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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也是著名作家、学者、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有《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望春风》等，其作品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并且翻译成近20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近日，格非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作《月落荒寺》，并接受全媒体采访。 格非 原来是读川端康成的，读完后觉得自己陷在里面了。后来有一天突然读到卡夫卡，被拯救了 问：你早期的作品是比较先锋的，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获得了应有的声誉。近些年为什么会慢慢回到现实主义的写作当中来呢？ 格非：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我觉得，不光是我，我们那一代作家几乎都有相同的经历。有一些作家是从现实主义慢慢过渡到现代主义，我们的路径是完全相反，一开始就被现代主义迷住了。现代主义在中国流行的时代正好是我们二十出头，在大学里读本科那个阶段，西方的现代主义作品开始大量被翻译到中国来，所以，我们都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去阅读。我记得余华说，他是怎么被卡夫卡拯救的。原来是读川端康成，后来他觉得读完自己陷在川端康成里面，后来突然有一天读到卡夫卡，被拯救了。这样说对川端康成不公平，川端康成也是特别好的作家。但我特别理解余华的心情。那时候对于新方法、对于新的描述世界的手段，大家都极其敏感和好奇，我们也不例外。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个时候文学不要说现代主义，整个你的读者都已经换过一茬人了。原来支持先锋创作的那个风气，那样一种时代氛围突然就消失了。伴随着现代主义探索的终结，这个当中非常多的人，包括余华和苏童等等很多人都已经转向，转向一个新的写作的方式。 我记得没有怎么转的就是北村、孙甘露，还有我，我们几个都反应比较迟钝，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放掉吗？但是事实证明，不放是不行的。我还是挣扎写了一些作品，明显感觉到原来支持的动力不存在了，你写作的时候不可能获得过去那种巨大的信心。没有这种信心写作是不可能成立的。 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几乎就放弃了写作，差不多停了10-14年。十多年的时间，一个字都没写，没有任何文学创作。我就读了个博士，开始大量读书，生活过得很悠闲，就那么过来了。 先锋作家们中华史的底子太薄，如果不从当时开始重新认真阅读中国的经典，这些人走不远 问：十多年不写作，一位先锋作家的阅读有什么特点？ 格非：我告诉大家，我读的主要是古典的作品。我已经故去的老友，胡河清先生在去世之前大概几个月，我去看他。当时我不知道他会去世，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忠告。他说，你们这些人，他举了好多人，包括余华、苏童等等，他的意思是你能听我一句劝，他说你们这些人整个中华史的底子太薄，如果你们不从现在开始，重新认真阅读中国的经典，你们这些人走不远。胡河清当年坐在他家里跟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极其严厉，对我的刺激也非常大。所以我差不多从30出头是重新回到中国古典，从《左传》开始一部部读下来。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写《人面桃花》这个时间，我读了大量的经典作品，也读了很多方志，我们家乡一带的方志。非常大的冲动就是我很想了解我们镇江也好，扬州也好，江南江北，一直到南京，这块地方的历史是怎么回事。这个当中最好的读物就是地方志，通过地方志可以更清晰了解这个时代的变化。 问：重新开始写作是因为一个什么契机？ 格非：2002—2003年的时候，差不多我到清华工作以后，也没有很强烈的愿望去写作。但是有一天，法国方面邀请我到法国和意大利交界的边境上有一个地方，让我在那里面住上6个月。那是一个修道院，修道院里面只有我跟修道院的院长两个人，还有一个女秘书。当中偶尔还有一些比利时作家法国作家会来，来的时候当然就搞PARTY。我的英文也不太行，每天晚上我见这些作家们就像见到亲人一般，每天晚上9点钟约好在楼下的厨房用英文开始聊天。他们问我无数的中国问题，我也问了他们很多俄国问题、英国问题。法国问题。那个当中我的英语在飞速的进步，当然回来后又不行了。 那段时间非常寂寞，又是待在山里面，离最近的城市尼斯坐火车还要两小时。后来我发现我会不会失去语言功能，感觉很恐怖，没有办法说话。突然有一天我觉得可以写作了！所以在那个时间开始，我重新思考，开始写《人面桃花》。《人面桃花》的开头在法国，后来6个月没呆完，我不到两个月就回到了北京，觉得不是人呆的地方，虽然我喜欢寂寞，但是过于寂寞，没有一个朋友，还是不能忍受的。之后很快被派到韩国，在韩国把《人面桃花》写完。 格非 现在让我写乡村作品可以一直写，有无穷的话要说。但是这样不行，我们必须适应新的时代 问：从先锋文学到现实主义写作，阅读也有一个转型的轨迹。 格非：这个转型的问题我觉得特别重要，我直到最近才慢慢发现了这个轨迹。这个轨迹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我读作品的兴趣开始慢慢往前移，原来现代主义没错，后来在现代主义周边，然后从现代主义周边慢慢过渡到了比如现实主义作品，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比如说从原来当年最喜欢读的福楼拜，回到巴尔扎克，回到拉伯雷，从拉伯雷开始往前到唐吉诃德，再往前可能到中世纪了，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荷马史诗，会读奥德赛、伊利亚特等等的作品。西方作品我是慢慢往前走的，重新回到奥德赛以后，开始对西方文化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个时候我开始为了更清楚的了解西方文化史的演变，读了一部分哲学著作。 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读黑格尔的著作，我们当然也能读懂，康德的著作，艾略特的诗，我们也能读懂，但是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那么心领神会。比如今天你读艾略特《四个四重奏》可能会觉得他写的就是今天的事情。又比如当年他们很多人说德国古典哲学翻译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在语言方面，而是在背后的现实推动上。上世纪80年代，我们并没有感觉到那个现实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到今天我们才慢慢慢慢感觉到。艾略特的《荒原》，我以这个来说明，我们今天任何一个读者看都不觉得里面的内容我们感到陌生。可是你放到30年前，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虽然你每句话都会读以及都能翻译。这个当中有一个时代的代差在里面，有一个时间差在里面。你把这个东西放到一个文化史的脉络里面，同时放到中国文化史的脉络里面去，这样的话，比较有助于我们看清一些东西。 问：经历转型之后，很多作家就不写了，他们做生意去了，或者做电影做电视剧去了。但你最终还是拿起了笔，甚至写起了乡村，这个让人惊讶。 格非：我觉得我是比较保守的人，对转型焦虑可以有一个新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把我们这个社会时间段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时间段里面加以考虑。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抵消你的焦虑。 在这个过程里，我也慢慢思考一些问题，写作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自己觉得，我也可以不直接地去描写现实，比如我江南三部曲，三部曲当中其实有一些东西并不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作品，包括《望春风》。我有一个意图，这个意图就是说可能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关。我觉得，中国现在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一个乡村向城市巨大的转变，这个不光是地理上的或者我们说的文化上的，甚至是在所有的方面，就是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我就在写完《望春风》以后给自己下了一个规矩，自己下了一个决心，这个决心就是坚决不再写乡村题材的作品。因为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太迷人了，我们这个年龄，50多岁，特别喜欢怀旧，一旦怀旧起来，埋头在一个稿子里就拔不出来。现在让我写乡村作品可以一直写，有无穷的话要说。但是这样不行，我们必须适应新的时代。所以开始考虑中国的一个庞大的地理的问题，新作《月落荒寺》写了北京。当然这不表示我下一个作品也写北京。 楚天都市报记者 刘我风 通讯员 李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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