，1930年4.4亿元，1936年2.9亿元，在当年货物出口总值中各占41.6％、40.3％、31.8％、41.7％，分别是同期机器开采矿产品、机器半制品和机器制成品出口值的2.2倍、1.7倍、1.4倍和2.9倍。③从行业来看，1933年全国15大类行业中，除水电气制造业之外其他行业均存在相当数量的手工业，据巫宝三估计，其中10类手工业产值超过机器工业产值(在10类行业工业总产值中占60.6％—99.7％)，在39个分类行业中有5个行业手工业产值在对应工业总产值中占53.7％—70.6％，20个行业手工业产值超过75％。1933年棉纺业中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10.4％，棉织业中手工业产值占86.7％，缫丝业中手工业产值占53.7％，丝织业中手工业产值占70.6％，制糖业中手工业产值占89.1％，造纸印刷业中手工业产值占67.6％，制烟业中手工业产值占42.9％。④据汪敬虞估计，1933年棉纱产量中手工业生产占25％，棉布产量中手工业生产占81％，生丝产量中手工业生产占59％，绸产量中手工业生产占75％，糖产量中手工业生产占98％，纸产量中手工业生产占83％。⑤
对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手工业发展状况，吴承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有所涉及，⑥彭南生等学者分别对部分地区或部分行业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彭南生等探讨了抗战时期政府主导下的四川手工棉纺织业的推广运动，⑦李中庆认为战时四川手工棉纺织业出现暂时繁荣，但不具有可持续性，⑧赵国壮分析了战时后方金融业与丝业发展的关系，⑨钟长永、鲁子健、赵小平、许桂霞、邓东林、陈洪友等学者考察了战时四川和云南盐业、广西糖业、湖南和贵州烟草业的发展，⑩金志焕、覃玉荣、朱英、金普森等学者分别研究棉业统制、糖和盐专卖政策的实施和影响，(11)等等。
已有成果的研究内容各有侧重，包括政府政策、市场反应和行业状况等，其研究范围多是设定在单个行业或某一地方，本文以6种主要手工业为对象进行整体性研究，以期对战时国统区手工业发展能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棉制品、盐是满足军需民用的基础物资，生丝是重要的出口创汇物资，糖、纸和烟是日常消费品，其中糖品亦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抗战时期国统区这些物品以手工生产为主。抗战期间内迁工厂数量有限，加上日军加紧对后方经济封锁，原料和产品运销均受限制，日用品供不应求，手工业相对具有一个比较独立的发展空间，本文通过考察具有典型性又不失一般性的6种主要手工业的发展状况，总结其主要特点，进而联系战前手工业相关研究，在工业化、现代化理念之外分析手工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一、主要手工业发展状况
随着外来输入品和机制品供给的减少、军民需求的增加，在国民党统治区，棉纺织业和卷烟业有所发展；蚕丝业在抗战前期有所发展，抗战后期生丝实行统购统销，商农无利可图，川丝产量下降；抗战期间全国盐产量减少，而四川和云南年均产量略有增加；制糖业和造纸业各地发展状况不尽相同：抗战前期四川糖业和造纸业有所发展，浙江、云南和贵州等地纷纷兴办手工纸厂，福建土糖和纸产量总体减少，广西土糖产量不及战前，河南省不同土纸产量有增有减，江西土纸产量减少。
(一)棉纺织业
华东、华北产棉区沦陷后棉花紧缺，纱布价格上涨。为解决全国衣被问题，1940年农本局业务调整为增加布匹供应，加大对手工纺纱织布业扶助力度。1941年农本局进行重大改组，从事花纱布的运销调剂和推广手工纺织工作。1942年花纱布统制由经济部物资局管辖，采取“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的办法，向纱厂发放棉花并收回棉纱，向布厂发放棉纱并收回棉布。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提倡发展土纱和土布生产，据估计全后方“七七”机和手纺车所产棉纱共计可织布900万匹，而全部纱厂所产棉纱最多可织布560万匹，(12)后方新式纺纱机年产棉纱6.8万余件，木机及手纺年产棉纱达40余万件。战时四川先后动员手工织布机6万台，织布3亿匹。(13)成都和重庆是四川棉布重要产地，1937年重庆及近郊织布机户自1937年的420家增至1942年的576家，织布机自1973架增至3238架。(14)至1944年上期成都织布业均为机户性质，1944年成都年产白布和花布360万匹，是抗战前产量的10倍。(15)璧山布业因军需增加而活跃，遂宁土布因洋布供给减少而畅销。璧山机户织机多在6台左右，极少的织布厂也是联合若干小机户而成或由若干小机户扩大而成。1939年农本局在璧山设立福生璧庄，专门办理放纱收布业务，1941年军政部设立军需署被服厂，私营机户向福生璧庄或军服厂请购或请贷机纱，福生璧庄及军服厂每月供给机纱近千件，连同黑市纱和土纱，璧山每月产布7万匹左右。(16)1944年遂宁各纺织工厂与散机户产布约15万匹，连同农户所织14.5万匹，合计29.5万匹(未计与花纱布管制局交换布匹)。(17)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大后方袜子需求增加，而外地袜进川受阻，四川袜业有所发展。这一时期四川全省年产袜约120万打。(18)
安徽国民政府倡导植棉纺纱，棉纺织业以手工纺织为主，1942年纺织工厂和染织工厂数量比1939年增加5.5倍。陕西和江西兴办织布厂社和私营小织布厂，土布生产活跃。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安徽大片土地沦陷，外地棉纱和棉布无法输入。1940年安徽建设厅推行“一部纺车运动”以图实现民间“自种、自纺、自织”，并创办3家省营纺织工厂。1939年安徽省内设立纺织工厂12家、染织工厂1家，1942年各增至72家和12家。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安徽主要交通沿线多为日伪占据，交通阻隔加上全国性抵制日货活动使城市针织品难以进入乡镇，这为战争后方一些城镇的针织复制业提供了发展空间。据1940年调查，安徽全省兴办9家巾袜业小型工厂。1940年成立的安徽省企业公司也下设针织工厂，1943—1945年年产毛巾400—530打、袜子600—950打。(19)陕西为产棉区域，土布土纱产量较多，各县均为农村妇女利用闲暇纺织。抗战后外货来源减少，布匹缺乏，陕西省小型棉织厂应运而兴，1944年全省有手工工厂900余家。(20)江西省建设厅所辖江西兴业公司在赣南兴办织布厂、社，私营小织布厂也得到发展，仅赣州市织布厂从1937年的6家增至1946年的22家。1945年江西土布年产量达5160万匹，其中吉安550万匹、新余400万匹、乐平200万匹。(21)
湖北恩施、光化、谷城等地人口增加，纱布供给不足，土布需求增加。1939年湖北省建设厅成立手纺训练所推广手纺，1940年改为湖北省建设厅手纺织工厂，有手纺机30台，月产纱1000斤，宽铁机月产布300匹左右，窄木机月产布约250匹。(22)抗战前湖北光化县有纺户500户左右，战事爆发后纱布供不应求，土纺手织逐渐发达。1941年光化县棉纱产量3.2万斤、销量1.4万斤，1942年上期各为1.77万斤、0.8万斤，1941年棉布产量2.95万斤、销量1.7万斤，1942年上期各为1.94万斤、1.25万斤(23)。卢沟桥事变后工业中心沦陷，进口品输入减少，国产代用品需求增加，谷城成为鄂北各县纺织中心，年产土布约12万匹。(24)
云南、贵州和广西作为农村副业的手工织布较为突出。玉溪土布产量在云南省最高，年销10支粗纱1.6万大件，年产土布420万匹以上。河西每年销纱1400大件，年产土布约25万匹。(25)贵州地处边陲，交通梗阻，外货输入不便，民生需用多仰赖自给，包括布料。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沦陷区部分纺织工匠流亡至黔东南，加上种植美棉产量增加和湖、桂、川棉花输入，城镇和农村出现专业纺织户，纺织厂、社增多。1944年全省各县市土布产量约320.5万匹(折合3200多万米)。(26)广西土布手工业分布较广，遍及全省，其中郁林和桂林分别是南北土布业中心。郁林县年产土布约20万匹，桂林布匹年产量多于郁林。(27)
(二)蚕丝业
战前中国生丝产量平均每年近30万市担，其中苏浙、广东和四川各占50.4％、26.8％和10.6％。战时主要蚕桑区域沦陷，桑园和设备多遭毁坏，产量仅占战前约1/10，其中四川和苏浙各占64％和20％。(28)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和四川省政府采取低息贷款、增加投资、实行奖励等方式扶持蚕丝生产，1937—1940年四川生丝年产量约1200吨，其中土丝产量在780—1121吨(约占85％)。太平洋战事爆发后，同盟国对生丝需求迫切，为增加生产、统一收购，1943年政府颁布全国生丝统购统销办法，全国所产内销外销改良丝和土丝的收购运销由财政部责成贸易委员会所属的复兴商业公司统一办理。国外丝市因英美限价、国内市场因法定汇率折价所限，收购价格压低，产量减少。1941—1945年川丝年产量在1000吨左右，其中土丝在768—965吨。(29)
1941年四川乐山产绸量6万—7万匹，是战前产量的2—3倍，1942年增至10万—15万匹，南充城乡产绸量超过15万匹，1942年西充产绸量占乐山同年产量的1/10左右。(30)1944年乐山全县织机仅有1300余部，比1941年减少1/2以上，成都丝绸业机房仅剩220家，比抗战前减少1/4以上。(31)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贵州成为大后方，人口骤增，贵州省政府倡导发展丝织业，1938年全省产丝约10吨，1942年增至约70吨。(32)抗日战争时期皖南手工丝纺织业一度复苏。绩溪设开源、大仁等4家丝厂，旌德设模范织绸厂(1939年改为皖南纺织示范工厂)。1941年安徽企业公司成立，内设屯溪丝织厂，1942年产绸合计近1000匹、平均绉70余匹、丝袜160余打。(33)
(三)制盐业
战时沿海盐区大部分沦陷，国民政府将内陆各省食盐销量分配至川、滇等盐区，制定扶持和奖励办法，鼓励食盐增产以满足抗战时期军民需要。抗日战争期间全国盐产量比战前减少1/3到1/2，而四川年均盐产量比战前增加近1/4，约占全国产量的1/2，其中自贡占四川产量的1/2以上。1937年四川省各盐场产盐约707万担，1938年达840万担，1939—1941年均超过930万担，其中自流井场和贡井场产量合计从300多万担增加到500多万担。1942—1945年四川盐产量自930万担减至845万担，自贡盐产量在452万—505万担间波动，1938—1944年自贡盐年销量较为稳定，1945年比1938—1944年年均销量减少30.6％。(34)
云南井盐使用锅煎土法，1937年以前云南盐产量不超过年定额100万担。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缅甸和越南私盐减少，粤盐来源断绝，川盐移销湘、鄂，加上战区扩大，云南人口增加，云南各井场盐产量自1939年的88万担增至1940—1941年的110多万担。抗战后期因人工被征、雨季多雨导致较低井硐进水等原因，1942—1944年盐产量减少，1945年仅86万担，但普遍高于抗战前数额。(35)
(四)制糖业
1919年四川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5％，后因多种原因占比下降，但至抗日战争爆发时仍占44％，抗战期间川糖地位再次上升，约占全国产量的1/2。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封锁导致中外交通受阻，外糖输入四川困难，加上广东、福建等省的糖不能内运，川糖市场竞争对手减少，同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人口的增加提高了糖的需求总量，此外大批厂矿迁入四川，汽油缺乏故多以酒精代替作为燃料使用，糖的副产品漏水可作为酒精原料，这些因素促使四川糖业有所发展。四川沱江沿线是川糖重要产区，产量占全川的70％，蔗糖业多使用土法。
川糖产量自1935年和1936年的不足100多万市担增加到1937年和1938年的200多万市担，1939年因旱灾产量减少，1940年超过300万市担。宜昌沦陷后四川与两湖间交通受阻，1940年起粮食价格上涨，种杂粮收益高于种甘蔗收益，一般种蔗农户改种杂粮，1942年糖类实行专卖，食糖专卖机关对糖价调整迟缓，核价过低，(36)蔗糖产量下降，1941年川糖产量减至200多万市担，1942年和1943年不足200万市担。(37)
江西赣南是全国著名土糖产区之一，抗日战争期间赣南糖产量为110万担。(38)广西制糖业多采用牛拉石辘取汁、开锅煮糖的土法制糖，20世纪30年代前期糖产量约占全国同期产量的1/8，湘桂铁路建成通车后农村土糖生产有所发展，1935年和1936年超过100万担，1937—1941年在60万—100万担，占全国糖产量的1/10以上。(39)土法制糖业是云南农村的重要副业，1934—1938年迤西13县、迤南15县和迤东4县合计32县平均每年产糖3700万余斤。(40)福建著名产糖地有福安等20县，早期闽糖运销全国，后因洋糖倾销而产量减少。洋糖进口关税提高后，加上海口封锁，闽糖渐见起色，基本全为土糖。1935年和1936年福建土糖年产量在4.4万—5万吨，1937年增至6.1万吨，1938—1941年自4.6万吨减至1.3万吨。(41)
(五)造纸业
抗战前洋纸比手工纸物美价廉，四川手工纸逐渐被淘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洋纸减少，加上文化用纸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各地槽户纷纷开工或增产。四川省年纸产量约2.18万吨，夹江、梁山、铜梁和广安4县合计1.8万吨，占总产量80％以上。抗战时期夹江常年产纸6000—7000吨，年产高时约8000吨。(42)七七事变前梁山年产纸7万担，事变后跌至4.2万担，1938年后逐渐推广手工造纸，1939年产纸约9.8万担，1940年12万担。1937年铜梁白纸产量2.2万余担，草纸5万余担，纸壳约0.32万担，1938年和1939年年产白纸3万—4万担。1941年粮价上涨、人工伙食增加，而纸价并未按比例提高，梁山90％以上槽户被迫停工，当年产纸9000多担，铜梁一些纸厂相继停业。(43)
抗战初期浙东各海口如宁波、温州等埠与外地贸易尚未中断，洋纸尚可输入，当时土纸未经改良(不适用于印刷)，内外均无销路，价格大跌，纸户关闭，产量锐减。1938年下半年后洋纸进口困难，纸价高涨，社会日用纸张严重短缺，各地纷纷呼吁改良土纸。1938年浙江新登、龙游等31县手工纸产量为244万件，1939年富阳、永嘉等47县手工纸产量为967万件，产纸县县均手工纸产量和产值比1938年增加约1.5倍。(44)
福建省造纸业素来兴盛，1936—1937年全省47县槽户年产纸80多万担，1938年减至62万担。日军入侵厦门后洋纸中断，加上消费量增加，福建省内纸业逐渐复兴，1939年产纸89万担，后逐年减至1943年的1.4万担。(45)粤北南雄是广东省手工造纸区之一，据1941年统计，南雄一地年可产竹纸超过20万担。1942年烟叶价格上涨，贷款于手工造纸的游资转向烟叶，加上造纸成本大增，南雄造纸业一落千丈，1943年南雄全县手工造纸产量自1940—1942年的12万—14万担减至3万担。(46)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省造纸业仍停留在手工造纸阶段，生产麻纸、粗纸和火纸等土纸。1937年河南省麻纸产量719万捆、粗纸44万斤、火纸22万斤，1938—1940年麻纸产量跌至不足70万捆，1941—1945年更跌至15万—24万捆，1938—1945年粗纸年均产量比1937年增加92％，火纸年均产量增加36％。(47)江西历为中国手工纸产地。1934年江西全省产纸县有53个，其中44县纸业总产值495万元，1935年和1936年各增至519万元和614万元。1937年后纸张成本不断上涨，弋阳、玉山、上饶县等地许多槽厂相继倒闭，土纸产量减少，1940年江西17县手工造纸业有30余家。(48)
(六)卷烟业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平汉铁路被拆撤，河南所产熏烟叶难以外运，大多售与小规模卷烟工厂，手工卷烟厂遍布城乡。1942年河南省手摇铁机约330部，每部每小时可卷烟8000支，手工卷烟木斗约500部，每部每天可卷烟2200支，合计全年可卷烟20万余箱(每箱5万支)。(49)抗战期间沦陷区不少烟厂关闭，外烟输入困难，加上商贾和难民流入安徽、江西、广西、贵州等，家庭卷烟户和手工卷烟厂兴起。1940年安徽阜阳城手工卷烟店铺超过500家，蚌埠小卷烟厂(场)和作坊最多时达340家，亳县卷烟作坊100多家。(50)据不完全统计，1940—1945年江西景德镇、新余、抚州、吉安、赣州等地开办手工卷烟厂400余家。(51)1938—1944年间桂林新建烟厂41家，全市烟厂达66家，20世纪40年代梧州手工卷烟厂近30家。(52)1941—1944年贵州手工卷烟厂社自17家增至45家，多集中在贵阳。(53)20世纪40年代昆明手工烟厂约15家，玉溪县手工卷烟较为突出，仅玉溪州城手工卷烟作坊就超过10家，(54)鹤庆县有纸烟制造所300余家。(55)
1940年浙江省准许商民集资雇员设厂和组织手工卷烟厂社，各地纷纷开设以地产晒烟作主要原料的小型烟厂。1940年后温州卷烟厂户多达七八十家，1942年衢县城乡约有15家卷烟厂社，1944年江山手工卷烟厂社约有20家，常山县也有手工卷烟厂近20家，1942—1945年丽水城区成立5家卷烟厂社，龙泉县有不少难民生产自救的临时手工卷烟厂，缙云县先后有手工卷烟户65家，绍兴嵊县城乡相继开设手工卷烟社120余家。(56)20世纪20年代广东出现手工卷烟作坊，价格低廉有一定销路。抗战期间外来卷烟短缺，广东各地纷纷兴起私人卷烟作坊和店铺。1930—1945年间广东土制卷烟最高年产量达10万箱(5万支装)。(57)1937年福建漳州和龙岩等地若干县市、1939年闽东霞浦和古田等县相继发展手工卷烟业，20世纪40年代手工卷烟厂、坊遍及福建全省各地。(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